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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勒布说，“假如你抛弃完全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想法，你有很多事情要做，只要你记住预测的局限性。知道你无法预测，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从未来的不可预测中获益”（《黑天鹅》，〔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塔勒布的论断，所以在设计未来的问题时，我往往采用预测和情景两种分析方法。“情景”是这样一种方法，即你希望未来什么样，你可以做出几种想象，当然，人人希望美好的未来。你就根据你最希望达到的愿景，来假设它所需要的条件和路径，分析条件，设计路径。一般来说，人们也使用“情景”方法预想最坏的情景，分析出现这种情景的条件，然后采取措施，避免这种情景出现。情景分析需要最大的想象力。
       在《黑天鹅》这本书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说，“即使我们取得了知识上的进步和成长，或者正因为这种进步和成长，未来仍会越来越不可预测，而人性和审社会‘科学’合谋起来向我们隐藏着一点”（p·xv）。退一步说，即便是我们不能预知未来，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并针对想象提出“情景”，做好准备。我个人认为，实现情景目标，公众的动员和参与十分重要，二○○八年五月汶川地震证明了这一点。在这场大震大灾中，我们的政府以人为本，始终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镇定沉着，全面协调；我们的军人不畏艰险、舍己救人、连续作战；我们的民众见义勇为、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国际社会爱心相助，倾力支持。这场大震大灾中，从报灾到救灾，从灾区到全国，从国内到国际，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在汇聚，在涌动，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公众动员和参与是一个治理的过程。
       “治理是关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以及他们如何连接市民。” “治理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它是一个国家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所以,“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为了正确理解治理，首先，要意识到重视公众利益并不意味着要约束政府。政府应当与其他角色包括媒体、一些社会组织、军事组织、宗教组织以及商业组织分享公共责任和共同利益。在这里，不能忽视善款接收机构的作用——有时叫公民社会，包括志愿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其次，“治理是一种驾驭和引导社会和组织的艺术”。“治理是决定权利如何应用，决定如何做出，市民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治理不仅决定走向哪里，而且也决定谁应当参与决策和以什么样的资格参与。基本来说，治理是权利、关系和责任：谁有影响，谁做决定，以及决策者是如何问责的。再次，企业和社会组织介入公共事务能够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在一些管辖区域内，企业更多地介入社会服务运作。有些政府也认为需要把一些功能转移给志愿部门。需要讨论的是在政府对于一些公共事务失灵或无力治理的情况下，如当超出政府管辖、政府能力有限或政府没有兴趣去处理一些公共关心的问题，这个时候，要发挥治理的独立作用。对于加拿大的经验研究表明，公共对话与政府的信任度之间有明显关系，公共参与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对于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公共对话能够提高经济运作。第四，公共事务越复杂，越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参与。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结构或关系——不只是政府内部的制度结构和关系，还包括社会部门的结构和关系，对决策产出发生重要影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事情越复杂，政府的局限性越明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公共关心的重要问题，包括环境问题、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不能由政府单独决定。
       公众参与对突发事件治理首要的是社会责任。我所理解的所谓社会责任，有其特定含义，就是指在灾害事前和事后管理中，公众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救灾减灾的社会责任，从大的方面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对救灾减灾应当承担的责任，它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救灾防灾意识与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的提高、灾害发生后的参与；二是突发事件的管理部门在危机管理预案中对公众角色的考量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包括事前的培训、预案制定的参与，事后管理中的参与。
       全体居民得到更好的应急培训和使他们有更好的应急准备是突发事件管理的基本前提，也是使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保持最低成本的基本要求。“突发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者可能不是警察或消防人员，或许是当事人或目击者。”这是一位美国“九一一”事件亲历者的经验。以二○○八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为例。二○○八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旅客滞留初期，政府应急机制尚未启动时，广东志愿者就反应较快，主动到火车站服务，到列车上服务。当大量滞留旅客拥挤混乱时刻，志愿者进行心理疏导，沟通劝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助于防范恶性事件，而且有助于帮助政府与滞留旅客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抗击寒灾影响，广东省志愿者协会组织六千多名志愿者在广州火车站和京珠高速公路为百万滞留旅客提供的应急志愿服务，保障了必要的饮食、防寒与安全。但是，对于拥挤在火车站的人来说，最直接的问题是信息缺失。在突发事件中，信息确实会导致恐慌。广州火车站的信息缺失导致了恐慌快速蔓延与巨大人流盲动，造成群死群伤。湖北姑娘李红霞不可能被冻死、饿死或困死，她死于舍不得行李而弯了腰，几分钟之内就被踩死。在这期间，也曾发生滞留旅客对志愿者的无礼行为。类似广州出现的问题，国际上一般是通过提高全体公民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来减缓或消除危机。这点可以从国际经验中找到佐证。人们之所以说“突发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者可能不是警察或消防人员，或许是当事人或目击者”，是基于美国的历史和经验。美国非常重视市民的危机意识和技能的培养和提高。“九一一”事件中，从“双子座”往下撤的人群，仍然礼让女士和行动不便者，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居然有乘客主张用投票决定是否冲进驾驶舱制服恐怖分子等等。现实生活中，美国也确实重视对平民的危机意识和突发事件能力的培养。