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后期的北平，京派文化日渐式微。但《世间解》的问世，似乎像京派文人最后的余晖，留住了那个时期精神的碎片。该杂志的发起人是张中行，地点在广化寺。现在无法了解杂志酝酿的具体过程，只知道事情由他新认识的续可法师张罗，废名等人曾到寺里热烈地讨论过办刊思路。至于资金的筹划等细节，据说是天津的一位居士赞助，在张中行后来的回忆里谈得简略，我们也无从知晓。《世间解》在沉闷的旧都的出现，想来也没有多少读者关顾的。总计出版了十一期，发行量并不太多，知识界后来很少提及于此，似乎并不存在过。可是我读过这本杂志后，还是颇有兴趣。因为无论学识的深还是文笔的好，都是颇让人感念的。
《世间解》第一期出版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是以佛教文化为题旨的杂志。张中行是唯一的编辑。从初版的情况看，很有雄心壮志。他在创刊号“编后记”中明确地说：“本刊是一个讨论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毋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多。”张中行后来回忆说，办这个杂志时，对学术的兴趣是超出对宗教的兴趣的，即通过人生的思考去解决心灵的问题。那时他对佛学的兴趣旨在对苦楚的超越上，想借此开一个园地，聚来同道，阐佛学之幽微，释玄学之广大。第一期的作者、文章都不错，有来自印度的师觉月《佛教在印度人民生活中之地位》，废名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顾随的《揣龠录》，俞平伯的《今世如何需要佛教》等。第二期的作者增加了任继愈、吴晓铃、慧清等，任继愈写的是《理学探源序》，吴晓铃则是《奈都妇人画像》。后来熊十力、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王恩洋、南星等都成了他的作者。文字都很温润儒雅，学识和趣味交织着，在精神的深和文采的平实上，都高于一些人文杂志。文章都很好读，即便是熊十力的《读智论抄》，也仍然亮光闪闪。泰戈尔的诗，禅宗的语录等，都在流动着心绪的亮色，照着人间的灰色。我相信编出第一期时，张中行是暗自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设计出一种思想的平台，可以说，京派的意绪和学院里的高妙汇聚在一起了。
当时的佛学杂志很多。浙江的《海音潮》，汉口的《正信》，上海的《觉群》、《弘化》、《觉讯》、《觉有情》，镇江的《中流》，湖北沙市的《佛海灯》，广州的《圆音》，新加坡的《人间佛教》，台湾的《台湾佛教》等，在佛学界都有影响。是专门化的杂志。不过张中行办刊，有一点杂色的意味，也将非佛教的学说引进来。比如文学作品，译介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诗与散文。还有谈科学与宗教及社会关怀的杂感之类。像吴晓铃对甘地的介绍，南星对文化理论的翻译，王恩洋《知识与文化评论》，丁文的《自由平等新解》等文字，加进了现代的感受，科学理念的随感也夹杂其间，显然是有些生气的。哲学与佛学的理念，还有诗人的内觉，悠然而岑寂地流在字里行间，比文学的期刊多了理性，比理论杂志又多了趣味。文章呢，有冷有热，可作美文来读。顾随的高远辽阔，熊十力的玄奥深思，废名的苦涩和灵动，朱自清的清澈隽永，俞平伯的古拙老成，对读者的吸引是不必说的。
在第二期，张中行发表了一篇文章《度苦》，述说着他喜欢谈佛的原因。那是十一年前与杨沫婚姻失败后，他在绝境里与佛学的一次意外的相逢。而这，改变了他的生活，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极度绝望和灰色里，佛的语录像微弱而亮亮的火，把他的死去的心温热了：
大约十一年前，正当我的生活经历一次变动以后， 我开始看到《心经》。那是同学李君给我送来的。那时我借住在大学宿舍的楼上。正如同学李君所言，我当时是有烦恼，所以他送来《心经》，他说《心经》可以去障。那是一个红红的小褶本，字印得清楚而大。我第一次念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菠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里竟觉得大受感动。但对五蕴皆空的事毫无所知，度苦厄云云自然就更谈不到了——但这也是比较而言，李君是信佛法甚笃的人，他是怀着度苦的大心愿常到我屋里来。那时我的心情正在寂寞动摇的时候，他走来，穿着蓝布长衫，坐在窗对面的小凳上，看我一会，于是又重复一次：“打破那个烦恼障吧！”我也看看他，也看看放在床头的《心经》，心里感到一些温暖。这温暖一部分从友情来，一部分由佛法来，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
