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中到今天，五十年过去了，同五十年前相比，我国的建筑文化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建筑文化包容广泛，而建筑艺术是其中重要而显眼的方面。从艺术学的角度看，建筑艺术是很特别的一个门类。黑格尔把建筑排在五种艺术之首（其后方为雕刻、绘画、音乐和诗），但明确指出“建筑是一门最不完善的艺术”（《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他的看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有道理。建筑物本身有实用性、工程性和资财性，虽能具有审美价值，带有艺术性，但与绘画、雕塑、音乐等“纯艺术”相比，确实“不纯”，确是“不完善的艺术”。建筑艺术与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社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密切关联，同时又与生产力、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关系，绘画、音乐与GDP及钢材强度无关，建筑却与之密切相关，这是建筑艺术的特殊性。房屋建筑的审美价值，即它的艺术性，差别很大，艺术性很高的建筑是少数，艺术性的有无、高低之间呈现模糊的过渡，所谓“有区别无界线”。无论中国或外国，古代的建筑状况都相对单纯，今天的建筑和建筑艺术则呈现出多样、多元的局面，存在着差异、矛盾及对立，建筑艺术风尚的转变也很复杂，有变有不变，变者中有快有慢，有激进有折中，有的向前，有的往后，形形色色，参差不齐。
五十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北京建成了十座大型公共建筑物，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及华侨大厦，合称“十大建筑”。这十座建筑物体现了当时我国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准，它们很好地满足了种种使用要求，人民大会堂至今仍是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当时的建筑方针是：实用、经济，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建筑创作目标是：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筑风格。
五十年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人民群众对新国家和新社会怀着真诚的赞颂之情，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十分崇敬，对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的正义性与崇高性抱有坚定的信心，大家怀着高尚的情操、严肃的理想主义和高昂的民族自信心。在这样的思想信念和精神面貌基础上形成的建筑审美观，推动当年的建筑师和美术家努力探求端庄、稳重、有新意但不陌生，能让人产生亲切感又有纪念性的经典型建筑形象、设计者大都借鉴欧美各国在近代建造的官方建筑型制，有时转借苏联建筑的样式，再从中国古典建筑中选取有特征意义的形象和装饰，作为形式符号加入其中，由此造出宏伟、规整、厚重、坚实，具有石头雕刻般的纪念品格，并且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它们是那个时期中国的新建筑。
五十年前十大建筑在艺术风格方面，共同的特征是“庄重”——庄严和厚重。有人提出过类似欧美现代风格的建筑方案，未被接受。应该说，不接受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功能不佳或技术上有困难，而在于人民群众的信念和情感方面。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当时起决定性作用。从世界建筑艺术史的眼光来看，五十年代末的北京十大建筑大体上属于经典型的半古典建筑形式的范畴。这种建筑样态与当时苏联官方建筑相近，此点与当时中国各方面都倡导“学苏”有关。总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建成的北京十大建筑，是那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技术条件的综合产物，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国有一些重要的顶级公共建筑物相继落成。除了上海、广州等地有几座外，最多也最显赫的集中在首都北京，它们是国家大剧院、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央电视台新楼、奥运数字大楼等。
这批新建筑的形象十分突出，非常耀眼，它们与人们已建、已知的任何建筑物都不一样。屋顶不像屋顶、墙不像墙，柱不像柱，梁不像梁，国家大剧院像巨蛋，国家体育场如鸟巢，游泳中心墙薄如蝉翼，央视大楼龇牙咧嘴。上世纪北京十大建筑的风格可用“庄重”二字来概括，眼下出现的新标志性建筑的共同特点则是“新奇”—— 新颖和奇特，其中,央视新楼不仅新、奇，而且怪，谓为中国五十年目睹之怪建筑之首，当不为过。与五十年前的十大建筑相比，新建筑仿佛来了个“变脸”，呈现出十足另类的面貌。
这些新建筑主要用于演艺、传媒和体育活动，功能和身份与五十年前的北京十大建筑不同，不过，使用功能并非出现这种建筑风格的原因。世界上形象庄重典雅的剧院和体育场馆多得很，我们这批新建筑为什么具有现在那种模样呢？正因为这些建筑形体不是实用功能决定的，也不是结构科学要求的，更不是经济因素造成的，所以有些专家对此极为不满，生气、批判、抗议，但还是建起来了。
