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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先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人牵着一个幼儿，我发现，那一群急躁的人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步走动。
       那牵着小手的人，可能在流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并接受，而且切身实践一件事：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误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村子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与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还是美洲，都紧紧抓住不放的，叫做“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族群、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所以，什么是好的政治家?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谁就是最好的。
       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通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这个国家里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位，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18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机构所制定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型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政治家是什么?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给他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6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6岁的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6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具备怎样素质的人?他会以什么样的教育储备去面对全世界?
       我认为6岁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杆，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如果我是那个牵着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做政治家：
       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已足够。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政治家必须廉洁自持，一芥不取。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政治家不能口出恶言，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
       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就是为人温润，心地善良，对人谦恭，勤俭度日，礼让弱者。所以政治家必须懂得“温良恭俭让”的道理，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要成正比。
       选择这样的政治家，我不必担心6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广场上摇旗呐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唐晶晶摘自天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