开篇的寥寥几句颇为动人。他的佛学因缘就是由此所得的吧？在张中行看来，人的苦有两类，一类来自本性，一类来自社会。社会之苦遮蔽了本性之苦。那是更大的苦。而要灭这个苦，就要有安身立命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宗教。在他心的深处，宗教的力量似乎可以观照到内心之苦。从死灭和绝境里走出，佛的力量也许是最重要的。不知为什么，喜欢西洋哲学的他，没有走向基督教的世界，而是从东方的哲学里找到慰藉。他快慰于这一慰藉，因为思想的乐趣，是可以驱走悲凉的心绪的。
有趣的是，编者对己身的体验，只是个案地处理，并不特意搜求类似的文章，对别的作者写什么是不强求的。这一本杂志的问世，对废名这样的人来说是个新的平台。自周作人入狱后，京派文人的阵地是萎缩的，他的寂寞也自不必言。不仅帮助设计内容，还对编辑理念出了诸多思路。他给张中行的信里，多是鼓励的话，显然还带有二十年代时的热情，似乎回到了与周作人、俞平伯讨论问题时的兴致。废名对佛学的看法很怪，与熊十力的观点还每每反对。他在《世间解》发表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体与用》等文，偶尔与熊十力开点玩笑，锋芒是可见的。废名的文字里流出的思想渺乎如林中云烟，冷彻的凝视里不乏诗情的闪动。对俗世的冷嘲也含着周作人的风骨。他的研究佛学，不是张中行那种从己身的苦出发的诘问，纯粹是精神的静观，讨论问题是有点神秘的色彩的，玄学的东西颇多。他甚至把孔孟、程朱的思想也放入佛学的语境里讨论，把哲学与宗教的话题一体化了。废名在文章上的特异与这种玄学的低语有关，他在对存在的因果问题的思考上走得很远，与当时读书人的兴奋点是大为有别的。连张中行也颇觉奇怪，孟子不知佛，程子反佛，放在一起讨论真会拓展思维的空间么？
《世间解》的作者里，顾随是个有分量的人物。按辈分，顾随是张中行的老师，张中行认识他，却是大学毕业后。因为那时需要谈佛的文章，谈佛，就不能不涉及到禅宗，而在张氏接触的学者范围里，还没有这类的人物。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前海北岸南关口。张中行第一眼看见他，就有了良好的印象：
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稍微谈一会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唯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地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龠录》。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又是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
庄子》《
荀子》吧，像似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部科技，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名其妙。莫名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其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
这个评价确不为过。顾随的学生周汝昌、叶嘉莹也有类似的描述，对老师的印象几乎是一致的。学识高又有善良的心，自然是很有引力的。由于他的催促，顾随写出了惊世之作。他催稿是热而急的，两人的交往留下了许多故事，成了《世间解》背后的最让人怀念的一页。顾随在那篇大作的结尾篇里就这样说：
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大约民十顷发表于《北京晨报》之副刊。而副刊的编者则是孙伏园。后来，鲁迅追记当时的情形曰：“那时伏园虽然没有现在这么胖，然而已经笑嘻嘻地颇善于催稿子了。”看其语气，颇若有憾于孙公者然。《正传》尚没有登完，这之间，孙公不知为了什么事而告假回南了。代理编辑的一位某公，史无明文，其胖与瘦虽不可得而知，我想定是不那么笑嘻嘻地善于催稿子，于是鲁迅就将阿Ｑ枪决了，而《正传》也就以“大团圆”收场。鲁迅于此曾说：倘若伏园不离开北京（那时当然还没有“北平”这个名称），他一定不让阿Ｑ被正法。现在，我们感谢孙公之善于催稿，同时，我们也憾于其告假，以致阿Ｑ竟在《正传》之第九章绑上了法场；如其不然，阿Ｑ底寿命一定更为长些，而《正传》也将有第十章或第十七章了。然而过去底事究竟是过去底事，说什么也挽救不回来，正如人死之不可复生。如今且说苦水之写《揣龠录》，自其开端之“小引”，一直到现在写着底“末后句”，没有一篇不曾受过中行道兄之督促，就是道兄自己也说苦水写此录是“逼上了梁山”。