近些年，外国建筑师拿到我国一些大型建筑的设计任务，这些北京新建筑的设计方案有的就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这种情况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建筑发生“变异”，毛病就出在这里。一位建筑师对国家大剧院、“鸟巢”和央视新楼的建筑设计严加批判，说它们是外国建筑师“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的妖魔鬼怪建筑物”。《北京青年报》曾有文章说：外国建筑师“将他们的价值与文化观念强加于我们”，“其结果是，慢慢地我们用外来的观念来观赏建筑，用外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建筑”。作者认为这是“文化殖民主义”。名为“CBD TIMES”的中文杂志于二○○五年刊登文章，大字标题是《外国建筑设计师强势入境——狼来了，羊该怎么办？》，文章作者将外国建筑师比做狼，把中国建筑师比成羊，打出悲情牌，流露出了一种弱国文化心态。
建造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公共建筑物，带有公共艺术品的性质，人们对其提出意见和批评是正常、正当而且有益的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人可以对那些建筑物提出不同的看法，赞赏或厌恶各随其便。把新建筑风格出现的原因解读为是外国建筑师“侵入”的结果，虽带有一定的情绪性，但其中包含正确的成分，即指出事情有外来因素、外来影响。事实确实如此，而且影响不小，至于上什么纲，上什么线，可以另议。
二○○七年，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不变是常态。……而当代中国的最大特点莫过于一个‘变’字”。“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算起。在如此短暂的历史瞬间里，十多亿人口的命运被改变，甚至现在已经开始带动整个世界在改变，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杜平，《联合早报》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房屋建筑是复杂过程的综合产物。建筑风尚的转变，与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物质条件的改善及人文状况变化都有直接的关系。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对建筑活动影响深刻而广泛，不必再说。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物”与“人”两方面的变化共同推动建筑发展。
物质条件的改善对建筑活动的影响直接又明显，就中最重大的，一是财富的增多，二是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房屋建筑，不论实体还是空间，都是用物料和银子堆出来的， 称之为“凝固的音乐”固然有诗意，但首先还是“凝固的财富”。房屋的质与量与财富成正比，钱多，房子才大，才好，才会漂亮，这看法有点俗，但系实情。三十年前，公私都窘迫，我们分到房子就是大幸福，急忙搬将进去，别的都顾不上。现在富裕了，建筑的美观与艺术受到重视，这与买衣服是一个道理。工业发展，钢材由匮乏转为充裕，钢材多了，肥梁胖柱少了，建筑形象立即变得轻巧。加上材料、设备品种多，质量好，建筑形象自然与先前不同。在人文方面，变化同样广泛而深刻，对建筑风尚有直接影响的是人的观念的改变，而观念的改变与新的大众文化的兴起相关。建筑文化的变化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而建筑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见证。
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期中，中国的一切都是政治挂帅，文化即意识形态、即政治。文化是一元的，改革开放以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差别凸显，不过，现在学界所称的大众文化的“大众”，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众或群众，主要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在前现代时期，无论中外，人在精神生活中都怀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其形态或上帝、天国，或天道、天命。现代化后，世界进入“祛除神魅的时代”。在我国，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来的是一个世俗化社会。这种大众文化与现代传媒结合，产生了现今的流行文化与消费文化，并迅速膨胀成为强势文化，精英文化的影响力则日渐式微。精英文化重视理性，本质上是启蒙的、智性的，而大众文化诉诸人的感官和直觉，消解理性，消解意义，是一种不求深度的文化。现今，流行和时尚成了多数人审美观念和审美价值的准则。比如，人们的服饰过去也变，但是慢，如今则是年年变、季季变。汽车、家具、家电、手机等莫不如此，不同的样式款式如过江之鲫，目不暇接。
大众文化的兴盛意味着生活与艺术的边界日趋模糊，既有艺术生活化，也有生活艺术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艺术色彩、文学意味和审美情趣，虽然缺乏深度，却含有文化普及和文化民主的因素，并有推动形式创新的作用。这种情形自然影响人们的建筑审美观念。总的说来，新的大众文化是开放的、多元的和朝向未来的。现代化和新大众文化的兴盛，推动建筑设计脱离五十年前的轨道，中国建筑终于从老的“巴黎美术学院”路线转到以二十世纪德国“包豪斯”为代表的方向上来了。
