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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了19年母亲之后，我第一次如此深深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绝望和恐怖，我忽然问自己：“一个母亲需要怎样的坚强?”
       我喜欢陶醉在外国电影深深的情感世界里，为一个个被拯救的孩子、老人，还有那些孤独的、有病的、受屈辱的、找寻正义的、追求爱情的人们而感动。这常常是我周日主要的休息方式。与屏幕中的人们在情感上交流、讨论、切磋、互补，我感到很充实。
       可是连着两个周日了，我都无法放松，我的心七上八下。远在美国的女儿两周前开始大病，医生们说，从没见过这样持久高烧合并腹泻的感染，他们都感到害怕。
       女儿在万里之遥的美国中部的一所孤独的大房子里，被40摄氏度的高烧纠缠了整整12天!我除了给她打电话，什么也帮不了她。她厌恶了所有想“帮助”她的人们的“开导”，因为她根本不可能“蔑视”那邪恶的病毒和病菌，她时时刻刻被它们折磨着，全身疼痛，头疼欲裂，吃不了东西，只吃药——各种各样的中药两药。她说连去倒杯水的力气也快没有了。她能挺过去吗?
       女儿渴望去美国读书，高二那年是我帮她下的决心，现在读大一。
       两年来，我们共同克服了不少困难，但没有想到这个选择将面对的生与死的考验是如此残酷。“坚强、忍耐、勇敢、乐观、自信……”这些美好的词汇忽然离我们那么遥远。重病刚刚袭来的时候，我们都还在E－mail里互相使用着这些词汇，但是仅仅到了第二天，她就连走到书房去打开电脑的力气也没有了。她躺在硕大的床上，摸到了床头的电话。
       女儿到美国两年，我们彼此默默地遵守着一个从没说起过的规则——不打电话(那样很费钱)，每天发电子邮件。现在，她用微弱得几乎说不出声来的力气对我说：“妈妈，我一直在发烧，41摄氏度了，头疼死了。我拉稀拉了很多次，数不清了，是水一样的……”我告诉她吃哪些药，大量喝水……“别怕，很快会好的。”
       生病头一天她仍去上了课，课没上完就晕倒了，被老师开车送回家。她跟老师说，星期三下午有她的“关于水资源问题”的演讲，她无论如何也要去，这对她很重要。她已经为这次演讲准备了一个星期。
       但是她不得不彻底放弃了。星期三，是她病倒的第3天，她面对的不是听她演讲的老师和同学，而是凶狠歹毒的病魔。这让她非常伤心和失望。
       美国的医生和中国的(我们熟悉的看病方式和治疗疾病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也可能有语言表达上的误会，也可能还有什么解释不清楚的原因，从医院看病回来，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使她不得不停服美国药，只能拖着重病的身体独自躺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在恐怖和担忧中度过漫长的日日夜夜。小狗“妞妞”冲着她可怜巴巴地叫着，它连续几天都没出去散步了。每天晚上8点，原来是“妞妞”最快乐的时光，现在它只能垂头丧气地卧在床边。
       本来，女儿有一个很好的“美国妈妈”陪伴的，但是这位“妈妈”这会儿正守候在万里之外一间医院的手术室门外，外科医生正在她父亲——一位77岁老人的心脏上搭5座“桥”。她是老人惟一的女儿。术后5天，老人都还没有脱离危险。
       所有的麻烦都集中在了一个时刻。
       每天我含着满眶眼泪听着女儿的电话，不敢让泪水落下来，怕带哭腔的声音摧毁了孩子最后的信心。女儿坚持不给大学的老师、朋友们打电话，说是上在美国和中国不一样，通常不能请假，每个人的事情都盯得很紧。
       一个在女儿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美国朋友下班后去看她，送去一碗番茄汤。
       吃下去却爆发了更剧烈的腹泻。所有的人都沉不住气了——谁也没见过这样持久不退的高烧、用特大剂量都攻克不下来的水样腹泻、严重脱水、一整天仅有一次尿、说话困难……
       我豁出去了——操起电话告急。被一连串越洋电话联络起来的人们，把奄奄一息的女孩送到医院，紧急输液。
       当我放下从美国医院打来的电话时，并没有“松了一口气”。相反，我开始害怕，怀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坚强，还能承受多么大的压力。我永远记得，女儿生病第8天清早5点多，电话突然激烈地响起来，当我听到一声：“妈妈，我怎么还不好啊?”就再也忍不住，泪水倾泻而出。我们母女俩第一次在相隔万里的电话中泣不成声。我们彼此都不再“虚伪”，我们都想把真实的自己告诉对方，我们不能不承认，互相都很需要帮助。
       现在危险过去了。我们算是挺过来了吗?