美国著名的组织——市民服务队（Citizen Corps）遍布美国，涉及广大居民——它要求每个居民对于自己的家乡和所居住的城市承担应急的个人责任，参加培训，掌握应急技巧，在遇到紧急状态时迅速做出反应，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和维护社区安全。市民服务队的宗旨是每个人都对国家安全负有责任，它要求每个人作为个人的责任时刻准备着，去参加训练，提高在第一时间就祝贺应对突发事件的技能，志愿参与当地的突发事件应对、灾害救助和社区安全工作。日本在这方面也有值得借鉴的经验。“日本政府在阪神地震后还加强了政府管理部门、防灾研究者和地区民众三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日本三千多个市、区、町、村资助防灾组织率约达60%，多数家庭加入其中。日本积极推动市民防灾教育和防火训练的实施，以及社区志愿防灾组织的建立，改变过去单一依靠政府进行减灾工作的传统，努力建成一个由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组成的全社会防灾体系。”事实上，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如果当事者不会出现惊慌，大家就会有意识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广州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后来总结说，“如果当时广州火车站的旅客有应急意识和一定的应急能力，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各种拥挤、混乱，甚至是恶性事件”。从广州的经验看，仅仅有应急志愿者和应急人员是不够的，必须培养全体公民的应急意识和提高全民的应急能力。
       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必须建立在应急管理部门在充分分析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的基础上，应当包括应急教育和培训内容，并尽可能让市民都能接受相应的教育和培训，还要通过广泛的社会讨论产生和形成。所谓社会讨论，就形式来说，既不是有关政府的闭门讨论，也不是网络空间上的散漫议论，它需要吸引所有的相关者参与，如政府部门、军队警察、社会组织、志愿者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就讨论内容来说，要讨论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诸如，一定期间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会有哪些？怎样传达信息最有效？怎样做出最快的反应？怎样发现危机？在危机中如何保护自己和帮助别人等等。通常社会成员参与应急预案的制定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公众有权参与涉及它们自身利益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问题的讨论和审议，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被实施政策的地区和部门的各利益群体和个人都将参与应急预案的讨论和制定，并参与政策的实施；第二，通过参加应急预案制定，使公众对突发事件有全面的了解和理解，在突发事件中，他们可以从自身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从自己负责的部门做起，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做起；第三，通过参加应急预案制定，公众自己可以对于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进行监督和报告，决定如何采取行动，如何与应急部门衔接。
       进一步说，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形成对于应急预案的广泛的群众支持和理解，在目标、原则、问题、优先步骤、政策和行动上，在参与者之间形成一致性意见。按照综合决策的原则，在决策的过程中，决策除由专门的委员会提出外，还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虽然，公众的认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很含糊的。公众意见的一致性是指：一般的同意——大部分的参与者可以接受的条件，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对决策怀有极大的热情。一致性也不是意味着全身心地同意或毫无疑义：其中可以存在不同的判断、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分析方式。但是，一致性也不是少数人的意见，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必须得到充分的考虑。如果出现分歧可以进行协商。协商的目标是处理好突发事件中固有的问题，实现政策制定、目标确定或责任划分中的妥协。就整个应急管理水平而言，特别是对于中心目标而言，协商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公众参与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提高参与的水平和参与的效果，在建立公众参与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消除误解，那就是认为公众参与纯粹是非政府行为，相反，政府应当在公众的参与中发现自己的适当的位置，这样会提高公众参与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有效性。
       突发事件管理也是一种文化，它应当通过潜移默化，成为人们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这个全新的行动最终要通过制度化来确立——我们在此所说的制度化完全是一个社会人类学的概念。在社会人类学中，制度是指已经建立起来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这种制度可以分为民俗与民德——在突发事件管理中，这种民德和民法表现为一种新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的内涵是应当尊重和考虑所有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和价值观。我们的时代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建立应急文化，并使这种文化成为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其他公民的行为准则和内心的价值标准。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是应对突发事件和减灾救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这是我们从四川“五一二”地震得到的基本经验。四川“五一二”地震后， 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或是通过组织，或自发地赶赴灾区，他们出现在紧急救援、医疗救助、伤病陪护、心理救援、儿童教育、物资发放、卫生防疫乃至抢收抢种等一切需要人力的地方。赈灾初期，上百家民间组织自觉受命于危难之际，发出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之后，他们发挥各自专业优势，独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参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这次赈灾中，志愿服务具有行动快、人数多、领域广、作用大的特征，是迄今为止我国志愿者动员最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志愿者也分别到达重灾区服务，其中台湾慈济志愿组织来的人数很多，涉及多个灾区乡镇，提供的服务类型多样。总体说来，四川“五一二”地震救灾志愿服务非常及时，在救援工作中做出了贡献，得到政府、机构与群众的高度认可。通常，发动青年志愿者依靠的都是团委，目前看来仅仅靠团委对志愿者进行有目的、专业性的培训是不够的。红十字会人员编制少，灾害到来时需要大量志愿者，也不能满足需求。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与减灾救灾体制相适应的志愿者体制和机制。