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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外国语学院”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在网络搜索引擎中以之为关键词一点，立刻出现形形色色的页面。这朵学界的“奇葩”开在大江南北，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外国语文学系”，简称“外文系”。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对大学各系有经典调侃：“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学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学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72页）在钱先生调侃的“学科等级排行榜”中，“外国语文学系”虽然不及理科各业，但在文科各门中却坐了头把交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可安慰。
       莫非是爱屋及乌之缘故，钱先生才对“外国语文学系”情有独钟？毕竟，那是他稻粱谋的位置！
       也许，答案并不这么简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外国语文学系”闪亮登场之时，的确志存高远。其力压人文学科群芳，某种程度上也是“实然”。
       吴宓先生留下的两份重要材料足资为鉴。一份是刊载于《清华周刊》（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号）的文章《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另一篇是载于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一览》的《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
       《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开宗明义点出了外国语文学系课程设置之目的，就是使学生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国内所需要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由此可见，外国语文学系在最初的课程设置阶段就定下了“博雅”与“专精”二原则：“其一则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其二则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博雅”与“专精”的精神完全体现于以下这份分年的课程表中：
       第一年（共三十六或三十八学分）
       国文（六）；英文一（八）；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八）；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六——八）；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择一，八）
       第二年（共三十六学分）
       英文二（六）；第二外国语（择一，八）；西洋哲学史（六）；西洋文学概要（八）；英国浪漫诗人（专门研究一，四）；西洋小说（专门研究二，四）
       第三年（共三十二学分）
       英文三/德/法（择一，八）；西洋文学分期研究之古代希腊罗马（四）；西洋文学分期研究之中世纪（四）；西洋文学分期研究之文艺复兴时代（四）；英文文字学入门（四）；戏剧概要（专门研究三，四）；文学批评（专门研究四，四）
       第四年（共二十四学分）
       英文四/德/法（择一，八）；西洋文学分期研究之十八世纪（四）；西洋文学分期研究之十九世纪（四）；现代西洋文学之诗/戏剧/小说（择二，四）；莎士比亚（专门研究五，四）
       除以上必修之课程外，外国语文学系还设以下选修课程：
       第一、二年拉丁文（八）；第一年希腊文（八）；第一、二年日文（八）；第一、二年俄文（八）；高等英文作文（四）；英国文学书选读（四）；英语捷径（四）；其他研究课程（六）。
       在《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中，还附有“学程说明”，涉及课程主要内容、教员、学时、学分、性质。如介绍吴宓亲授的“课程专门研究一”——“英国浪漫诗人”：“本学程取英国浪漫时代诗人（Wordsworth, Coleridge, Byron, Shelley, Keats）之重要篇章，精细研读。由教员逐字逐句讲解，务求明显详确，不留疑义；兼附论英文诗之格律，诸诗人之生平，及浪漫文学之特点。每周两小时，两学期共四学分，本系二年级必修。”
       这张学程表传达出的第一个清晰信息就是语言文字与文学并重，二者互相为用，不可偏废。在《外国语文学系概况》中对此有明确说明：“盖非语言文字深具根底，何能通解文学而不陷于浮光掠影？又非文学富于涵泳，则职为舌人亦粗俚而难达意，身任教员常空疏而乏教材。故本系编订课程，于语言文字及文学，二者并重。”
       另一有趣之处是，外国语文学系所列的第一门课程不是外文，而是国文，足见对中国语言文学的重视。在《外国语文系概况》中也对此有强调：“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因为无论是为了“（一）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二）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三）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此处，正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外国语文学系之所以能够“艳”压人文学科群芳之所在，因为其他人文学科很难具有比其更广阔的“兼容并包”之精神。这点在外国语文学系“大一”的课程设置中最为清晰可见，不但旁及中西文史哲，而且兼顾数理化，其视野之宏大，深得博雅教育之精髓。
       牛皮不是吹的。吴宓等人先在清华后在西南联大筚路蓝缕开创的这条外国语文学系的博雅教育之路的确是结出了并蒂莲：一脉在大陆，一脉到台湾地区。大陆的代表人物有钱锺书、卞之琳、李赋宁、王佐良、赵萝蕤、穆旦、巫宁坤、许渊冲等；而前往台湾的夏济安更是依托《现代》培育出了一大批新生的力量，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言，他和一大批台湾现代作家如白先勇、颜元叔、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欧阳子等人都出身于外国语文学系，足见博雅教育之流风所及。
       今日，“外国语学院”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虽然招生和就业都还尚可，但无可否认，表面的荣光遮蔽不了其地位在各自高校学术生态中的式微。“外国语学院”越来越像语言技能补习班、留学培训基地或投机考取其他学科研究生的跳板。由于具有在考研考博浪潮中的外语优势，如今外语本科出身的学生大规模入侵其他人文学科，足以从旁证明“外国语学院”魅力的丧失。吴宓等学界前贤点燃的那一支明亮的圣火已然渐行渐远，迷茫微暗。如果没有了高远的目标，如果丧失了博雅教育的胸怀，只把文学当成外语教育中的点缀，“外国语学院”“斯文扫地”那一天，或许不远。
       （《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徐葆耕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