于此我必须声明：中行道兄永远瘦，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一定是，虽然苦水并不懂得麻衣相法。在编辑的途中，道兄积劳成疾，还生了一次不轻底病：肺炎。记得我去看他的时节，虽已十愈八九，但他仍须躺在床上和我说法，看其面貌较之平时也并不算瘦；其时我想道兄大概平时早已瘦到不能再瘦的程度了罢。至于道兄之善于催稿子则绝不弱于孙公伏园，即使苦水并非鲁迅，而且他也并不笑嘻嘻。他底面貌永远那么静穆，语音永远是那么平和，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永远不着急，不起火。这使我想：道兄真不愧有道之士也。其静穆底面貌与平和底气语却有一种“逼人力”，即是说：他让你写稿子，你便不能不写，不好意思不写；即使是挤（鲁迅所谓挤牛奶之挤）也罢。多谢道兄：以苦水之无恒与无学，拙录竟托了谈禅之名出现于佛学月刊底《世间解》上，得与天下看官相见；而且一年有半的期限之中，竟写出了十有二篇。
顾随是出色的鉴赏家，在三十年代已颇有些名气。他长年生病，写的文章不多。可偶一为之，便有不俗的气象。因为是外语专业，对域外文化的了解较深。可是无缘出国，兴趣也渐渐向国学转移。他谈旧诗词，灵思闪闪，冷观深切，道他人未道之言，比王静安毫不逊色。言佛理与儒学，亦深思洒脱，目光如炬。他本来能写很好的小说，旧体诗词亦佳。可是后来退到书舍，以教书为业，遂放弃创作，埋头到教案的写作了。不过他似乎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文字，动笔渐少，许多思想都消失于精神的空洞里了。张中行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深。自己也多少受到顾随的影响。多年后写那本《禅外说禅》时，多少还是能看到《揣龠录》的影子的。
同是出身于北大，顾随喜欢鲁迅，张中行偏爱知堂。两人对周氏兄弟的看法有同的一面，也有异的地方。顾随文字婉转清俊，亦热气腾腾，似乎学鲁迅；张中行平淡幽微，乃知堂笔法。不过在对传统的看法和诗词的鉴赏方面，两人相近的地方多。前者对宋词有精妙的体悟，后者浸于唐人的清幽流畅的意蕴里，可谓古风习习。他们都在传统文化里用力，却又没有方巾气，意识里是现代人的洒脱。对国民的批评和反省，是异乎寻常的。顾随热的一面，是张中行少的地方。所以一个忧愤过深，以至伤体。一个不温不火，就岑寂得很，竟得高寿。张中行回忆自己的友人时，常常惦念的是这位高雅而热心肠的人，因为彼此在对精神的幽怨的存在的看法，毕竟还是有诸多相近地方的。这就是人生来大苦，唯有艺术能超凡入圣。他们对旧的诗文的敏感和有趣的阐释，现在能与之比肩的不是很多。
《揣龠录》是难得的奇文，张中行对此评价很高。我一直觉得它对张氏的影响是内在的。或者彼此在对佛的看法上心有戚戚焉。比如书中对怀疑问题的感受，就非禅似禅，似哲非哲。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学佛要信；参禅须疑。”真是悟道之言。而且也认为，一切归创造：“佛佛不同，祖祖各异。则亦以其为是创作故，非模拟故，非剿袭故。”这就把佛学的存在流动化了，绝无教条的痕迹。他看经典，思绪是动的，乃智者的内省，时见耀世之灵光。如：“窃为凡一切为学，必须有两种精神：一曰取，一曰舍。而且取了舍，舍了取。舍舍取取，如滚珠然；取取舍舍，如循环然。”至于如何取舍，顾随回答得大气淋漓，即倜傥分明也，往来自如也，不为物所累也。《揣龠录》是哲人的独思，意蕴仅在周氏兄弟之下，有时亦多奇思，翻滚摇荡于江河之上。他从佛的意蕴里，看见的不是静止的遗存，而是动的精神。“一种语言中，倘若没有了否，则便只剩下是；而只有是的语言只有印玺和保守，而更不会有革新与创造了。”此种观点，张中行都心以为然。你看他的文章，不也多是类似的意识么？
虽然是佛学类的杂志，但后来有关佛学的文字却被文学与人生哲学的话语代替了。因为作者群中，信仰佛教的人太少，只是把此作为话题而已。而张中行的兴奋点也渐渐向罗素那类哲学家的路径靠拢，文章的编辑就与周作人式的趣味接近了。其实在编辑该杂志时，他对佛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生出怀疑来，《心经》所云“不生不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用逻辑学的观点看，前者违反排中律，后者违反矛盾律。他觉得，重要的也许不在于对与错，而是引起对生死问题的冥想。佛学大而深，接近它而非迷信之，能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在那些人眼里是理应如此的。人生是个漫长的度苦之旅，但那力量有时不在外力，而多在自己，回到自身才是悟佛的一个归程。