       后来，一个在赞埃特威尔开餐馆的朋友的朋友，中国人，把仍在发烧和腹泻的女儿带到了他们温暖的人家庭里。
       那些天一直有朋友劝我去美国：“她现在最需要你——别人不可替代的母亲的慰藉和关怀。”有的朋友说借钱给我买机票，帮我办签证。也有说我不应该去的：“既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就要随时准备承担它要你承担的风险。”“这是去美国可不是去上海。你能挣多少钱?想去就去?开玩笑!”
       我一向以自己是尽职尽责的母亲而自豪，现在却陷入深深的犹疑之中。
       我刚出差回来，有一大堆稿子要写，很多工作已经不能再拖延，半个月后还有一次远差，要提前安顿手边的工作。那一万多块钱的机票也是一个巨人的障碍。我没有什么技能和本事，只能写点稿子。可是我坐在电脑前却心乱如麻，理不清思绪。我竭力让理智控制自己，哪怕是短暂的几个小时。终于如期交出稿子。
       我幻想着闭上眼睛熬时光，睁开眼睛便是一片光明。
       女儿大病十多天，与外界惟一的沟通就是电话。中国和美国的电话公司因此收入真不少。那天从医院回来她说：“妈妈，别浪费钱了。”想想又说：“你自己骑车当心，别走神儿。照顾好自己。”
       我并非不愿意承认自己也是一个脆弱的女人。因为我深爱女儿才如此脆弱。这并没什么羞耻。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克服这些不能帮助自己也不能帮助女儿的脆弱。我很想坚强却调整不好。我感到欠下很多朋友的情，欠下很多责任和义务，而我现在却筋疲力尽。
       我擦去满脸泪水，从镜子里看到一张极度憔悴衰老的脸。我惊呆了。这难道是女儿在期待的妈妈吗?她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了吗？
       我不够坚强吗?我作出了很多母亲不肯作的选择——支持孩子到大洋彼岸读高中、大学。
       女儿不够坚强吗？她在美国多次“战胜”了困难和意外，独自处理了生活中很多难题；她学习成绩全A；她热情助人，深得老师和同学喜爱；她结识了很多来自各国的朋友；她的短文一篇篇发表在报上；她托福考得不很好，但她快乐、反好、健谈，幸运地赢得签证官的青睐；她破例领到了发给外国大一学生的奖学金；她送别妈妈时假装轻松的样子，为子不让妈女儿担心。
       我出差美国时曾去看她。后来她在E-mail中写道：“刚送走妈妈，心里真的很难过。最后和她拥抱送她登机时，眼泪真是快要忍不住了，但还是要装成没有事儿的样子好高高兴兴地送妈妈上飞机。狠下心，一转身、就再也约束不住那不争气的眼泪了。但是，我不希望伤心的样子被别人看到，即使是陌路，便很快地用手抹干了脸上的泪水。
       “回到家，一个到处还能‘看到’有妈妈影子的地方，一个静静的无人的地方，一个可以让人痛快地哭的地方，我哭了。这是我来美国5个月后的第一次哭，让我快承受不住了。回想到今年1月10日在首都机场临走时的泪水多半还是为小男朋友流的，就觉得自己好逗。可能是妈妈对我的爱永远会是天长地久的，而小男朋友的爱却是‘来之不易’的。殊不知达两种爱对于我现在来说，谁轻谁最?为了摆脱这种难过的心情，选了一部笑片来看。片子真的很好笑，很好看，让我很快就忘记了烦恼，沉浸在一片忍俊不禁的笑声中。一个半小时就这样过去了，片了看完了，大大的房间里又只有我这一个活的东西了。”
       后来我们恢复了中断半个多月的E-mail。女儿写道：“我想我基本好了，只是还不能站太长时间，膝盖使不上劲。以后又可以天天通邮件了，高兴吗？你的心也可以踏实下米，重新回到办公桌前努力工作。你也可以骄傲地告诉你的朋友们，这一仗打得虽我很辛苦，但我们终于打赢了。我们是胜利者!我爱你，好妈妈。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女儿“在自己的人生里程中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应当欣慰。19年来，我曾相信自已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和没有目标。但是那些天我有些动摇了。每当大哭一场之后，我打开电脑，哗啦哗啦写啊写……我奇怪，自己怎么刚刚注意到达电脑竟是一个多么可爱的知知心朋友!
       现在我找到了答案：一个母亲的坚强就如同她自身蕴藏的爱一样，有着取之不尽的力量。
       (徐坤、周军宇摘自2000年8月31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