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但在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感应。那晚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片，好让我挨过痛苦长夜，可是在凌晨两点，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我大声尖叫起来，“不！”我感觉无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当时天气很热，我却全身发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我和母亲已经没有话来互相安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空荡荡的警察营里抱成一团，准备天一亮就送父亲的遗体到老家祖先的墓地下葬。
“我在守丧，不能见外人，你告诉他。”看守进来时，母亲神情恍惚地说。她现在成了寡妇，要和生人隔绝4个月零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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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外屋，水泥地破裂不堪，霉臭味刺鼻，这算是我们的起居室。
“我们已经准备好和总理一起走。”我对看守说，他站在我面前，神情紧张。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埋了。”他说。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没有家人在？”我痛苦地问道，“就是军管当局的刽子手也应该知道，陪伴死者，悼念祷文，见死者最后一面，是我们家属的宗教权利。我们向监狱长要求过……”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了。”看守打断了我。
“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守不吭声。
“他走得很平静。”他到最后才说，“我把遗物带来了。”
他把父亲在死牢里那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样样拿了出来：一套沙勒瓦尔(肥裤子)和卡米兹(长袍衫)—父亲直到死前一直穿着它们，父亲是政治犯，拒绝穿囚服；一个餐盒—父亲最后10天绝食后就没再用过；一套铺盖—床上的断铁丝划伤父亲背部后才给他使用的，还有一个喝水的杯子……
“还有他的戒指呢？”
我强忍悲痛问看守。“他有戒指吗？”他假装在包里和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拿出父亲的戒指交给了我。最后的日子里，这枚戒指经常从父亲枯槁的手指上滑落下来。
“很平静，非常平静。”他不停地念叨着。
绞刑怎么会平静呢？……
一天前，我见了父亲最后一面，见面时的痛苦让人无法忍受。没有人告诉他第二天清晨他就要被处死，也没有人通知那些一直为父亲求情的外国领导人们。齐亚当局的懦夫们，谁也没敢把杀害父亲的日期对外公布，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奋起反抗。只有我和母亲知道，而这也是出于猜测和预感。
4月2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姬，”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他们允许一星期探视一次，今天该母亲去，而我应该要到周末。今天要我们母女俩都去，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齐亚就要对父亲下毒手了。
我的大脑在翻腾：必须立即把消息传出去，向国际社会和巴基斯坦人民发出最后一次求援，时间不多了！“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舒服，”我急匆匆地对母亲说，“就说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一定要去；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明天去。”趁着母亲去和卫兵讲话，我赶紧展开已经被我揉成团的纸条，又加了一句话：“我想他们今天是叫我们去见爸爸最后一面。”我草草写完字条，准备递给外面的一个朋友，希望她能赶快告诉党的领导人，让他们通知外交使团，并把人民动员起来，人民是我们的最后希望。
“把这个立即交给娅斯敏，”我对忠实的家仆易卜拉欣讲，深知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没时间等哨兵开小差再行动了，易卜拉欣可能被搜查、被跟踪，但我顾不上这些了，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快！易卜拉欣，快去！”我催促着他，“跟卫兵说，你去为我拿药！”他立即跑了出去。
反抗！我们一定要反抗！可怎样反抗呢？我感到如此无助，被关在牢笼之中，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一步一步向父亲逼近。消息能送出去吗？人民会不顾政变以来的枪弹和刺刀奋起反抗吗？谁只要提起父亲的名字就会遭到催泪弹和皮鞭的招呼。人民会不会响应我最后的呼唤？他们到底能不能听到我的呼唤？
