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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阵子，我辞职做了一段自由职业者。那段时间，我做了不少好玩的事。下面要讲的足其中的两件。我的头一个活是给一个叫兰得的美国老头做同声翻译，但最后怎么电没有想到竟扮演起私人侦探的角色。兰得要给一个住在江西省某县城的中国女孩打电话，他们是通过一个国际鹊桥社得到对方地址的，互相通信了两个月。虽然只有三封信，但这位芳龄28岁的中国女子已宣称爱上了这位美国老先生。她的热烈使得兰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她在信上说，我就是她梦寐以求的人。她愿意为我洗衣服，做中国饭，陪我看夕阳和朝霞，愿永生陪我。可我们只认识了很短的时间。我真的没有想到东方女子实际是这么热烈。我很高兴，很想跟她谈一谈。”兰得先生动情地对我说。
       我替老头拨通了电话并告知对方我是从美国打来的，然后老头说一句，我翻一句。
       “你好，亲爱的，我是兰得。”老头说英文，我说中文。
       “你好，我是李瑛。”对方说中文，我说英文。
       “我感谢你对我的好感。但是我很想知道你对我年龄的看法。”老头直截了当切入正题。
       “我知道你比我大30岁，仪你的照片和声音都很年轻，不像实际那么老，我可以接受。兰得，亲爱的，你说9月来看我，可是现在才5月。我真的想早点见到你，我最近做梦经常梦见你。要不然，我先到美国去看你吧。”
       “我很愿意你来。”
       “那你要给我出一切费用，并给我办好旅游签证！”
       “没有问题，你需要多少钱?”
       “让我想一想。”李瑛说完这句话，便冲我道：“哥们儿，咱们都是中国人，你可得帮我。这老头要是有钱，我就多要点，要是没钱，我就少要点。”
       说到这，我大概已经知道这个李瑛是个什么人了，但出于职业道德，我还是对她礼貌地缆：“你看着说吧！”
       “那就让他给我先寄一万吧，不够再说。”
       “你要的是一万人民币还是一万美金?”
       “当然是美金了。”
       老头听了一万美金的数字，表情仍然十分镇定。
       “可以考虑。但我想知道你要怎么花钱。”
       “我想先去趟香港，从那里去美国。香港被誉为东方之珠，是一个购物天堂，我希望你出钱，我自己在那挑一个订婚的钻石戒指，不能小于一克拉。你要知道，中国人是很注重体面的。”
       老头听到订婚戒指时有些迟疑，说：“我很愿意送给你礼物，可是我还没有向你求婚呢。我们现在只是互相了解阶段，这样送你戒指是否合适呢?”
       李瑛听了以后，说道：“在中国，男人为女人花钱是对女方家长的尊重；我要是去美国找你，你却没有物质上的表示，这在小国算是一种对女方家长的侮辱。”
       我把这谎言翻译成英文后，自己开始觉得丢脸。
       老头表示他一定会送给李瑛一份厚礼，但不一定是钻石戒指。李瑛再三叮嘱老头打完电话后，立即汇钱过来，并向他要了对方付款的电话号码，两人在一阵亲热的对白中告别。我一边翻泽，一边觉得这个美国老人兰得实在有些傻，明明人家要敲诈，他怎么还乐颠颠地一个劲yes呢?
       电话打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可是一种良知的驱使，让我不得不想跟这个兰得说点什么。
       “你觉得李瑛怎么样?”我一边在老头给我的支票上签字，一边问。“听起来像个骗子!”老人的话让我吃了一惊。
       “如果她是个骗子，你还给她寄一万美金吗?”
       “你开玩笑吗，安妮，我会给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寄钱?而且是一万美金?我今年六十多岁了，做了几十年的国际贸易。我难道白活了吗?”“你不是答应了来了吗?”
       “说Yes又使我损失点什么呢?我不答应她，能套出她真实的想法吗?”
