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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年，“格奥尔格圈子”的干将弗朗茨·布赖出版了《文学动物寓言集》（Bestiarium Literaricum）一书，正如此书副标题“德国文学动物的精确描摹”所示，书中对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的另类文学天才（所谓“动物”一说大抵是指这些人物有别于正常人类）都做了详尽的描写和评说，如时常有自杀冲动的瘾君子作家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二战”结束后任东德文化部长）和以《停尸房》而轰动一时的诗人戈特弗里特·贝恩。一九二四年该书出版了增补本，却并没有收录有关另一名文坛奇才、与贝歇尔同龄的瓦尔特·本雅明的内容。在当时的德国，“贡多尔夫圈子”和格奥尔格圈子是名头最响的两处文学重镇，作为一名仅靠自由撰稿谋生的文人，赢得这两个学术圈子的青睐和认可决定着本雅明能否继续他从小就过惯并难以割舍的体面生活。并且，本雅明本人还是格奥尔格思想精神的集大成者，德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鲁姆普夫曾把本雅明比做一条身体超长、难以消化的食用鱼，格奥尔格就是这条鱼身上极其重要的鳞片。尽管如此，本雅明还是没有逃脱被学术精英无情抛弃的命运，虽说一九二四年他凭着《论歌德的〈亲和力〉》一文被格奥尔格圈子的叛逆、天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接纳赏识，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改变他生前在学界萤火之光的微弱影响。他终其一生都属于怀才不遇的边缘人物。
       本雅明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不幸。用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话说，“从一九二五年申请教职论文被拒绝，到一九四○年九月在法国、西班牙边境服毒自尽，他的运气从来就没有好过”。事实上，他的坏运气在去世以后都没有结束：“二战”结束后，本雅明与阿多诺的书信集整理出版，后者否定本雅明的激烈言辞令人震惊，以至于恩斯特·布洛赫读后哀叹说：“我的朋友又死了一次。”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本雅明的身上再恰当不过。本雅明具备了德意志人勇于思想探索而讷于实践行动的传统性格，并将之发挥到了极致。他大量的原创性思想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的接受能力，故而申请教职论文的失败并非事出无因；他表现为缺乏决断力的犹豫迟缓不仅使自己深受其害，也时常不能被自己的朋友容忍。比如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巴黎召开了反德国法西斯大会，来自德国、奥地利的知识界精英济济一堂，纷纷走上讲台慷慨陈词，就连以独来独往、落落寡合著称的罗伯特·穆齐尔都做了语惊四座的发言，抗议政治左右文学，而身为纳粹德国反犹政治的直接受害者的本雅明竟然从头至尾一直坐在听众席上不置一词。本雅明性格上另一个致命弱点也是拜德国传统民族性格所赐，那就是懦弱，这一弱点在他身上同样被放大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无论是与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犹太复国主义者舒勒姆，还是面对分别小自己六岁和十一岁的布莱希特、阿多诺，本雅明都是一副唯唯诺诺、时常挨训而不做任何辩解的懦夫形象，尤其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的关系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性格刚强近乎粗暴的布莱希特理所当然地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本、布二人的交往也是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上遭人非议最多的话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本雅明最要好的朋友阿多诺夫妇、舒勒姆、布洛赫、克拉考尔都戴上了有色眼镜，先入为主地将外表不修边幅的布莱希特视为毫无艺术品位的麻辣诗人，他的思想属于不入流的“粗俗马克思主义”，奉劝本雅明悬崖勒马，放弃与此人的交往。其中阿多诺和舒勒姆的言辞尤其激进，大有本雅明如不听从劝告，就要与之割席断交之意。在劝说未果之后，他们之中就有人不惜大肆污蔑诽谤，如布洛赫称此二人构成了一种“无比奇怪的组合，一方是天才的亚历山大式诗人本雅明，另一方是天才的下流的布莱希特”。克拉考尔在给布洛赫的信中以西方文人特有的毒舌攻击说：“本雅明到丹麦见他的上帝去了，哈姆雷特有机会给这两人发表一点评论，毕竟哥本哈根那里有一家性杂志。”本雅明和布莱希特两位当事人没有怎么理会的这些污言秽语，却激怒了一身正气的汉娜·阿伦特，她在致爱人布吕歇尔的信中义愤填膺地将阿多诺诸人痛斥为“恶人帮”。
