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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是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之后又一本考证诗文名物的书, 是追溯寻常物用在文化史中的变化与物本身的变化两条轨迹的交汇。文笔是作者一贯的风格，行云流水般，气韵淡远。内容从先秦到明清，多宋人故事，所述好像随机拍摄的平凡的生活特写，但镜头又总是落在这个文明恬静从容的瞬间,读来仿佛走入一间文人的书房，主人刚离开。想到这种雅致的场景在古今的干戈不息中总是那么短暂，就觉得她精心描述的是一种蕴于物中的理想，是这个文明一直怀想的生活。因为美，所以近乎静止。
       书中章节看上去就是用心说一件件小事情。然而，从日常起居到形体姿容，扬之水考察生活风尚的变化和器物形制的变化两个线索的交叉互动，给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书写历史，使人们在身边发现传统之流的无所不在和独特魅力。书中在一组对文房清玩细致的描述里，揭示出一个长时段的物质文化变局对生活体验和审美趋向带来的微妙而深远的影响，这便是生活姿态与家具的变化——居室陈设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从跪坐向高坐具的转变，宋人已有自觉，而扬之水通过对寻常器物的追本溯源，例如花瓶、砚屏、笔筒等，探究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牵动了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由此枝繁叶茂，导致文化传统的变迁。回头再看，“明窗净几，罗列布置”，“鸟篆蜗书，奇峰远水”，“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赵希鹄：《洞天清禄》序），宋人笔下的人间清趣中隐现着历史舒缓的潜流。
       另外一组小东西也很有意思，都是用在社会交往中的，在传统社会中，它们是礼的依附, 例如茶角、诗筒、食盒、春盘、拜匣、名刺，可以称为“流动中的物”（things in motion)，它们不仅是社会变化的静态写照，而且成为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人们在这个动态的领域中通过物的流动和交换来构筑、维系及经营社会关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则影响物中承载的价值、涵义和规范。
       当时人际交往中互相馈赠的诸般物品，以茶为最。包裹精致的茶角便与筒竹盛诗一道借助通行的邮驿制度递送亲情和友情。这种社会交往方式及其文化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士人的相互往来中，宋王巩《随手杂录》云，苏轼在杭时，“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楼上”，待诸人散去，中使乃密语子瞻曰：“某出京师，辞官家，官家曰：‘辞了娘娘了来。’某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中使 “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御茶本是皇家的珍爱之物, 轻易舍不得赏大臣, 出手也该是很体面的事情, 在这番描述中, 却看不到君临天下的样子。《杂录》说的事情是否曾经发生, 今天无法查证，小道消息所揭示的历史, 是那时人们的说法, 在其中我们看到宫廷与文人价值之间关系微妙的倾斜。
       这些寄顿诗思的小东西是文人们常常吟咏的对象。它们蕴涵着诗意, 又是诗的载体。不论是从一支竹筒中抽出一张诗笺展阅, 还是把包裹着茶饼的织锦、竹叶或蜡纸一层层打开, 在满室清香中待泉水煮开, 诗不是抽象的文字和韵律，而是作为书写融入物的空间：过程、气息和体验。这些诗本来就是物的一部分, 与物一起构成富有层次的、流动的雅致世界, 而不仅仅是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描述和想象, 存在于物像之外。在扬之水的书中, 我们能看到宋人有些咏物诗有很具体的语境, 那些寄寓友情和亲情的东西不但存在, 而且使物的诗意与诗的物性合二为一。
