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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是从一个很遥远的穷山村“倒插门”(男到女家落户)来到这个平坝小村的。过了不到半年时间，二舅娘就怂恿二舅闹分家。在外公外婆的主持下，我们一家和二舅一家分住到了后院，后院有一个水泥地面的坝子，用来翻晒粮食，是两家共用的。对于这样的分配，父亲是满意的，也不敢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毕竟在农村，“倒插门”的女婿受点儿气，是常有的事。
       我很小的时候，就深切地感到，我们家和二舅一家的关系闹得非常僵，仅隔十几米相对而居的两家人，大人们碰面从来是不打招呼的，好像母亲和二舅原本就是陌生人，更谈不上一丝一毫血脉相连的手足间的亲情。
       我小学六年级的那个秋天，雨水特别多，父母冒雨收回的湿稻谷全堆在屋子里等待晴天进行翻晒。天终于晴下来的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在泛红的晨光中一篓篓将水分很重的稻谷搬到屋外的水泥坝子上，散开，等待太阳升高。母亲很自觉，散开的稻谷只占了坝子靠我们家这边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二舅家。
       大约八点半，蜷曲在被窝中的我被窗外不堪入耳的辱骂声惊醒，我趴在窗口向外望去，看见二舅娘一边谩骂一边挥舞大扫帚，狠狠地将我家的稻谷向我家的墙脚扫来，有些飞起来的稻谷散乱地落在了满是污泥的阴沟里。不一会儿，整个坝子全部晒满了二舅家的稻谷。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年幼的我无能为力，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我想起每年因二舅家强占晒谷的坝子，使我们家的粮食一部分要发霉烂掉，想起他们常常占了我家的小便宜还有意无意欺负我的父母，我一双拳头捏得紧紧的，仇恨的火苗越烧越旺。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报复你们的!”
       报复的机会总算来了。那天，我从窗口偷偷看见二舅娘在家里脱下鞋子，准备赤脚到田间打理农活，我抓起早已预备好的工具，提前跑到二舅娘必经的田埂上，我把钉在一块薄木板上的铁钉钉尖向上，上面盖上一层用来伪装的杂草，之后便跑到远远的竹林中躲藏起来，看一场即将发生的“好戏”。
       一阵声嘶力竭的号叫伴随裂心惨痛的声音传来，二舅娘满地打滚，浑身糊满丑陋的泥巴。这渴盼已久的景象，让我激动万分，又解恨又痛快异常，紧接着我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段时间，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放学后欣赏到对面二舅娘痛苦的愁容和她脚上缠着的厚厚的纱布，每欣赏一次，我就快乐一次，心中还嘀咕：“蛮婆娘，看你今后还怎么欺负我们。”
       不久，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县中，到四十多里外的县城读书去了。暑假回家，我与二舅娘正巧在坝子里碰了个正面，我看到她笨拙地使着拐杖，被刺伤的左脚下面一截裤子竟是空空的。二舅娘极不自然地冲我笑笑，一副好想说话的样子，可最终也没有吐出来一个字。我没搭理她，径直回屋去。
       晚上，母亲告诉我说，二舅娘的脚后来脓肿溃烂得厉害，被送到县城医院截肢了。听完母亲说的话，我仍然是满腹幸灾乐祸，还为自己建立的“丰功伟绩”而得意，认为二舅娘是应得的，恶有恶报嘛。只不过那个天大的秘密我是不敢告诉母亲的，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叮嘱自己，一定要将它只埋藏在我一个人的心里，永生永世埋藏得深深的。
       上高中的时候，父亲有一次在寄来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二舅娘，他说二舅娘对我们家态度早已变好了，两家的关系也基本正常，开始打招呼说话了。只是二舅娘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凄惨，几乎成了废人。这几年二舅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常常打骂二舅娘，打得还挺狠，二舅娘知道自己变成了废人，呼天抢地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常常地，她只有蜷缩在屋檐下痛哭流泪，骂自己命苦。父亲在信中要我捐弃前嫌，忘掉过去，因为，毕竟二舅娘始终是我的长辈，这点是无法改变的。
       我接到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全村都轰动了，村长号召全村所有人家为我捐款，二舅娘也拄着拐杖一颠一跛走进我家，当着我的面，摸出手帕里包着的200元交给母亲。母亲高兴地接过钱，要我叫声二舅娘，我咽了咽口水，只费力地吐出“谢谢”两个字。
       我去上大学那天，全村很多人都来为我送行，一直送到村口，这其中也有拄着拐杖的二舅娘。我和在场的每一个人告别，听他们的叮嘱。轮到二舅娘，她抢先说话:“你……路上小心点儿啊!”那一瞬我的内心翻起一阵阵隐痛，终于情不自禁，主动抓住二舅娘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平生第一次顺利而生动地喊出了3个字—“二舅娘”。
       现在，我已成年，清楚明白我骨子里其实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我崇尚善良，并且还是一个非常看重亲情的人。但少年时一次懵懂的恶作剧，犯下的大错已不容更改，因此，我注定要把愧疚遗憾背负终生。
       （刁维维摘自2008年4月28日《城市快报》，马建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