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学生会主席王跃进跟我来自一个省，并已在该校读了几年博士，当我奔波了几天仍然没找到房子住，我决定去找他。
       次日下午，我来到图书馆亚洲部，看到王跃进正在一个角落专心地看一本大画册。见我走到跟前，他连忙合上书，但不失中国干部的那种矜持和居高临下：“有什么事?”
       想找个地方住，要近，也不能太贵。你能帮一下吗?我找了两星期毫无结果。”
       “你怎么也是这一套!”他说，“每个新来的人都是这一套!没完没了!先要到机场去接，然后就是帮着找房子，然后就是带着去买菜，然后就是教开车，有一点你没帮上忙就在前后骂你祖宗！你就是全帮了，他们一转眼就把你忘了，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有点委屈。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也没有得罪主席，为何如此铺天盖地地朝我撒气?但我只是笑笑，说：“那我走了，要是听说有谁找室友，请给我打个电话。”
       王跃进第三天就打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朋友毕业找到一份工作，要搬走我可以住到哪里。
       这栋房子老旧，三层，藏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之后，特潮。长年累月住着9个从中国来的男性学生和学者，人进人出，从来没有空闲的时候。王跃进也曾在这儿受过一年洗礼，因为是单身中国学生聚集最多的地方，这里便成为学生会各类活动的策源地。我搬进去的时候，学生会的副主席张茅和司库王一龙都住在我的楼下。
       包饺子
       一眨眼就到了9月，国庆节快到了。对中国来的人来说，国庆是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日，学生会是非组织活动不可的。领事馆分给学生会的经费也主要是用于国庆和春节。还是9月第一个星期，“唐人街”的电话就不断地响，问今年国庆节都搞什么活动。王跃进来跟张茅和王一龙开会，我在厨房做饭，也列席了，并出了点主意。最后决定搞一台舞会，并有猜谜、卡拉OK及其他小游戏，当然最重要的是吃什么。根据以往的经验，搞活动没有吃的是会被骂死的。因为领事馆的经费迟迟未到，无法大量从餐馆订饭，最后大家决定包饺子，惟一的难处是能动员多少同学来包饺子。学生会的3名干部，包括我，开始打电话，通知包饺子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学校虽然不大，但也有近一百个中国学生，一百多访问学者，加上家属共有近四百人，又有些学生学者好邀请美国朋友，所以差不多要包五百人的饺子。就是一人给十个也得包五千个。主席就怕没人来。在国外当学生会干部没有报酬，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一点威慑力，所能靠的只是这些“离家出走”的国人的善良和怜悯。
       国庆晚会是9月30日，29日晚上是包饺子的时间。我跟王一龙从中国城采购回来，见只有王跃进一个人在我们定的阁楼里来回走着，已经摆好的桌子上放满了准备放饺子的大铝盘。他脸上的表情很苦：“已经七点了，还没人来。张茅说是去买饮料，都一个小时了，不见人影!”
       干一点是一点。我们三个人先包了起来。张茅快八点才回来，说是车抛锚了，还停在超级市场的停车场，要借王跃进的拖车卡。
       “你自己的呢?”
       “我今年没买。我跟楼上老方轮流买，他今晚去看电影了。”
       “他不知道要包饺子吗?”王跃进大怒，“吃起来比谁都多，要干活了跑去看电影!我的拖车卡没带，明天再说吧。”
       王跃进一脸的厌恶，无言，低头包饺子，花边挤得很好看。
       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女生，气氛活跃了许多。大家山南海北地聊着，王跃进脸上的线条被笑声软化了。
       阁楼厨房里的冰箱很快就装满了，于是发动大家把饺子运回家。王跃进想到自己房东有一个硕大的冷冻箱，就打电话问能否存放学生会的饺子，房东表示没有问题。王跃进跟张茅拉着一后车座饺子回家。我们继续包，捎带着咒骂那些等着明天吃白食的同胞。
       饺子快包完了，还不见他们回来，大家有些焦急。帮忙的人陆续离去，我和王一龙继续等。到11点半，料到事情不好，我们俩开车去王跃进家。走到半路，看到一辆闪着蓝灯的警车停在路边，我的心升到嗓子眼，警察告诉我们，有两个“东方人”坐在被撞的车里，救护车已经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了。
       我们赶到医院，冲进急救室。王跃进头部受了伤，包着纱布，有血迹渗出。我们在病房里坐了一会儿，正要走，看到王跃进微睁开眼：“明天别忘了把饺子拿去，给房东留一打，我答应她了。”说完就又闭上了眼。
       又去看张茅。看不见有什么外伤，挺尸一样地躺在那里。呆了一会儿，看到他的眼皮在翕动，我们就连声叫“张茅”。但无反应，我们退了出去。
       第二天，国际学生办公室给王一龙打来电话，请他到医院去一趟，说是张茅大概不是不懂英语，就是大脑神经受了什么创伤，一直有问无答。王拉着我去医院。
       “张茅，给律师打电话了吗?”王问。
       触电一样，张茅睁开了眼。
       “他的电话是多少?”
