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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可能不面临种种抉择，只是困人而异。王进院士的六次人生抉择如此不同凡响，从中体味到的是一种巨大而无形的人格魅力……
       微软的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现年62岁，让一个62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因此，5年前我就逐渐脱离技术第一线。
       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回顾一生，我曾经历过六次重要抉择。
       选择枯燥
       我的第一次抉择，是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数学系条件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非常优秀。
       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开始分专业。那时候北大数学系有数学专业，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专业。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相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了，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很枯燥，没有高深的学问，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则选择了它，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呢?就是看到国家未来非常需要这个专业。在新中国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到后非常高兴，觉得把自己与国家最需要的事业的发展方向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跨领域研究
       我毕业以后就投身到计算机硬件研究领域，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探索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现在难以想像的。每天工作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时候。我们希望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尽快赶上外国。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却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我发现自己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设计。
       1961年我24岁时，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硬件研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方面，即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这样一些领域来。我当时做了一个项目，即5000行的程序设计，今天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但在那时，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
       我投入到软件领域后，专门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项目，它使我豁然开朗，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观点都提出来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软件方面的需求。两者一结合，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也可以使软件的运行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我才深深体会到美国控制论专家维那的那句名言：“在已经建立的科学部门间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
       当时我设计的一种新型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得多。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能够做，哪些事情在中国不能够做。当时我国工业基础太差，我做了一个与IBM不兼容的机器，但我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经费来研制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去做应用软件，所以我那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实际上，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某些新的思想，但在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去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选择Radio Peking
       第三次重要的抉择，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决定锻炼自己的英语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语法也都懂，但就是看不快。我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觉得对国内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电台，那个时候VOA是听不见的，只有英国的BBC听得清楚。我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
       到了“文化大革命”，英文听力提高了，又很少有人敢这样做了。因当时收听英文广播被视为是“收听敌台”，谁都可以揭发，我就被揭发出来了。当然因为我听英文学外语也比较公开。其中在1965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加拿大总统库马到中国来访问，刚到中国的第二天，加拿大国内发生政变，把库马赶下了台。一国总统到中国来访问，各种媒体本来是有很多消息的，忽然两天之内，一点消息都没有了。我从BBC听到事件的内幕，知道加拿大已经改变，库马已经倒台了，我又挺爱说这些事儿，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我吃了大苦头，当时我还在上海养病就被揪回来，参加学习班等等，“收听敌台”就作为一条。
       自己动手做
       第四次抉择是1975年，选择激光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原因是我有数学方面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我又比较精通英语。搞照排系统研究，我是第六家，当时全国已经有五家，他们都是用模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去情报所看资料的时候，车费单位不好报销，因为当时的我正在病休“吃劳保”，拿了劳保工资，只有四十多块钱，所以坐公交车到情报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能省5分钱。资料复印也不好报销，就只好抄。
       我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照排技术属数字存储型的，而中国随便哪一家都是落后的。我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是用激光扫描的方法。我运用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技术检索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扫描改进汉字照排系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900万个点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号，每一个字都要用点表示，信息最大得惊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它是26个字母，在中国来讲，2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采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即用一种轮廓的表述，来描述汉字巨大的信息量。
       假如说我只有纯粹的数学背景，或者不懂硬件，也做不成这个事。当时的计算机个子很大，但速度还不及286，如果用这种价格很昂贵的中型计算机把压缩的信息恢复成点的话，这几万个帕节运算量很大，速度很慢。一个中型计算机只能一秒采测一两个字的轮廓信息，而我们要求一秒钟测150个字以上。如果是一个搞纯软件的人，他就会望而生畏，就此止步。由于我有软件、硬件两方可的实践背景，就会想到把这种关键性又特别费时问的操作设计成一个硬件，使它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
       软件来实现。这样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惜当时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别人根本不相信。我建议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排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排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专家们就觉得这难以理解。一位伟大的发明家的一句话一直鼓励着我。世界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奎因曾经说过，他在没有成名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人们常回答说：“can not do!”(“做不成的!”)对“can not do!”的最好的回答就是“do it yourself!”(“你自己动手做!”)
       我就从1975年自己动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节。18年里几乎没有任何节假日，我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当看到全国报纸99％，都采用了北京大学开创的激光照排技术，这种既感动又难以形容的心情是一种享受。
       培养100个百万富翁
       我的第五次选择，就是致力于照排技术产业化。
       今天别人都说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很少有人知道从1978年到1985年这段时间的艰难。我们搞的748工程是非常“不得人心的”，当时既无名也无利，看不见前途。那时北大许多项目都被迫下马，我们是逆潮流而上的。
       1985年我们的成果投入使用，而且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但当时我不仅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反而有一种负债感。国家这么大的投资，在没有形成产业之前，我有功有过还说不清楚。
       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学习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们今天做研究的，坐冷板凳的人以后也会物以稀为贵，所以一定不要为暂时的清贫所困惑。我在1985年以前，家里只有一个9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机，没有任何奖金，工作非常辛苦。我几次出国，看到一些人在大型商场中买首饰，我没有羡慕过，也没有觉得低人一头。有一次，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想，那些购买高级首饰的人，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可能并不如我王选。我一下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平衡，我把它称为“精神胜利法”。
       目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到美国硅谷，一般毕业以后工作三年到四年，就有可能达到年薪10万美元。我们当然需要在中国国内体现他们的价值。所以我提出了2010年前北大方正要培养100个百万富翁，这些富翁是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提升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民族英雄，他们理应成为百万富翁。
       我觉得一个人要有正确的名利观，正确的名利观对人的成就影响非常大。我很赞赏欧美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总想去求诺贝尔奖，他怎么可能专心致志去做学术研究，取得成就呢?一个人不要为暂时的利益所迷惑。我当时选择激光照排的时候，在计算机同行里也被看不起。当时很时髦的项目，是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结构等等，搞这些研究的人就说：“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呢?”其实印刷行业中要用到很多计算机方面的尖端技术，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前景美好的领域，当时在计算机领域被人看不起。我觉得赶潮流往往不行，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
       从名人到凡人
       从1992年起，我开始花大力气让年轻人来取代我的作用。在这方面，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是我们的一个榜样。这个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得主，它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扶植年轻人。它的第二任负责人瑞利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他曾说过：“我到60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因为60岁以后很多时候我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他的继任者，实验室的第三任负责人，上任时只有28岁。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1993年春节和每年春节一样，我埋头在家，因为春节前的5天到大年初五这十来天最安静，没有干扰。我奋斗了两个星期搞出了一个设计。当时我的一个学生休假回来，他看了以后回答我说：“您所有的设计都没有用。”他提出了更为简便的办法，我听了以后马上明白了。我两周所有的图纸统统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在我最熟悉的领域中，我原认为我可以干到60岁，但实际上我已不如年轻人了。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非常可笑的。我26岁到了科研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期，那时没有人承认我。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还是不被重视。我在前沿时不被人重视，老有表面上很权威的人来干预。我到现在这个年龄，创造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头衔。现在把我看成权威，我觉得很可笑，我已经6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60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60岁以上犯错误的倒是一大堆。
       发明家到了晚年都容易犯一些错误，我现在正处于关键的年龄。我觉得我今后要多做好事，少犯错误，最好的做法就是扶植年轻人。这就涉及到我的第六次抉择。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几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叫老王。这样一讲，我似乎正在慢慢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名气却大了，所以我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始终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王选教授，两院院士，北大方正集团主要领导者。他是我国现代电子出版系统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毕昇”。
       (张晓宇、康佳摘自《中华英才》200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