       在物中体验诗意,可以拿装茶的茶入作个例子，这些在日本茶道中地位相当重要的茶具,据考古学家栗建安说, 最初曾是来自宋元时代闽南民窑的小釉陶罐子,在历代茶道的使用中被赋予一层层新的涵义,从而开始另一番传奇的身世。每只茶入的名字,常来自往昔的茶事中,如古代的茶人为它作的一首诗,用墨书题在木盒上，准备茶会时, 当主人在选择用哪一只茶入的时候,诗便与名物一同重启流动的物境。取茶的时候,主人在客人面前打开包裹茶入的仕覆——用华丽的明代锦缎制作的锦囊,有复杂而雅致的系法——客人惊喜地看到茶入,品鉴之后, 从主人那里知道它的名字, 它的诗和它传奇的身世,仰慕木盒上著名茶人的手迹,最终能从主人精心的选择和身体力行中体会对友情的期许和对人生的看法。
       美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有一只身世不凡的茶入, 木盒上有日本著名茶人小掘远州 (一五七九——一六四七) 墨书题名“独寝”，这个题名来自他为这个小陶罐作的一首和歌, 大意是:
       [甚至] 你的形容/也飘逝/从昨晚我们共渡的床上/不曾想/今夕只能独寝
       诗的内容是对平安时代末宫廷诗人和画家藤原隆信 (一一四二——一二○五) 的一首和歌的调侃:
       [只有] 你的形容/在我独寝的床上出现/你在哪里/与谁/共渡今宵
       两首诗文之间的传承关系, 我们容易理解,华丽锦囊与陶罐简素遒劲的强烈审美反差以及层第打开过程中的视觉效果, 也能够想象，而此间真正的诗意是寄寓在诗文与茶物之间微妙而特殊的关系之中的。 这两首和歌与在茶道语境中看见这陶罐的体会, 有很强的呼应，物失掉了诗, 就不成物，而这诗失掉了小陶罐, 就变成一首情诗了吧。
       比起宋人对茶角的描述来, 日本茶道的意境近乎程序化, 但我们还是能从其中看到诗意蕴涵于对整个过程的体验中, 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诗的结束, 哪里是物的开始。当年它们入藏西方博物馆时, 因为人们不了解这种层次与过程中寓居的诗意, 经常把锦囊与题签木盒都当作破旧的“包装”(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误读) 丢弃了。这些承载着层层文化的茶入因此失去了它们的名字、它们的诗意与它们的历史, 变成了展厅里一只只无名的“tea caddy”。
       与这种仪式般的坚持相对的是日常生活中物的无穷变化, 这常常是一个文化生命力的所在, 其中寄托着生命中很真切的体验，物与心的契合就这样随着文化的变迁而消散。对于物来说, 当人们不再用诗筒递送友情, 诗意空悬的竹筒就为新的功用所填充,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案头静静的笔筒, 曾经有浪漫而流动的社会生命。对于诗来说, 所咏之物的语境失去了, 却没有办法给它们赋予新的理解和体验, 读起来就显得“晦涩”和“隔”——仿佛隔雾看花,不知所指。通过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考据好像还不能解决这个“隔”的障碍, 因为注释常常把诗拆解成无数的出典，重构身临其境的感觉还需要恢复物的语境和动感, 使情归物中。扬之水的文章把诗与物之间错综的关系通过一件件有诗意的东西给说出来，使人们不仅从中对诗的内容有直观的理解，而且对诗的物性有直观真切的体认, 当物之美与程序之美随着文化史的转变不再为今人所熟识时，扬之水则为我们体会物中的深情与雅致，建构了一个个想象的基点。
       在这些篇章中, 扬之水说自己“不是从诗学角度探讨诗人之诗， 而是欲求解读诗中包含的生活之真实，生活状态之真实”。我想, 这真实和真切是有差别的, 后者是扬之水的名物研究真正过人之处，其实她通过对物细微的体察和近乎无我的叙事中激活的不仅是物中诗性的品质, 更是人心中的诗意, 使人们在日用常行中体味生命, 感受物中情的真切。
       宋人把这种对平凡琐事的关怀追溯到唐人张彦远，赵希鹄《洞天清禄》开篇即说到这位遍览天下珍藏，作《历代名画记》的作者，还写过一本《闲居受用》, 记述身边平凡生活点滴，所谓“至首载斋阁应用，而旁及醯醢脯羞之属”，虽然作者既而感叹“噫！是乃大老姥总督米盐细务者之为，谁谓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因别立鉴古一项而称之为“清福”；不过依着张彦远自己对气韵的讲求——“若气韵不周空称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想来《闲居受用》中的丛脞“细务”也是写平淡中的意韵，而宋人的“清福”未尝不是与此“细务”之意韵相衔。此后许多谈物的作品，常是国破家亡，物去人非之后的追忆，亦多系于“醯醢脯羞之属”，至深的哀恸，竟也是寄寓于对平凡细物的不舍和依恋。
