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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与同乡麦天枢先生在天安门广场溜达，共同怀念起故乡，他说了件自己少年时的事，让我至今不忘。
       父亲病了，亲戚拿二斤白糖来探望。父亲说这么好的东西过端午再吃，母亲就把糖装进一个黑罐子，一根粗麻绳拴着挂在屋梁上，辍学在家的天枢，便从此有了些寄托。
       一日；家里大人不在，天枢把弟妹哄出去玩，自己留在屋里。血热了起来，那罐里的东西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滋味，叫做“甜”。要是那白色晶体爬在舌尖上，咕噜一转，那神奇的滋味就会在整个口腔里激荡开来，化成温柔的流体。
       狂喜之后，他在凳子上垫了三块砖，爬了上去。当他的指尖触摸到那神物之时，他的心缩了一下，只拈了一小撮，舔了。
       他扔了砖头，把凳子搬走，发誓不再吃了。可是那凳子和砖头又来了，这下他抓了一满把，满满塞了一嘴。在嚼咽的时候，他目光怔怔地盯着某处，甜出了泪水。
       一个多月后，他的小手蘸完了最后一粒糖。端午了，罐子从屋梁上下来了，他等着挨顿饱打。母亲只是抱着空罐子哭着，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
       母亲的哭声震得他无处藏身。他发誓要让母亲天天有白糖吃。后来他成了牧羊人，当了兵，上了大学，成了记者，又是个深邃的学者。你要正碰上他回故乡，问他，你包里提的啥?他一定会腼腆地笑笑，啊，没啥，是些白糖。
       而他自己，从那以后，很少再吃白糖。
        (李肆摘自《西域的忧伤》，中国电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