抗震救灾的经验表明，越是第一时间能主动和各级政府、指挥中心或者红十字会联系的志愿者，越容易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制定和实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过程中，建立合作与协商制度，不仅意味着要建立新的利益机制，同时要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行为规则——在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就突发事件的管理制定全面的协议，在一个总的框架下进行合作，这样就可以达到突发事件管理的目标。协商与合作应当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合作与协商将由人们的心态变成一种行为，最终成为一种制度。没有协商与合作，突发事件预案的制定和实施是不可能的。建立突发事件预案综合决策的机制，必须建立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制度，这是因为：一、突发事件预案是一个不断调适的、周期性的过程;二、有关部门和利益群体应当参与突发事件预案的所有阶段，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里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涉及到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规划与其他活动者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问题；三、沟通决策各部门和决策涉及的各利益群体是综合决策的关键;四、综合决策是一个提出突发事件预案和推行突发事件预案的行动过程。所以，突发事件预案的综合决策既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又是一个参与的过程。所谓探索是指在制定综合决策之前，决策者应当会同专家对决策的目标和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和评估，提出突发事件管理目标和具体的运作手段，并随着突发事件预案的实施进行监督和修正。
       为了提高居民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必须把公众信息、公众教育和公众沟通纳入到应急预案中，从国际经验看，信息透明化是制止谣言，稳定民心，预防突发事件转化为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政府和民众建立信任机制的基础。信息公开化的社会基础是政府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信息越是公开，社会内在的信任水平会越高。
       “九一一”事件发生不久，美国又遭遇炭疽粉末邮件的袭击，在民众中造成莫名恐慌，美国政府没有因为刚刚发生“九一一”事件而隐瞒真情。相反，美国政府方面都在第一时间向民众发布关于炭疽粉末邮件的信息。他们当然也考虑到发布信息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但让更多人知情，就意味着更多人因有所预防而免于伤害。美国政府出色地处理了“九一一”事件，使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政府和纽约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依据法律，在各自领域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联邦政府在危机初期就准确地给事件定性。布什总统在事件发生后一小时就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向全国公众和全世界公布了事件的发生，并明确表示美国遭受了恐怖主义的袭击。之后，布什以总统的权威领导危机事件处理，保证决策效力，同时放手让危机处理部门进行具体处理工作，使常设的危机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不久，布什宣布成立“国土安全办公室”来统一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反恐工作，并筹集巨额专项资金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在整个事件处理中布什还加强对媒体的管理，通过媒体快速传递权威信息，引导公众情绪。他在危机爆发三小时后又发表第二次全国电视讲话。当天晚上第三次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说：“让人民知道发生了什么和了解政府还在运转，这非常重要。”事件的第二天，布什指示新闻处至少每天一次将危机处理进展情况告诉美国公众，提醒民众预防新的袭击，并控制不利于减轻危机蔓延的信息和谣言。
       建立社会组织的参与机制并非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要把社会组织的变成实际行动，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机制，它依赖于：一、各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个人对于救灾减灾形成一致的理解；二、对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利益群体的参与者社会组织进行有关问题的培训、教育和沟通的程度，培训的内容包括：救灾减灾的思想、合作与协商的形式，沟通的方式等等；三、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制定保证减灾救灾决策顺利实施的立法、法规和准则，《国务院突发事件应急条例》已经为在我国建立综合决策机制奠定了法律和法规基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当保证各种利益的统一 —— 这应当成为一种制度，一种决策制度；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的税收政策等等。
       社会责任感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对社会和他人负责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梁启超《新民说》：“所谓公德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千万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 每个民族由于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由于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社会责任感和精神世界具有民族的传统的特点。把提高个人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视为公民的一种自主的选择，以完善全社会的应急机制，实现社会的平稳运行。只有每个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责任，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责任感帮助人们努力挖掘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和本性，强调自己的行为适合客观的需要。四川“五一二”大地震唤起了全社会的责任感，从这场大灾难我们看到，只要大力呼唤和滋养国人的社会责任与精神世界，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将在任何天灾人祸、突发危机中，异常坚强、成熟、战无不胜。
       让我们记住塔勒布的话，“结论：做好准备！狭隘的预测有麻痹或治疗的作用。小心那些神奇数字的麻痹作用。对所有可能的结果做好准备”。 需要再补充一句，就是要公众对所有可能的结果做好准备，这比什么都重要。
        （《黑天鹅》，〔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中信出版社二○○八年五月版， 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