       “355—2768，给他打个电话。”张茅说完又闭上了眼。
       “没问题。”王说完就拉着我退了出来。“让他继续表演吧，伤越重，保险公司赔得越多。”
       当天的国庆晚会开得很热闹。说到王跃进因公负伤，大家唏嘘了几声，就又开始大吃大嚼了。在美国可以免费吃饭而且吃得饱吃得可口的时候并不很多。
       一起受的伤，王跃进连车伤带人伤总共得赔款一万美元。张茅一直不说自己从保险公司那儿得了多少钱，但他不久就买了一辆新的本田轿车，成为本校中国学生学者里第一个买新车的人，很久都是大家议论的话题。
       事关中国主权
       不久，王跃进借着领事馆来放电影的时机提出改选，理由是车祸后他一直感觉不好，而且做实验太忙。他竟连招呼都没跟我打就提名我为候选人，结果可想而知——我获全票当选。
       在美国，只要你想当干部就能当上，不需要任何表现，我自小学就不能从中自拔的干部梦算是圆了——我现在是大学学生会的主席了。要是在国内当干部也这等容易，我大概也不会到美国来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在美国没什么好烧的，便向大伙儿发誓编一本中国学生学者花名册，以便大家互相联络和沟通。在我之前已有好几任主席，没有一个到期满交班时编出花名册的，可见在海外当干部之艰辛。
       这天去学生中心的书店买书，突然发现大厅里挂着很多外国国旗，其中还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很扎眼。一种无名火蛇一样在心里窜动。马上给张茅打电话：“在校长楼前等我。”
       “我们找校长谈谈本校学生中心悬挂台湾省旗的事。这违反了中美建交的原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我代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张茅英语不错，一席话说得女秘书目瞪口呆。
       “请两位先生先坐，我去向校长通报。”十分钟后，校长的秘书从很厚的门后出来：
       “对不起，校长今天很忙，他已委托副校长詹姆士与你们交谈，请跟我
       来。”
       “我们非见校长不可!”我说。
       女秘书又无奈地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今天的确没有时间。明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他可以见你们。”
       我点头，张茅却使出一毒招，说：“校长能接见多少中国学生学者?我们一共有两百多人。”
       女秘书像马蜂蜇了一般从椅子上弹起来，“对不起我要请示一下校长。”
       出乎我们的意料，校长亲自出来了。他先和我们握手，然后歉意地说，他在与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开会，的确不能与我们交谈，但他很高兴明天能与我们见面。他接着说他理解我们的不满，明天可以派代表来，由于会议室不大，最好不要超过10个人。
       这不是中国学生会第一次就中国主权问题与校方打交道，但却是最成功的一次，被传为佳话。校长在会后给我们的信里写道，他保证尽一切努力加强校方各级管理人员的外交政治知识，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张茅把原信放入一镜框，挂在他卧室的墙上，号称是他在美国的第一张毕业证。我们把信复印了给领事馆寄去，受到特殊嘉奖——教育领事专程来加放两场电影。
       催讨录像机
       王跃进跟我交班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学生会的录像机在王一龙那儿。另外，他手头还有许多领事馆寄来的录像带：“你最好把录像机和录像带都收回来，我听说他只是有选择地借给个别女生，男同学都特有意见。”
       我几次到楼下王一龙的房间里聊天，都没有看到录像机，这天吃饭的时候，我先让他吃我的拿手菜麻婆豆腐，然后说：“老王，化学系有个访问学者想借用一下录像机，要是别人用完了告我一声，我让他来搬。”王一龙的脸突然皱成苦瓜皮一样：“谁要借?怎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下午在图书馆碰上他，他顺便问了一下。”
       “要借得排队，现在已经排到明年春节了。”
       “一次可以借多长时间?”还是盛夏，春节还早着呢。
       “两个星期。”
       “我看一下名单行吗?”
       “名单在我实验室里，回头我给你拿。”
       王一龙一直没有给我什么名单。我也再没要。
       这天从学校回来，看到房前停着警车。警察走后，王一龙来到我们的公共厨房：“我的房子被盗了。”“都丢了什么?”“录像机和录音机，其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警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这宗盗窃案也就不了了之了。事后有人说这不过是王司库贪污学生会录像机的伎俩，还有人说在一位女生那里见到了那台东芝录像机。我不敢肯定王一龙有这么坏。给国内灾区人民捐款时，他写了一张50美元的支票，是本校捐款最多的人。不过王一龙很快就转学了，他交账时我们发现他每次去机场都给自己报销10美元汽油费，其他同学都是尽义务，没有人提出报销。毕竟是学财会的，账做得极好。
       花名册编出来了，在一次放电影时发给大家，竟受到在场同胞的长时间的鼓掌。还组织过一次郊游和野餐，亦得到好评。最受欢迎的是我“成立”的义务车队，队长是张茅。任务是每两出动一次，拉带没有车的同学外出买菜和购物。车队最多的时候有10辆车，差不多每次都有四五辆出动。张茅次次都来，本田新车打头，挺壮观。获益最大的是刚来不久和不敢学开车的女生。我最大的遗憾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爱上张茅的。
       我这段当干部的经历是我的简历上一个特亮的光点：每次面试一个新工作，面试人差不多都要让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一讲起来我就收不住。
       (杨永萍摘自《年轻人》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