中国的建筑创作向现代主义转变，比西欧、北美晚了六七十年，临到我们转向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后现代主义建筑。二十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强调差异性、多元性，反对总体性、同一性，认为统一性背后是强制与独断。后现代主义美学推崇自由放任、破碎、无中心，将美与丑等量齐观，取消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推出解构主义哲学，否定意义的确定性，为消解现有的价值准则提供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与解构哲学一出现，西方建筑界迅即有了回应。
一九六六年，美国建筑家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5— ）出版专著《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他在书中写道：“在简单而正常的状况下产生的理性主义，到了激变的年代已感不足”，“我容许违反前提的推理。……宁要暧昧不定，宁要自相矛盾，模棱两可”。他提倡“建筑要素的混杂，赞赏凌乱而有生气甚于明确统一”，“宁要歪扭变形的，不要纯净的”。他推荐的建筑手法有：“断裂、片断，折射”，“不协调的韵律和方向”，“不同比例、尺度的东西的毗邻”，“对立的、不相容的建筑元素的堆砌、重叠”，他呼吁大家“不要排斥异端”。文丘里的书是非理性主义建筑的宣言书，为当代恣肆任性的建筑创作开启闸门。一九八八年，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举办“解构建筑展”。展示的那些建筑，形体散乱残缺，呈现错位、翻转、失重、失稳的形象，看起来好像即将倾倒、即将堕落，故意给人不安定的感觉。观众留言说“它们像是在搬运途中损坏的东西”， “像是观看出事火车的残骸”。这并非个别的、偶见的现象，反之，是一种时兴的建筑艺术潮流。当前走红的美国建筑师盖里（Frank Gehry，1929— ）的建筑作品以形象奇异、飘动、狂放，达到恣肆无忌的地步。盖里因此受到追捧，他的事务所门庭若市，大款大腕儿请他做设计都得排队。眼下世界许多著名建筑师大都走着类似的创作路径。
中国建筑走上理性的现代主义之路不久，非理性的后现代建筑即接踵而至，临门一脚，射进一球：央视新楼是也。
恩格斯晚年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创造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致约·布洛赫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8页） 北京这批新建筑即是在互相交错的力量作用下产生的。
五十年前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在国家领导人督导下进行：专家汇报，上级审查，领导发话，很快定案，未见有什么大的歧见和争论。五十年后的今天，情形不同了，每座建筑都引起激烈争议。国家大剧院经过四轮设计竞赛，好不容易在一九九九年定下现行的方案，但开工不久，四十九位院士和一百零八位建筑师上书反对，以至于停工，历经磨难，才于二○○七年底落成。对央视新楼的看法更是非常对立。现行方案中标的消息传出后，有人说它“违背科学规律”，是“建筑的‘艺术’骗局 ”，还有人称它是个“凶神恶煞的建筑物”。一位教授著文批判，题目是：《“应当绞死建筑师？”——央视新楼中标方案质疑》。待到新楼动工，教授很痛苦：“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难受，有一种幻灭感！”而一位艺术评论家却大声叫好，他说“央视新楼造型十分完美”。当听到该项目可能搁浅的传闻，他说：“我从来没有那么悲哀过。”新楼开工，他转悲为喜，说：“这种前所未有的扭曲造型可以产生丰富的空间变换感觉，产生各种想象……我喜欢它，因为它在许多方面具有挑战性。”三百七十多年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以花坛布置为例写道：“同一件事物可以使这批人高兴得要跳舞，却使另一批人伤心得想流泪。”（《一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答麦尔生神父信》）如今，北京那几座大型建筑物引出了类似的情景：一批人高兴，另一批人遗憾。对一座建筑意见之分歧，评价之悬殊，争论之激烈，情绪之激昂，让人叹为观止。
每当社会文化发生变迁时，彼此对立的观点一定会出现，人们争论不休。不过，建筑竞标与总统选举不同，不是只有一个位置可争。建筑类型多，等级多，数量海大，是广阔天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种样式，各种品位的建筑方案都有人要，各种主义，各样的设计皆有实现的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筑领域有条件能真正实行“双百”方针。
建筑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有专家将“鸟巢”与别的一些体育建筑比较，批评用钢量太多。比较研究是有益的，用钢量是一个方面，对该体育场做结论还得考虑其他的要求与因素。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在我国举办的奥运会主场馆，人们要求它除了能满足严格的使用要求外，还应是一个宏伟、有较高审美价值、有独特意匠、能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运动场馆。“鸟巢”上的一些钢构件，如许多著名建筑物上的雕饰和大柱子一样，虽多余，但增添了艺术表现力，是无用之用。如果单抓节省材料这一面，世界上许多建筑杰作，诸如雅典帕特农神庙、印度泰姬陵、北京天坛以及悉尼歌剧院，怕都出现不了啦。买东西注重性价比，对于建筑也应作如是观。不太前卫的建筑方案不一定不好，但是因为常见而显得平凡、过时，新的不一定完美，但有人支持，它们也有存在的基础。
