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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土著长老及上千名土著居民从全国各地赶赴首都堪培拉。这一天，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代表新一届政府和议会向澳大利亚“被偷走的一代”道歉。
       在1910年到1970年间，澳大利亚的法律允许政府将土著居民的子女从他们的家庭中带走，送入白人家庭或教会中抚养。澳大利亚土著领袖曼塞尔估计，遭此命运的土著儿童约有1.3万左右。产生这项政策的背景其实相当复杂。在修建贯穿澳大利亚南北部的GHAN铁路时，铁路沿线诞生了许多白人和土著的混血儿。由于文化原因，这些混血儿并不受当地土著部落欢迎，他们经常遭到遗弃及虐待。当时有一份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出面保护、抚养这些儿童，从而刺激了澳大利亚实行将土著儿童带离家庭的政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土著居民没有文化、没有前途，将他们的子女带走、漂白，有助于他们融入现代社会。
       对于成千上万个土著家庭来说，有的甚至几代都有孩子被强制带走，上演了一代又一代的家庭悲剧。曾是“被偷走的一代”的詹妮弗为我们讲述了她的家庭故事。她的外祖母瑞贝卡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长得十分漂亮，5岁时就被教会带走，14岁时她生下了詹妮弗的母亲格蕾丝，之后又生了3个女儿。23岁时，外祖母患结核死去。詹妮弗的外祖父拼命工作，辛苦抚养4个女儿。1915年的一天，外祖父回来跟母亲说，他被强迫签署一份文件，将4个女儿交给政府带走，否则他将被送进监狱。就这样，4个女儿哭着离开了父亲，被送上前往悉尼的船。
       母亲很多年后依然记得当时的感觉，就像当年失去外祖母一样悲恸。到了悉尼之后，她们被分开寄养，还是婴儿的维尔丽特2年后死于结核。格蕾丝所在的保育所条件十分恶劣，拥挤不堪，条规严苛。她记得一个女孩只是由于动作慢了一点，就被绑起来用皮带抽打，当天晚上就死去了，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最后埋到了哪里……然而悲剧没有到此结束。1952年11月的一天早晨，警察又来到詹妮弗的家里，“他们不顾父母亲的阻拦，硬是把我们姐妹两个带走。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父亲”。
       政府的举措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1994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政府的同化政策彻底失败了，那些被从土著家庭带走的孩子无论是受教育的比例还是就业率，非但没有高于那些同期还留在自己家中的孩子，而且还略低于这些一直生活在土著家中的同龄人。“被偷走的一代”大多数不能完成中学学业，却常常使用违禁药物，并有犯罪记录。
       1997年4月，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一份题为《带他们回家》的报告显示，被带走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有人这样诉说被带离家庭、长大成人后的感受，“我们也许可以回家，但我们无法重新回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也许可以与父母、亲人再次团聚，但是光阴已经流逝，我们无法体味亲人的爱与关心，这种遗憾终身无法抹平。我们可以再次回家，但是身心所受到的伤害无法消除，因为‘监护人’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消除我们的土著身份。”
       （2008年2月26日《沈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