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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是我进入高中的第一年，按照传统，美国高中会在情人节那一天在自己的校园里安排一次盛大的舞会。大家早在两三个月前便急急忙忙地寻找自己的舞伴，我当然也不例外。
       凯茜是我生物课的同班同学，也是高一生，她刚刚从蒙大拿搬来加州。凯茜有一头金黄的头发，一双藏在长长睫毛下的碧眼楚楚动人，虽然鼻子上多了一堆小雀斑，可那却能把她点缀得更令人着迷。那时候离情人节还有三个多月，为了捷足先登，我在她第一天来上课的时候就问她是不是可以成为我情人节的舞伴，谁知她没有考虑便一口答应了下来。几个迟来一步的小子怒目喷火地盯着我，这反而使我更加心花怒放，一心只盼望着那天早早到来。
       就在我鞍前马后地围着凯茜献殷勤，为即将来临的浪漫舞会做铺垫时，厄运却偏偏在情人节一周前降临了。凯茜在快上课的时候走到我桌前，满怀歉意地表示她不能做我的舞伴了。刹那间我感到天旋地转，我问她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她说是因为校橄榄球队的凯文邀请了她。“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愤怒得无法控制自己。
       结果，我因为在课堂上大声说粗话而被罚放学后留校两个小时。我在愤怒与沮丧中度过了离情人节还有几天的时光，连学校里最丑的女孩子都有了舞伴。我从快乐的顶峰重重地跌落下来，悻悻地看着从前那几个手下败将的眼光由艳羡转为嘲弄。在那几个灰暗的下午，我离开了平时一起嬉闹的同学，孤零零地背着书包一个人回家。我恨透了凯茜，她让我一进高中就招来了众人的嘲笑，令我丢尽了面子。
       那天我在外面瞎逛了大半晚，夜深了才回家，饭也不吃就上了床。家人都以为我生病了，轮番来我房间探望。我一声不吭地躺在黑暗里，脸靠着纱窗，一直发呆到天亮。
       也许是实在不忍看到父母担忧的眼光，比我大两岁、跟我在同一所高中念书的三姐终于在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跟父母说明了事情原因。在全家人探究的目光中，我尴尬极了。“没错，是那婊子甩了我，”我装作满不在乎地说。父亲大怒，一双筷子狠狠地摔在桌上，“给我把你的嘴刷干净再来吃饭！”我把碗一推，跑回了自己房间，一头扎在床上。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在跟我作对。
       母亲同三个姐姐一起来安慰我。“威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他们那样做很过分。”三姐满怀歉意地坐在我床边恳请我原谅。我没理她，只是在被窝里闷声闷气地说：“妈，把给我定的礼服退掉吧，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参加什么鬼舞会。”
       然而，被所有的人在即将到来的狂欢舞会的快乐漩涡中遗忘终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看着别人兴高采烈的样子，我觉得似乎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我的心。我决定做一件更玄的事情，让那个只看中了发达肌肉的凯茜后悔没能和我这样一位有创造力的小伙子共享快乐。
       我作了个大胆的决定：在情人节那天去参加一个“地下”Party，据说那里不但有舞娘时倾情表演，并且啤酒敞开供应，情人节的舞会会有如此美妙的场景吗?所有这一切的想法源于一个天才的头脑。一旦这事为同学们所知，那将会召来多少双痴忌的眼神呀。这决定让当时未成年的我备感新鲜刺激，被甩的不快自然也就抛到了脑后。我花了两天时间将一条牛仔裤剪得七零八碎，并且去理发店修了个“美军”发型，以便自己变得够酷。一切准备就绪，余下的日子我便幻想着自己在人群中挥舞酒瓶，对着脱衣舞女大声吹响口哨的风流和潇洒。
       情人节那天早晨，我在房间门口发现了一张情人节贺卡，里面的内容差点让我昏厥。卡片上写着：“很荣幸成为你今晚的情人舞伴。”署名是：“你亲爱的三姐。”我怒气冲冲地闯入了三姐的房间，将还在睡梦中的她大声吵醒：“你小说看多了?发什么神经?鬼才要做你的情人节舞伴!”三姐睡眼蒙眬对着我微笑，我愤怒地将卡片揉成一团扔在了她的床上，头也不回地奔出了家门。青春年少的脆弱和偏执使我感到每一令人都在捉弄我。我决定那天放学后直接去参加“地下”Party，彻夜不归。什么情人节舞会，让它见鬼去吧!