有容乃大：悉尼歌剧院是丹麦建筑师设计的；澳大利亚首都的议会大厦是美国建筑师的作品；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扩建是美籍华人建筑师设计的；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而建的巴黎台方斯大拱门，又是丹麦建筑师的作品；柏林的德国议会大厦的改建是英国人完成的等等，能说这些文化交流是文化侵略吗！清朝晚期，距今一百多年前，广州、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就有了许多外国人设计建造的洋房，此后愈来愈多，中国文化并未因此消亡。发表《文明的冲突》的美国学者亨廷顿，著文指出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可以接受西方的物质和技术层面的东西，但这绝不会改变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根性。他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而是相反，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大，反而助长了民族自信。他写道：“喝可口可乐并不能使俄国人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正像吃寿司不会使美国人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一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流行的风尚和物质商品从一国传到另一国，但从未使接受这些东西的社会的基本文化发生多大的变化。那种以为通俗文化的商品的传播表明西方文明取得了胜利的看法低估了其他文化的力量，同时也把西方文化浅薄化了。”（转引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周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我们今天大量建造和使用的房屋建筑，作为一种建筑体系，是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从外国传入的。中国沿海城市中最早的洋建筑，是来华的外国工程师和建筑师设计建造的。以后中国人掌握了新的建造技术，又有了留学归国的中国建筑师，洋建筑师的地盘渐渐减少。一九二○年上海建筑师事务所中，68％是外国人的，中国人的为21.8％，9.5％为中外合办，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情形反过来，中国人的建筑师事务所增至51％，外国人的减为44％(《上海近代建筑历史上技术文化的重要地位》，[法]娜塔丽，载《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在国家贫弱、风雨如晦的时期，中国建筑师能够从无到有、反弱为强，那么今天我们邀来几位外国建筑师，按国际常规做一些建筑设计，何惊恐之有！回头看看唐朝，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七世纪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八世纪是一个容忍和默认的时代，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各种教派的佛教徒、叙利亚籍的景教徒以及回鹘族的摩尼教徒都集中在唐代的城市里，他们得到唐朝政府的保护”([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有一时期，“定居长安的突厥人近万家，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唐代无改革开放之名，有改革开放之实。他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具有突破思维定式，开放、包容、朝前看的气概。
笔者在北京待了六十年，在建筑学堂当过老师，关于这批新建筑的始末，前前后后也是知道的，即便如此，目睹“巨蛋”、“鸟巢”、“水立方”、“大裤衩”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有古老历史的北京，静夜思之，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仍有惊异之感：中国真的变样了。其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我国的建筑业便开始深刻的变化，许多旧的建筑观念被摒弃，中国建筑文化步入一个与先前有明显区别的新阶段。北京新标志性建筑的落成，不过使新阶段更加凸现而已。在这个新阶段，建筑体制、建筑生产、建筑教育、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无论量还是质,都提高了。在建筑师这一块，国人出国学习考察和外国建筑师来我国工作，都对我们的建筑设计和创作起了有益的作用。近年来优秀建筑人才成长，不断推出优秀作品，城市中一般建筑的设计水平也有所提升，已经能见到海纳百川的好处。
有专家喜爱旧建筑旧风貌，对新建筑看不入眼，这没有什么不好，且有警示和鞭策的作用。不过，看看我国城乡从所未有的建筑成就，看看广大人民居住生活实际质量的改善，想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提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于今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因而，尽管有缺点和不足，我仍愿为中国建筑发展的新阶段鼓与呼。
海淀 蓝旗营叟于二○○八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