废名谈佛有禅宗的意味，不妨说带着神秘的期许。顾随则有点禅外的哲思，偶能窥到内心的清寂与冲淡。俞平伯讲佛的时候，内心却有孔老夫子的中和之音，自己还在佛门之外的。以顾随为例，在内心深处是最有悲苦意识的，其诗词里就多有空漠的意象。可是偏偏以非正襟危坐的语气面对禅学，未被禅意所累。众人谈佛却不入佛门，乃是对人生有别样的看法，儒者的智慧也是有的。佛学的吸引张氏，是因为意识到了内心的苦，是有动因的。所以他既没有神灵飞动的一面，也没有安详如梦的心绪。看到了佛说的苦的根源，自然有大的欣喜。但人的生命源于欲，竟然以消灭欲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是有自身的问题吧。他在与佛学深入地接触之后，发现只用释迦牟尼的思路是不能解决所有的困惑的。于是思路又回到罗素的怀疑主义那里，从笛卡儿式的沉思里直面悖反的难题。他后来写《顺生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即从佛学出来后，怎样对待“逆”和“顺”的问题，这时候他与佛家的距离就很远了：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以佛家的轻视私爱之情，可是不舍“大悲”，修菩萨行，要普度众生，这即使应该算作空想吧，如果所想多多少少可以影响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想总不比不想为好。二、逆常人之道以灭苦的办法，如果真能够信受奉行，精进不息，禅悟而心安理得，这种可能还是有的；修持而确实有所得，这条路一定不如常人么？似乎也不容易这样说。三、定名的网罗，疏而不漏，跳出去，大难，不幸有疑而问其所以然，又常常感到迷蒙而冷酷。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道家的办法近于玩世不恭，只是不闻不问地混下去。佛家则不然，他们认真，想人定胜天，沙上筑塔，其精神是“抗”。胜利自然很难，不过，正如叔本华所推崇的，逆自然盲目之命而行之，可以当做人对自然的一种挑战。这用佛家的话说是“大雄”，结果是螳臂挡车也好，这种坚忍的愿力，就是我们常人，想到人生、自然这类大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淡漠置之吧？
上述的思想能看出他的关于信念与否的核心。前人的信仰，是对外在理念的执著，信他。张中行起初也是这样的。至少办《世间解》的时候还残留着这种期盼。可是读来读去，发现有许多理论和自己的体验有别。就是说，再好的理论都有一些盲点的。不过这一发现，并不能让他走向无信的虚无主义的路，或者尼采那样的孤独自行的险境。即也隐隐地相信生命能够自己支撑自己。读他的文章，总觉得背后是有一种奇异的信念在。几乎感受不到极度空无的那种存在主义的惊悸。这使他既没有走鲁迅的路，也没有走胡适的路。和周作人那样完全书斋化的选择也是有别的。天底下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呢？用胡适的观念，采用实验主义的方法，什么也得经过检验才能理会的。张中行在理论的层面，早就解决了价值论的问题，一生都没有变。可是生命的爱与苦，哲学里没有解决，佛学也没有解决。怎么办呢？庄子的逍遥？陶渊明的归隐？尼采的流浪？他都没有选择。因为他自知不是大哲，没有庄子的洒脱；也不是陶渊明，没有明暗之间起落的反差。那是一个小民的独思与独乐，困苦而能于衣食住行间消解之，无奈可麻醉于诗文的吟哦间。生是“无常”，而艺术却可以使人抵达永恒之路，即“常”。他自己是深以为然的。在“无常”与“常”之间，他以旧式文人的情怀和怀疑主义哲学渐渐去解决它了。
小民，也就是布衣之族的信念是什么呢？衣食之无忧，儿女之无患之外，是爱欲的表达与诗意的栖息。诗意的却不是俗态的，在他是个闪光的地方。比如玩玩古董，做做旧诗，谈谈哲学，都是。一切为了己身之乐和他人共乐。在百无聊赖的世界倘能开一绿洲，种着自己的园地，既不欺人，也不骗己，岂不是一种快慰？于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一点有益的事，从古老岁月的遗绪里打捞一点精神之火，照着昏暗的路，也是幸福吧？回到自己，顺生而行，这个信念，后来就从没有变过。
顺生，其实就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小民的生存，一般的情况，要么顺从奴态，要么叛逆而行。张中行自己，不选择这样的路，而是清醒地顺人生的路走。顺生，不是奴性，而是寻找自然的状态。根据自己的心绪理性而从容地设计自己。流行的存在不能吸引自己，卑琐的享乐也不能占据内心。逆人生的路走是不好的，放荡的日子自然也该放弃的。关键是充分地显示个人的价值。一个甘于边缘的人，生活的简单却无法制止其精神的高远，他从“无常”的世界里，展示了自己的“常”，小而渐大，旧而弥新。在存在的方式上，他其实和废名、顾随、俞平伯等走着相似的路。不同的是，他把此意从人生哲学里突现出来，说“顺生论”是那一代人的一种体悟，也是对的吧。
二○○八年二月六日于下斜街
（《顺生论》，张中行著，中华书局二○○六年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