       名物研究本来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不过一直是经学中的一个分支，对物本身的觉醒与兴致，却是宋人的风尚。在刘敞、欧阳修的倡导之下，北宋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对古器物进行系统的收集、描述和研究。
       文房空间的变化“使精致的雅趣有了安顿处”，宋人疑古思想的萌生也为对物与文的双重关注开启了探索之源。世风好古，北宋文人在他们的金石考古著作中就先讲明白：古器“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金石录》序），或“非敢以器为玩也”（《考古图》），更重要的是可以“决经义之疑也”（《金石录》卷十三《爵铭跋》）。疑，所以对史籍书写和流传过程有更清醒的体察：“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虽然说 “刻词乃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可“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 刻词本身也就不可能不失其实。证据是，在北魏郑文公碑上，赵明诚看到郑道昭在远离都城的摩崖碑文中隐去了朝廷因为其父“治阙廉清”而加的恶谥。他觉得不可思议，却不肯因为碑文乃当时之物而否定史籍之详。大概他已经把那些秉私意、失其实的古籍和金石都当做更广阔的历史的一部分。
       宋人金石考古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给古器物定名，定名源自考查古籍中提到的草木鸟兽鱼虫的名与实，进而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与用途。古书中对自然的细致分类保存着我们模糊的历史记忆——在混沌的世界中建立规则和秩序,曾是一个多么漫长艰难而生死攸关的事。文物风俗典章制度中则蕴涵着古人的观念和理想。当承载它们的物随着岁月尘封而湮灭，就不得不再去穷究名与物的关系，恢复久已离散的语境。
       名物学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持“物”以找名，乃至“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王国维语），扬之水并不泥于古人对名与物的对照考查，她的求新之处在于关注的是诗文和器物间的契合，尝试“在二者的遥相呼应处，接通它们本来应有的联系”， 由此，使物在诗中的生命于两者的契合处复活。
       此即所谓“相知”——从释读文物中蕴涵的文化信息开始，达到“与古人有会心之妙”。考证详实，才能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会心之妙还要出于情和韵。有一位读者说的非常好：“说起来，‘相知’大概算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了，研究者和研究的客体如果可以达到相知和互通的境界，这门学科也就有了灵魂。”这份相知，使人尤思宋人。他们用很重的文思来考古金石，吕大临说“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考古图》）。一句“如见其人”，物中的人情，呼之欲出。
       论考据详实，科学方法，宋人或不敌经历了乾嘉学派和现代考古双重熏陶下的今贤。论灵气才思，北宋金石人物，如刘敞、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之属，却可以说是凌跨百代。对此仍是王国维的评价最为贴切，他说，北宋金石学中的“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北宋金石学在靖康之难之后迅速衰落，虽然清代复兴，考证也远过于前代，然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
       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道出宋人金石之美的极致和传统之流中间最富生命力的特质。我想，正是观堂拈出的所谓“兴味”，以及思古之情和求新之念，使扬之水孜孜不倦于名物之学，而与古人相知吧。当我们日渐依赖以科学方法探索这个文明的历史时，这种相知显得那么珍贵——没有它，我们如何体味点点滴滴中久已湮灭的诗意呢。
       （《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扬之水著，将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