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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题目是不能探讨的，哪怕只探讨一次，也不能。有些题目，例如“傲慢”与“自卑”，是可以探讨许多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悟的累积和表达方式的精致化，这一探讨便日渐深入了。
       这里，休谟的案例耐人寻味。他二十八岁发表的《人性论》，第二卷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骄傲与谦卑”（pride and humility）——卷二和卷三各自只有三部分。休谟相信这两个单词有一个共同基础，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但当他三十七岁发表《人类理解研究》（可视为替代《人性论》卷一和卷二的作品）和四十岁发表《道德原则研究》（可视为替代《人性论》卷三的作品）的时候，这一最重要的论题完全消失了——“骄傲”只出现了两次，“谦卑”一次也没有出现，取代它的，是“谦虚”（modesty），出现了三次。最后，在六十四岁的时候，休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出版商要求撤回并“disowning”（直译为“放弃”）他的《人性论》全部存货并声明不希望将来的读者们认为那是他的作品。休谟是写这信的第二年去世的。在享有盛誉的晚年，休谟这一反常举动当然引发了后来两百年思想史家们的困惑与争论。直到尼尔森一九七二年《哲学评论》的文章，才算尘埃稍许落定（John Nelson，1972，“two main questions concerning Hume’streatise and enquiry”，《Philosophical Review》vol. 81，no. 3，pp. 333—350）。尼尔森的分析对我而言最具说服力：休谟声称自己为之“数百次地后悔的”是，《人性论》卷一“知性论”既在开篇宣布要引入牛顿实验方法却又最终未能摆脱古典玄学的思路。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小册子《人类理解研究》，用休谟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减法为加法”，使《人性论》（卷一和卷二）得以脱胎换骨。休谟早年宣布的主旨是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于道德哲学的一切领域，但他中年意识到的“怀疑论”使命是不仅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改造道德哲学而且应使自然哲学的一切命题也以心理学为基础，否则，就仍是玄学。“知性”（又译“理解力”）是休谟经验主义的基础，这一基础的脱胎换骨，可能颠覆他在《人性论》第二卷“激情论”和第三卷“德性论”里运用他的基于牛顿实验方法的知性于情感研究和道德研究所得的惊世骇俗之结论。事实上，休谟晚年意识到的，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谓“哲学现象学”和“演化心理学”的基本议题。难怪当代哲学家们认为休谟是“千年一见的天才”。
       回到我开篇所列的三项因素，“感悟的累积”最为重要，舍此而不能有年龄增长和表达精致化带来的收益。这一因素，要求我们有敏感的心灵和良好的记忆，还要求我们养成自我批判的习惯。那些不习惯于自我批判的人，往往将最不愉快的感悟永远压抑在他们的无意识世界里。这一著名的心理学陈述似乎自相矛盾——既然“无意识”何来“压抑”？是的，今天，如阿克劳夫这样重要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也知道了这一心理学原理，它与所谓“认知不协调”的经济行为有互为表里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习惯恰是我们的意识通向我们的无意识世界的桥。自我批判的习惯相当于自我对“自我”做深层心理分析。另一问题是，为何要将最不愉快的感悟从无意识世界释放出来？我的回答是：因为这些感悟往往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具有最重要和最深刻的意义。抹杀了这些最重要和最深刻的意义，请问，如何可能有“感悟的累积”？
       这一次引发我探讨傲慢与自卑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的，是我在“上海—香港”和“香港—北京”列车上的一些观察。不错，我已经把结论写出来了。“傲慢”与“自卑”这两种行为，确实是互为表里的。我知道一些朋友，他们由傲慢行为而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与他们因自卑而有的痛苦程度保持着恰当比例，于是不致产生心理障碍——心理学“障碍”一词等于英文“失序”或“紊乱”（disorder）。我还知道一些朋友，初次结识的时候，令人奇怪地表现出自卑感。其实，他们是为缓解因傲慢而引发的心理障碍，强迫自己的行为保持谦虚——这种做出来的谦虚往往过分，不似谦虚而似自卑。
       关于傲慢，我只列出三个中文语词，自尊—骄傲—傲慢。然后，模仿亚里士多德的风格，我不予论证地指出，这三个中文语词刻画了我们每一个人对待“自我”的态度从“正常”到“病态”的连续的演变方式。但是请注意，这里列出的只是从“自尊”偏离到“傲慢”的演变路径。我还应列出从“自尊”偏离到“自卑”的演变路径，自尊—自谦—自卑。现在读者可以模仿亚里士多德，不予论证地指出，自尊这一语词表达了我们在傲慢与自卑之间所谓“黄金中庸”的那种情感。作为对比，我应指出，休谟早年论述的“骄傲”与“谦卑”，分别是这里三阶段演化的中间阶段。
