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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人当知恩图报，特别是震后遗孤，最知失亲之痛，倍感灭门之苦，虽然有些人仍困难重重，朝夕为衣食而争，但人之爱心不会磨灭。望诸位量己之力，伸爱心之手，解羸弱之难。无多有少，多多益善，让四川的孤儿们有一点温暖，让我们的心灵不再发生余震。”汶川地震后，唐山孤儿张有路在网上发了这样一个募捐帖子。2008年5月20日，300多名唐山孤儿汇集到一起，不到半个小时，共捐款95111元钱。
       汶川大地震不仅激起了“同命相怜”的唐山孤儿的同情心，也引起了人们对“唐山孤儿”的记忆——32年前的那场地震，造成4204名孤儿。
       “地震没有死，到你手里死了可不中”
       地震摧毁的不光是生命和房屋，还包括城市功能和社会组织系统。
       “通信、交通断绝，水电断绝，不再有商品供应和货币流通，社会系统又退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市档案馆的退休摄影师常青回忆起地震后初期的场景，“喝水只能喝游泳池的水和坑里的水，吃饭只能靠解放军送。”
       住所前的一个水洼减缓了地震波，常青所在的楼房没有倒。随后的30年，他用镜头持续追踪了唐山孤儿的成长。
       与常青一样幸运的，还有时任唐山市知青办副主任的王庆珍。7月28日早上，她去位于市委机关的单位上班，机关的房子已经倒了。她在西山口找到市委副书记张乾。张乾交给她的任务是，确保地震孤儿的安全，“地震没有死，到你手里死了可不中。”
       王庆珍找到杜淑哲和是外两名下属。借助各区指挥所的力量，4人组织排查。一个月后，根据他们统计的结果，仅唐山市就有3000余名孤儿。
       他们并不知道，当时国家对于他们这些孤儿的安置是怎样的一个系统工程——8月24日晚(唐山地震一个月后)，中共石家庄市委大楼内灯火通明，石家庄市委接到河北省委的通知，要在石家庄筹建一所育红学校，邢台也接到了筹建育红学校的通知。
       时任石家庄育红学校校长的董玉国回忆，他在接到筹备任务的十几天内，就从171个单位调来260多人。3300平方米的教学楼日夜赶工，仅33天时间就拔地而起，市房管局党委书记亲自带队为新横粉刷，市安装公司领导亲自督战安装暖气。40多个居委会的大娘大嫂连夜赶制出崭新的被褥，连枕套也是长征路小学的同学们拿回家用麦麸、黄豆灌满的。
       在育红学校，“家庭”是一个禁止被提及的概念
       9月8日，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党氏三姐妹”在内，第一列载满唐山孤儿的列车，缓缓驶进石家庄站。
       他们到达育红学校后，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亲自到学校检查洗澡水的温度和水池的深浅，让孩子们洗澡。服装厂和百货公司的人还为每个孤儿连夜做了一身新衣裳。
       第二天孤儿们就去参加石家庄市的欢迎大会。表演完节目，一个唐山孩子致答谢词。当他说到“爸爸妈妈都死了，是解放军叔叔救了我”时，台下大人哭成一片，市委书记由于伤感过度，心脏病发作晕过去了。
       设有哺育室、幼儿班、学前班、小学和初高中的石家庄育红学校实行封闭式教育，老师和学生24小时待在一起，在这个闭合系统中，育红学校的孩子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祖国母亲”发生联系：他们的抚育费用由国家直接拨付。
       在育红学校，“家庭”是一个禁止被提及的概念。由于害怕自己的家庭生活影响到孩子的心理，老师从来不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学校来，家就在学校隔壁的教师董玉国仍然住在学校里，只在晚上趁孩子们睡着才回家，在他们起床前又赶回来。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有个家。
       1977年，常青第一次探访唐山孤儿住地石家庄和邢台，对育红学校的生活条件非常惊讶，“当时普通人的工资也就40元，这里一个孩子的补助就有15元”。
       老师们对待孩子的感情，几乎比对待自己的孩子都好，董玉国在《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文里回忆说，学生贺边辉有一次昏迷住院，郝秀霞老师心疼得落泪，用热毛巾焐热输液瓶，在医院里陪了3天3夜。