       那天放学后，爸爸破天荒地来到教室门口接我，一路上，爸爸一亩不发，只是在快到家的时候才满脸严肃地说：“今天你一定得跟你姐姐去参加情人节舞会。”
       我没有胆量跟爸爸顶嘴，灰溜溜地钻进了房间。晚饭后，三姐一身盛装，光彩照人地走下楼来。我依然试图寻找种种借口逃避。
       “我没有礼服。”
       “礼服妈妈没有退掉。”
       “那安迪怎么办?”(安迪是三姐的男朋友)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你比我高。”
       “喏，我穿了平底鞋。” 　她居然还把一只脚高高抬起以证实自己没错。
       “全校都知道你是我姐姐!杀了我也不去！”我绝望地大叫。然而，不管我是如何的歇斯底里乱嚷乱叫，三姐都一言不发地冷冷地望着我。渐渐地，一种自卑开始爬进了我的眼睛，最终我还是在全家愤怒的目光中被三姐押上了车。
       我的心情糟到了极点，一路上什么都不说，任凭三姐一个人在旁边自言自语地安慰我。不出所料，从到学校停车场开始我便被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取笑，“听说你有两个姐姐，为什么不一起带来?”我羞辱难当，三姐却紧紧地拽住我的手，昂首阔步地从人群中走过。
       当全场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我才稍微恢复了些冷静。三姐人缘极好。不新有男孩子前来邀请她跳舞，都被她一一谢绝了。当Forever Young(永恒的青春)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她不由分说地一把拉住我，冲入舞池。
       优美的音乐开始安抚我的灵魂，我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舞步上，尽量避免踩到三姐特意为舞会买的新鞋。三姐是舞林高手，在舞曲进行中，她一直耐心地教我如何出步，如何协拍。三姐出色的舞步赢得了不少掌声和喝彩声。突然，她在舞池当中腾出右手放在嘴边，出人意料地吹了个响哨，全场顿时欢声雷动，口哨声此起彼伏。我心中逐渐涌起了一种异常自豪的感觉，这种自豪属于一个家庭，一支血脉，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言语比喻，无法用世界上任何东西替代的骨肉亲情。
       那晚我们一直不停地连续跳完了其余的慢舞，又跳了所有的Disco，虽然筋疲力尽，可我感到无比的痛快。三姐陪伴我的那个情人节舞会不但为我挣回了面子，更让我成为了全校人缘最好的学生之一。
       可是我当时没有对三姐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累得在回家的车上睡着了。
       两年后一个冬季的夜晚，我们全家一边用晚餐，一边等三姐从学校回家。这时，门铃突然响了，两名加州公路巡逻队警官站在门口，我一下明白，一定是三姐出事了。
       到了医院；看到警察在等待我们，我心里已经明白三姐再也看不到我们了。大姐和二姐一听到医生说他已尽了全力，并且表示抱歉时就再也挪不动一步了。而我和父亲还是坚持去看三姐的遗体，毕竟我
       们是家中的两个男人。
       一张刺眼的白布把三姐罩得严严实实，我和父亲谁都没有勇气把它揭开。沉默许久，我终于翻开一角，看到的却是一副因为严重撞击早已无法辨认的躯体。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真的无法相信这就是我朝夕相处、美丽活泼的三姐。
       我们把三姐葬在新港滩公墓。葬礼简单而又庄重，三姐的很多朋友和同学都来参加，有四五百人之多。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三姐在大家心目中是怎样一个优秀的人。当牧师念到“ash to ash，dust to dust(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哭了。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葬礼，也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失去挚爱亲人的痛苦。
       当泪水迷蒙了我的双眼时，以往和三姐共度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我眼前。我们从小形影不离，我们相互分享彼此的喜悦。她拿到驾驶执照的第一天，我们一起去海滩兜风；不管是跟男朋友约会还是参加晚会，她都喜欢把我带在身边：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对我百般谦让。三姐在我的少年时代几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接下来，我有几乎半年的时间无法正常睡眠，有时候竟然会突然间从睡梦中大喊三姐。那年我17岁，也是我人生中最黯淡的一年。
       三姐的离开使我瞬间长大了许多，我终于懂得了除了拥有生命外还要珍惜生命，我懂得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痛苦和剧变。
       多少年过去了，三姐的高中毕业照仍被母亲挂在家里的主要位置，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成了我们全家美好回忆的寄托。每当谈到她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神采奕奕，好像她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那样。去年秋天回美国时我又去看望了三姐，让我惊讶的是那天既非她的忌辰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她的墓前却早已放满了鲜花。后来修草坪的工人告诉我，这些年来我三姐墓前的鲜花几乎没有断过，节日的时候更多得无法摆下。听到这些我的泪水又涌了出来，可这回却丝毫没有痛苦，我为三姐而高兴，也为她有那么多真心爱她的朋友而骄傲。
       现在，我终于长大成人，告别了那个曾经任性叛逆的岁月。在15岁那个情人节后，我又走过了13年的人生道路，度过了13个有着这样或那样美好回忆的情人节。可不知道为什么13年前的那个舞会经常浮现脑海，出现在每一个临近情人节的季节里。
       那张被我揉烂的情人节贺卡后来被母亲抚平后保存了下来，那是一张在任何超市都能买到的普通贺卡。白色的背景，深蓝色的天，淡蓝色的水，水面上的两只鹅在相互对视。那张贺卡如今放在三姐房间的书架上，我每次回家把它拿在手上的时候总是喉咙哽咽、热泪盈眶，我已经有11年没有再看到那个送给我这张贺卡的人了。
       当最后一抹夕阳射进窗棂时，我轻轻抚摩着这张贺卡，泪流满面。不仅仅因为这是我从三姐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张贺卡，它同时也让我明白，在我曾经走过的那些岁月里，有这样的一位姐姐对我是多么重要。她用一种宽容与慷慨的精神，直接而体贴地对她的亲人表达了无限情意，延续了一个家庭互爱的传统。
       我会记得这位情人节特殊的“情人”，直到永远。
       (房莹、李为洪摘自《知音·海外版》200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