       在这些关于傲慢与自卑的一般性论述之后，我应交代一下我在列车上的见闻。去香港的列车上，有一位带着保姆的年轻女人，她孤独而傲慢。特别醒目的是她那位保姆，她说粤语和英文。并且从她的外貌，我断定她是香港人所谓“菲佣”——来自菲律宾的保姆。半夜的时候，我的妻子小李在走廊里见到菲佣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瞌睡，傲慢女人和她的孩子占用了包厢里的床位。这样的安排，从我和小李的角度看，不是合宜的。既然反常，就可引出一番分析。在从香港到北京的列车上，有两位带孩子的女人，她们的傲慢程度绝不亚于上述那位带着菲佣的女人。她们其中的一位是带着保姆的，引起我注意的是她那一身黑色装束以及她的黑色化妆，这通常意味着（无意识地）她对世界的强烈不信任感。另一位不带保姆，却有几位“干哥”和“干爹”照料着，尤其是他们对她的不到一岁的孩子的无微不至的照料，让人不能不联想到她那位不露面的“老公”的身份以及她自己的身份之可疑。
       当一个女人身份可疑时，那么，不论她的真实身份是怎样的，她都可能因意识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可疑而表现出过分的自尊，因此而变得傲慢。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我身上，尤其是当我感到孤独的时候，通常这类情形发生在小李不在我身边时，我周围没有人认识我，但他们之间却很熟悉，于是我感到了孤独和一种要表现自尊的冲动，于是我变得傲慢了。
       那么，孤独是自卑的原因？这是一个好问题。在我的回忆中，假如我周围有许多朋友而且我因此沉浸在愉快的感情里，我难道会对任何人表现出傲慢吗？不会的。男人对男人的傲慢，最常见于两个同样孤独的陌生人之间。为什么缺乏信任感时，我们要以傲慢相对待呢？为了获取自尊吗？为了征服我们自己明白不可能征服的另一个男人吗？答案应是前者，为赢得自尊。难道自尊是可以赢得的吗？难道我们的自我承认还不足够吗？显然，自我对自我的承认不足以维护自尊。同样显然，信任感不仅对他者，而且对自我，都是至关重要的。
       孤儿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享受过妈妈的爱。施佩曼认真提醒家长们注意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妈妈对孩子的爱，有助于孩子们形成心理学所谓“原信任感”，那是一种对世界整体而言的信任感，即对“世界是美好的”这一陈述的基本信任。有了这一原信任感，当孩子们面对丑恶现象时才不会丧失信心，他们会泰然自若地对待丑恶现象。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在本源意义上，我们是从母亲、妻子和朋友们那里获得信任感和自尊的。与此对立的，就是“孤独感”。孤独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在傲慢与自卑这两极之间跃变，还时不时会发生心理障碍。我的探讨远未结束，因为它引出更多的问题。例如，智慧与孤独之间不是关系密切吗？有智慧的人难道会傲慢吗？可见，这世界是多因多果的，它要求我们有更复杂的思维方式。
       在更复杂的情感图景中，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嫉妒”。例如，最常见的，是对他人财富的嫉妒。凡嫉妒，总不会是无私的。就常识而言，“无私的嫉妒”这一短语是荒诞的。事实上，嫉妒发生在一个人与地位相似从而具有可比性的另一人之间（往往是单向的，但也可以是双向的）。休谟指出：“当我们考虑他人的财富和境况时，在我们激情的作用中有某种不同寻常的、表面上似乎不可解释的东西。他人的进步或繁荣极其经常地引起嫉妒，这种嫉妒混合着浓厚的仇恨，主要产生于我们自己和那个人相比较。”
       其次，在更复杂的情感图景中，与“嫉妒”同时，我们还应注意那种被称为“轻蔑”的情感。休谟指出，那是一种“混合着骄傲的厌恶”。不过，与我们今天的感受有些差异，休谟认为当我们由他人的不幸而生出怜悯时，便会有这种轻蔑。以我对今天中国人“仇富”心态的观察，它不仅含有嫉妒，而且含有轻蔑。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换一个角度说，今天许多中国人虽富却严重地不好礼，让我们不能不轻蔑他们，称之为“暴发户”，或贬斥曰：“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富而好礼，用斯密的话讲，就是行为的“合宜性”。假如你为富不仁，那么你很难让自己的行为具有合宜性。这样，我们就会看不起你。
       此时，智慧的人怎样自处呢？孔子已经说了：贫而乐，富而好礼。这里，并不发生嫉妒和轻蔑。当然，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会有偏激的情感，例如嫉妒与轻蔑，或傲慢与自卑。所以，智慧的人往往是孤独的，但不是外在的孤独，是因不被理解而有的孤独。那么，智慧的人是否自己感觉孤独呢？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是所谓“为己之学”的态度。持这一态度的人，对“孤独”处之泰然。
       怀特海晚年沉潜于生命与智慧之学，关于宗教与信仰，他指出，那是独处的人的事情。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和老子，他们都有独处的经验。怀特海相信，智慧的个体生命与天道交流所感生的体验，是一切重要宗教的核心内容。神选择了少数人。既然如此，被选择的人注定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