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它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碑”原先是用来垂放棺木的“碑”原先是立在墓口上面的一个木桩或石桩，用来安置绞车、垂放棺木的。等到落葬完毕，碑没有用了，就被埋在坟堆里。木质的碑都腐烂了，所以一直没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发掘陕西雍县的秦公1号墓，在墓口发现了石碑，从而证实了“碑”原先确实是用来垂放棺木的。大概到了汉代，人们在安放好棺木以后，不再把碑埋到坟堆里，而是让它仍然竖立在坟墓前，并在上面镌刻了死者的名讳，于是就成了墓碑。由于墓碑是从安放绞车的石碑演变而来的，所以，汉代的墓碑都是上尖下方、中间有孔，仍然保持着原来安放绞车用的石碑的形状。汉代以前尚无墓碑，西汉的墓碑是最早的，所以保存至今的数量极少，仅在西安碑林能见到几块。后来墓碑的形状渐渐变成上圆下方的了，篆额的形状也不再是上尖下方的了，说明这时人们已经完全忘记“碑”原先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了。
电视剧里汉以后的人拿爵喝酒，是错上加错商周时代有一种祭礼叫做礼，祭法是用一束茅草竖立在圭(玉器)上，把香酒顺着茅草束慢慢灌入，以象征神灵喝酒，而行酒之礼所用的注酒器就是爵。
商人好酒，而酒的度数又低，所用的饮酒器如觚、觯等容量都很大。周人禁酒，饮酒器大大减少。但从夏代到西周，一直有爵。爵的形制虽有变化，但其容量一直不大。因为爵并非实用的饮酒器，而是如《说文解字》所言是一种礼器，只是用于象征性地向茅草束注酒而已。
爵始见于夏代，盛行于商周，春秋以后不见了。究其原因，应是春秋后礼崩乐坏，商周旧礼遭到破坏所致。以爵注酒于茅草束的礼渐废，爵的用途也渐渐不为后人所知。不过祭祀时以酒歆神的做法还是保留下来，只是变为直接把酒洒在地上，没有礼那么繁琐了。
秦末汉初就有名片了名片至少在秦末汉初就已出现了。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东吴将军朱然墓中，出土了三枚谒。这三枚谒是用木片做成的，长24．8厘米，合汉代1尺，宽9．5厘米，厚3．4厘米，谒面顶部中央写一个“谒”字，谒面有一大片空白，这就是书写贺礼钱数的地方。
谒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通名时用的名片，通常用于比较庄重、正式的场合，平时在亲朋同僚之间使用的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名片，叫做“刺”(札)。朱然墓中同时出土了14枚刺，也是长l汉尺左右的木片，但宽仅3.4厘米，厚仅0.6厘米，既薄又窄。刺的内容比谒亲切得多，刺面也没有可写别的文字的空隙。
刺的出现比谒略晚，但至少到东汉时也已十分流行了。隋唐以后，纸张普及了，名刺不再使用木片，而改用纸来书写了。于是，它的名称也就逐渐改称为“帖”了。但有意思的是，刺传到日本后，也被日本人所接受，他们至今仍把名片叫做“刺”。
酒是何时发明的?酒的发明，当是受了大自然的启发。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双层镂空蛋壳陶杯，制作得如此精美的杯子，如果不是用来喝酒而只是用来喝水，未免过于奢侈了。根据与商代酒器造型相似的陶樽、陶杯等陶器推测，至少在龙山时代就已经有酒了。但传说却是“仪狄始作酒醪”，或者“杜康造酒”，把酒的发明，归功于夏代的仪狄或黄帝时的杜康。
商代饮酒之风极盛，酿酒业十分发达。古代的酒器容量都比较大，这并不是因为古人的酒量大，而是因为当时所饮之酒都是度数较低的米酒，俗称“老白酒”。商代把用黍酿制的叫“酒”，用稻酿制的酒叫“醴”，用香料浸泡制成的香酒叫做“鬯”。
唐代的酒品种更加丰富了。除了粮食酒以外，还有果酒和蜜酒。酒精度达到60℃以上的酒，可以被火点着燃烧，所以又叫做烧酒。烧酒需要经过蒸馏方能制得。一般认为，要到元代从阿拉伯传入了蒸馏酒的技术以后才有烧酒。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自从有了烧酒以后，就再也不能论碗喝酒了。于是，酒器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与烧酒相适应的小酒壶和小酒盅。
“锥”不刺股，是文具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主要还是用竹简木牍来写书写信。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中，出土了一只放文具的小木箱，大小和现在的鞋盒差不多，里边放着12件文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工制作竹简的工具；另一类是书写文字用的笔。除了毛笔以外，这些文具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盒工匠用的工具。在战国时代的文具盒里，用于制作简牍的工具，比书写文字的文具要多得多。
战国时，洛阳人苏秦求官不成，回家受到家人的奚落，于是便夜以继日、发愤学习，“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锥子，原来就是放在案头文具盒里用来编竹简的文具，唾手可得，并不是特意找来刺股的。
火锅自古受欢迎鼎是商周时代使用的一种主要的炊器。圆鼎三足，方鼎四足，足间的空当是填柴烧火的地方。但是在已发现的西周铜鼎中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鼎，这种鼎的鼎足中部多了一个托盘，或者在鼎腹下有一个围起来的炉膛。这种鼎至少已经发现16件之多。它的特殊结构显然不适宜烧柴，却适宜在托盘或炉膛里放置炭火温热食物，所以被叫做温器。
战国以前还没有发明带烟囱的封闭式炉灶，鼎是直接放在火塘上烧的，食物煮熟后就连鼎一起端上席，所以，鼎既是炊器又是盛器，构思十分巧妙。这种特殊的炊器马上使人联想到：它会不会是用来涮肉的火锅?
唐代火锅传入日本，于是涮肉食俗又风靡了东瀛。不过现在能看到的用火锅涮肉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泉州名士林洪著的《
山家清供》，此书中记叙了涮兔肉的吃法，并特地注明：“羊肉亦可。”他还为之起了一个雅名曰：“拨霞供。”
到了清代，吃火锅已经十分普遍，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盛行吃火锅。乾隆皇帝尤其喜欢吃火锅，所以他6次南巡时，所到之处都为他准备了火锅。嘉庆元年宫内举行千叟宴，据说总共用了1500多个火锅。慈禧太后最喜爱吃的是菊花火锅，它的做法和吃法在德龄所著的《御香缥缈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林雪岩摘自《趣味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黎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