晚上8点15分，我和母亲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亚洲报道。我坐在那儿屏息聆听，满怀期待，浑身上下的每块肌肉都僵硬了。突然广播报道，说我从监狱里送出了一条消息，说明天，也就是4月3日，我将同父亲见最后一面。消息终于传出去了！我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继续报道我呼吁人民奋起抗议的内容。但是没有，它却接着说这则消息还没有经监狱长证实，并引述父亲以前的一位部长的话说：“贝娜齐尔已经吓坏了。”我和母亲都不敢看对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一辆吉普车载着我和母亲飞驰出西哈拉监狱，监狱大门急速地打开又关上。群众因恐惧而呆呆地站在保安部队后面，不知道他们的总理就要永远离他们而去了。我们被带进拉瓦尔品第监狱，经过又一次搜身，才被带到父亲面前。“你们怎么都来了？”父亲问道，身后的牢房如同地狱一般。母亲没有作声。“这是最后一次了吗？”他问道。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想是的。”我说。父亲叫过站在旁边的监狱长，他从来都要监视我们的会面。“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父亲问他。“是的。”他答道，似乎为身为当局计划的执行人而感到羞愧。“日期定了吗？”“明天早晨。”监狱长说。“什么时候？”“根据监狱规定，早晨5点钟。”“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昨天晚上。”监狱长吞吐地说。父亲看着他，“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半个小时。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安排一下，我要洗个澡，刮一刮胡子。”父亲对他说，“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半个小时，只有半个小时！我就要和一生中最亲爱的人诀别了！我心如刀绞，但我不能哭，我不能在父亲面前垮下来，不能再增加他的痛苦。
牢房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父亲。隔着牢门和父亲小声地说话。“把我的爱转达给其他几个孩子。”父亲对母亲说，“告诉米尔、萨妮和沙，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真想能和他们说声再见。”母亲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你们俩也受了很多苦。”父亲说，“既然他们今晚要杀了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现在宪法不行、军管当道，如果你们愿意，就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平静一下身心，可以去欧洲。我同意你们去，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心都碎了。“不，我们不！”母亲说，“我们不能走，我们也绝不会走！如果我们一走，就没人来领导人民党了，这是你一手创建的政党。”“萍姬，你呢？”父亲问。“我也绝不走！”我说。父亲笑了。“我真高兴，你知道一直以来我是多么爱你啊！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一直都是。”
“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时间到了。”我死死地抓住铁栅。“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监狱长拒绝了。“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拥抱一下爸爸！”监狱长仍然不允。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今晚我就要自由了。”他说着，一丝红光掠过脸庞，“我就要和我的父母团聚了，我就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它的泥土，它的芬芳，它的空气。那里将会有关于我的歌谣，我将成为家乡的传奇。”父亲微笑着，“不过拉卡纳就是天气太热了。”“我给您搭个凉棚。”我呜咽说。看守们走了进来。“再见了，爸爸。”我悲痛欲绝，母亲也把手伸进铁栅栏触摸着父亲。我们缓缓地走出满是尘土的牢院。我想回头再看一眼，可是我不能，我知道自己会失控的。
“再见了。”我听到父亲的声音。我的两条腿在移动，但是浑然不觉，我已经变成了石头，可仍在挪动。
5点钟过去了，又到了6点钟。我每呼吸一次，就想到父亲的呼吸已经所剩无几了。“真主!快让奇迹出现吧!”我和母亲一起祈祷。“快让奇迹出现吧!”我那只偷偷带进牢房的猫儿“纯纯”似乎也感到了凝重，她离弃了小猫崽们，再也找不到了。然而我们仍然不放弃希望。齐亚曾放出风来说，只要父亲或者家里直系亲属请求饶恕，他就会予以考虑。而父亲坚决不允。
死亡的来临进入倒计时，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度过？我和母亲就这样坐着。我们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床上。
他们要杀害父亲！我老是这样不停地想，他们要杀害父亲！父亲呆在牢房里，只身一人，他感到孤独吗？我的嗓子眼发紧，直到想把它撕开。但我不能让那些常在窗外说笑的卫兵听到我的叫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1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片安定药，对我说：“睡吧。”
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冯欢摘自《贝·布托自传》，
译林出版社）
链接：贝·布托1953年6月21日生于巴基斯坦信德省，是巴已故前总理阿里·布托的长女。她16岁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又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1976年学成回国，进入巴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在政治上，她深受其父的影响。1977年阿里·布托政府被推翻后，她离开外交部，并加入巴人民党。在父亲阿里·布托被捕和判处死刑后，她先后8次被软禁和入狱，并度过了长达8年的海外流亡生活。2007年10月18日，她从国外返回巴基斯坦，同年12月27日在竞选集会上遇袭身亡。贝·布托爱好文学，著有自传《东方女儿》一书。1996年10月9日，曾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该组织的最高奖—人人健康金质奖章，以表彰她在卫生保健和发展卫生事业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