       老头拿给我李瑛给他写过的三封信，提出一个疑点：“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他说，“是一个叫陈瑛的女子写的。她说她结婚了，但有一个美丽的朋友叫李瑛，是单身，可以介绍给我。一个半月后李瑛就写信给我。”
       我把三封信一比较，自称陈瑛的人和后来的李瑛字迹非常相像。莫非她们是同一个人?老头冲我点头，可是美国的逻辑是没有证据不可以随便怀疑人的。老头说：“我想我不会再和李瑛联系了，但希望你能帮我查清一个事实，她是否已结婚，只是好玩而已。”
       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查到了真相。我先是把陈瑛和李瑛的信件找到专家鉴定，结果证明是出自一人之手。然后，我又把她寄给兰得的玉照和我在斯坦福看到的过期中国电影杂志对照了一遍。结果发现这张照片上的人是一个叫翁美玲的香港演员，而非李瑛本人。
       后来。我又估摸了一个时间，给李瑛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正如我所预期的，是一个年轻男子接的。“你爱人李瑛在吗?”我用很地方的话问道。
       “她去邮局往美国发信去了。你要留话儿吗?”我说不用了。我最终没有把我的发现告知主得，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接的第二个活儿，是中国文化咨询业务。第一个来找我的是个百万富翁的犹太商。
       这个叫做布来那的人和我见面时，是在旧金山一间出名的日本餐馆。
       他开了一辆德国宝马750，着一身马球衫，戴副金丝边的眼镜，一副标准的雅疮模样。
       在一杯日本Sake落肚后，布来那开始简单地介绍自己：“我今午40岁，已经退休3年了。我很顺。毕业后就到了美国富达投资公司工作，主管太平洋证券。后来，做到了副总裁的位子上。我又和我的一个普林斯顿学物理的小学同学合开了一个高风险的投资公司。感谢上帝，从80年代到现在，股市一直是牛市，我的投资翻了一千倍。我到37岁时，发现自己不用再上班了。”
       “我现在有钱，有的是时间，我还年轻。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有时去健身房，有时去图书馆，有时替邻居接送小孩。我不知是否应该一年去5次欧洲，做3次环世界游……”头一天布来那的问题是关于Yes和No的。有一次他去一个中国人家参加party。主人刚买了新房，他说：“你的房子很漂亮。”结果主人却一个劲No，No，No。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明白，这是工人在玩谦虚，其实心里美着呢。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他说，“既然觉得房子不好，为什么要买呢?”
       剩下的几个小时，我开始解释No实际上是Yes，Yes有时是No的意思。我搬出《老子》里软即硬，有形即无形的道理来做比喻。可是布来那完全是个西方理性思维的工程师。他反复强调一就是一，二就是二。Yes就是Yes，No就是No。我只好用西方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并告诉他，面对别人的赞美，中国人的回答大多是否定式，这是中国人谦虚的表现。
       布来那明白后，高高兴兴付了钱，临走时说：“明天我请你在蒙特利吃生鱼吧。”我谢了他，表示自己还有其他事情便推掉了。
       
       哪知这哥们儿第二天气急败坏地打来电话：“说好的一点钟吃饭，你怎么两点还没来?我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让人这么涮过！”他开始跟我用老板式的语气说话。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什么时候答应和你一块儿吃饭了呢?我不足跟你说No了吗?”
       “你不是说，在中国，No有时就是Yes的意思吗?我以为你故意说No，想考一考我。我真是自作聪明，以为自己能活学活用呢。”
       这哥们儿还是位副总裁，怎么这么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布来那仍然提出一大堆的小儿科问题来问我。比如，“中国人经常问我吃了没有，目的是不是要请我吃饭？中国人是不是特别爱哦?”虽然我的银行在不断进账，但我对这种肤浅的问题越来越反感。
       最后，我很直接地对布来那说：“我觉得你的问题挺无知。我不知道你在明白了这些事情之后，又能怎样?如果你真想去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的话，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书，或者去那里看看呢?”
       我的直接让布来那有些下不来台，也许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吧。他的脸有些红了。
       “其实，其实，我是想了解你，认识你。我对你的思维方式感兴趣。要知道，我们是这么的不同，我的文化全部是理性和线性的，西方人、男人、理工出身、金融职业、两点一线、生活平静和单调、没有故事。你呢，东方人、女人、文科生、作家、东西方跑、生活变幻无穷、充满故事。我想知道你是怎样想和怎样生活的。每天我绞尽脑汁问些傻问题，我就是想知道，在最简单的逻辑下，我们为什么想的不同。这些日子以来，终于发现了我的问题。我从小学考试就知道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而这也形成了我思维方式的僵硬。我很着迷于你的思维方式，你比我高明得多。”布来那一点一滴道出了他来我的咨询公司的真正目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竟把我当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两天后，布来那决定飞往中国。他打来电话说：“安妮，你说得对，我应该去中国看一看。”
       布来那飞往中国的前一天，我们一起聊天。我们第一次谈起了金融股票共同基金，他在此方面的老到和成熟让我十分敬佩。后来他在为我解释一道GRE的逻辑题时，再次表现出他理性思维的发达。他一看题即说出答案的本领让我艳羡。
       “到中国有什么打算吗?”我问他。
       “我可以住在五星级的饭店里看电视，打电话，告诉世界各地的朋友，我在中国。”
       我听了以后立即明白，他对中国文化永远不会真正了解。尽管他尽力了。
       “对了，如果我在中国碰到一个想出国的人，只要他愿意，我会资助他出国，也许能培养成像你一样的双文化人。”布来那又加了一句。
       “祝你走运。”我和他握手告别。
       “安妮，你不是中国人吗?我在夸奖你优秀，而你竟然接受了！”
       我只好认输，和他在阳光下相视对笑。
       (刘丽摘自《年轻人》200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