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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的时候，学校的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的街上，有一个小小的邮局，邮局门口是一个小小的邮筒，有一年快到新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邮筒装了全校同学的信和卡片，每天下午都是满得塞不下一片纸。每天下午四点钟，都会有一辆邮局的车开过来，把这些信取走，所以就有人想出办法，三点多的时候过来等邮局的车，直接把信装在邮递员的袋子里。
       新年更近了，邮递员开邮筒的时候，从里面流出的信像一只只粉白的蝴蝶，哗啦啦向外涌，那位蔗不多四十多岁的邮递员总是宽厚地假装抱怨“哪来那么多要寄的信呢，我一年才寄了三封呢”。
       听了，我就在旁边笑，他故意瞪起眼睛说：“笑什么，你手上那封信要不要寄，今天不寄，就留着明年吧。”
       我仿佛被人识破了一样，拿了一封信的手拼命向后缩，“不，不，这个不寄。”
       其实，那封信是想寄却不需要寄的。
       多少机会，我都可以直接交给他，比如下周日合唱团活动的时候，我可以在音乐教室里交给他；或者周四的体育课下课的时候，我飞快地穿过灌木丛跑到排球场，在他还没有离开之前交给他；或者就是明天，在他陪我去礼堂前面的空地练习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从乱乱的书包里翻出来交给他，然后爽快地说谢谢你陪我练习了这么久——这些，都可以做到，可是我不愿意。
       我向后退了又退，那种心情，好像是去看考试的成绩，是知道好一些还是不知道好一些呢。
       不过很快就不用犹豫了，他也高高举着一封信，我们看到对方，一起说“寄信”?“不。”然后，我把信交给他，他把信交给我，好像约好在这个邮筒附近交换一样，什么也没说就各自匆匆走了。那个可爱的邮递员在我身后叫着：“到时间了。”然后带着很多年轻人的信和心愿走了。我满意地叹口气，那么多人写了信，我的那一封，首先准确投递了。
       第二天，我们仍旧一起练习骑自行车，周四我跃过灌木丛等他下课，星期天练习合唱的时候我把一根马尾扎得老高，让站在后排的他看到一个美丽的背影——就这样行云流水的日子过不厌似的，九年了，直到今天。
       不过现在，我们把给对方的信贴在家里的冰箱门上，不用再投递了。
       (郑世活摘自2000年5月12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