       普通老百姓那时70％粗粮、30％细粮。但在育红学校，有市委书记特批的细粮敞开供应。“那时，育红学校的孩子在邢台几乎是享受特权。”李宝霞说，育红学校的孩子坐车和看电影都是免票的，到那儿就进，人家也不管，“心里还是挺美的”。这种特权有时也会过头，“调皮的男生跑到农民果园里摘果子吃，被发现了，一说自己是唐山孤儿，人家也拿你没辙。”
       唐山孤儿，独立意识强，自尊心强，特别敏感
       李宝霞没有参加初中升高中的考试。“老师把准考证发给我了，但我没去。当时就想毕业了好回家。”“回家干什么?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常青说，李宝霞这样的想法在唐山孤儿中是普遍现象。“不喜欢依赖人，独立意识强，自尊心强，特别敏感”。
       党氏三姐妹的老三育新说，自己在青春期时很逆反，但无处发泄，因为没有交流的环境，心里的叛逆变成一种挣扎。“没有人对我进行指导、让我从孤单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她在这种挣扎中找到的出路，就是在初中毕业后考上了纺织技校。1994年18岁的党育新技校毕业分到纺织厂工作。
       命运开始垂青老二党育苗是在1990年，这年她参加央视的春晚，遇到了对她人生影响最大的人。“爸爸从来不说教我什么，他只用行动教我怎么待人。”党育苗提到养父母，带着深深的感恩。“我那时还不懂事，老和比我小5岁的弟弟争宠，爸爸总是向着我。”党育苗的父亲是抗震救灾时红二连排长，父母的宽容和慈爱，暖化了少女敏感、孤寂的内心。在父母的悉心教育下，18岁时党育苗成长为一名军队医务工作者。而当时被奥地利的两位民间文化使者收养的老大党育红，正在维也纳服装学校学习。
       从育红学校出来走向社会，到建立家庭，“这几乎是每个孩子最艰难的阶段”，常青说，“他们在经济上独立了。但在精神上却很脆弱。以前老师像疼自己孩子一样疼他们，一下子突然被抛入社会，突然就没人关心了。”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依靠自己坚强的毅力走了出来，回到了家乡，加入到了重建唐山的行动之中。
       在1988年唐山市民政局下达第15号文件里写道：……共有761名孤儿转到石家庄育红学校、邢台育红院学习、生活，1984年迁回：按照1977年市领导指示，外地学习的孤儿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全部返唐，由市统一安排工作。有口可归的孤儿，由原父母生前所在单位负责安排工作，无口可归的孤儿，纳入计划内由市劳动局负责安排。
       有能力了，就应该回报社会
       李树军现在是唐山市路北公安分局副局长。“从一名孤儿到副局长，党和政府把我养育到这么大，叫我干啥咱就干啥。”李树军说，作为一名孤儿，回报社会是无条件的。“地震是天灾，过多地沉浸在地震痛苦当中也没用，还得面对现实，温总理说‘多难兴邦’，同样对个体也是如此，是一种锻炼。”
       对比自己当年的经历，李树军也有些担心：“地震之后，党和政府对孤儿太好了，我怕孩子们形成这样一个思想，我受灾了，你就应该什么都给我，过于依赖国家，孤儿们应该有一个自我奋斗的思想和过程，自身不垮谁也打不垮。孩子们要把磨炼转化成人生道路上的成长财富，尽管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而在另一边，2008年5月18日央视承办的“爱的奉献”大型募捐晚会上，天津荣钢集团董事长张祥青夫妇语惊四座：“我们再捐7000万，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建‘震不垮的学校’!”
       此前，他们已向灾区捐款人民币3000万元，至此累计捐款达到了一亿元。
       张祥青之所以如此为汶川地震牵肠挂肚，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并自此失去双亲。此后，他受政府照顾进入当地一家铁厂，直至成为天津市的钢铁大亨。
       张祥青夫妇的慈悲心肠是出了名的，有了能力就要回报社会，是张祥青秉承的理念。所以，当听闻张祥青为灾区捐款时，他的大哥张祥文一点都不意外：“那是应该的，我们都是唐山地震孤儿，有能力了，就应该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