       无论如何，对本、布友谊的误解乃至诬蔑是这些思想家犯下的不幸错误，至少不是意气用事所能撇清的。而这件事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令远离那个时代的后辈学者误以为布莱希特真的对本雅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这个错误观点直到上个世纪末都一直深入人心。罗尔夫·梯德曼是阿多诺的弟子自不用说，连著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高足汉斯·迈耶尔都只参考阿多诺等人的一面之词，他武断地认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德国知识分子之间不可能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作为解释，他提出了一条似是而非的理由：这代人的身上已经失去了前辈人理想主义的光焰。
       一生致力于反主体哲学的阿多诺偏偏用主观主义的批评大棒来对待自己的好朋友，既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反讽，又让我们感叹知行合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话说回来，如何拨开历史迷雾，梳理出本、布二人交往的真相，探察本、布友谊的本质？答案正是阿多诺竭力主张的客体优先、回到事物本身的思想方法，尤其需要我们将意识形态的差异搁置一边，感同身受地重新回顾他们两人交往的历史情境，倾听这两位当事人从日记和来往书信中流露出的肺腑之言。
       本雅明使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术语描述他和布莱希特的关系：不同凡响的星丛。现在学界很多人认为“星丛”概念为本雅明、阿多诺的独创，事实并非如此。该概念最早是德国浪漫派名家让·保尔从天文学中借用而来的，指的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无法区分的共存状态，正如星空中的天体被一种内在规律支配着运动，它们彼此的接近和相遇在人们的眼里却产生了诗意般的难以言说的美妙。假如用在人与人相识、定交的过程上，这个概念和“缘分”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在同等的语境下这两个词都是说：纵然此时与你的知己擦肩而过，命运必然会安排他彼时以另一种方式来到你的面前。本雅明在这里形容的正是他与布莱希特一见倾心、相见恨晚的感觉。也正像文学评论家罗伯特·梅纳西说的那样：每一次偶遇实际上都是一场约定。
       在本雅明结识布莱希特之前，他已经对这位文化巨匠心仪已久。须知，当时的德语文学界群星璀璨，而本雅明相中的仅有卡尔·克劳斯、卡夫卡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布莱希特正是为数不多的本雅明极感兴趣的作家之一，本雅明共撰写了十一篇关于他的评论文章。于是一九二四年本雅明在结识了聪慧美丽、魅力四射的女导演、俄国革命者拉西斯之后，他就急不可待地多次请求后者撮合他与布莱希特见面。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一年夏季，本雅明也曾怀着近乎朝拜的虔诚去海德堡大学旁听了日耳曼学的泰斗贡多尔夫教授的一节课，印象却是“极其贫弱和毫无锋芒，与他的著作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时隔三年本雅明又要见一位从未谋面的大师，他何以如此确信布莱希特的魅力非贡多尔夫可比呢？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这就是“星丛”的神秘力量使然吧。
       拉西斯向布莱希特转达了本雅明希望见面的请求，但布莱希特出乎意料地拒绝了。经过她的再三努力，本雅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可惜布莱希特接待他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尽管如此，本雅明仍一如既往地欣赏布莱希特。此时，谁都没有看好他们两人今后的友谊发展，因为他们的个性落差太大：布莱希特反应敏捷、自我意识强烈，争强好胜得有点蛮不讲理；而本雅明始终是一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形象，行动迟缓，整日做冥思苦想状，有时还表现出轻微的抑郁症。舒勒姆对他的好友的这个性格特点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任何认识本雅明的人都可以作证：他是一个内心情感活动最为强烈的人，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解他大量著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其实这种鲜明的性格落差恰好构成了堪称完美的互补，性格要强就往往说一不二、难以通融，而懦弱敏感则必然善于妥协让步，恰到好处地拿捏分寸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升级。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二人很多的争端就是以此方式进行的。据此看来，克拉考尔想当然地把本雅明称作“受虐狂”倒也不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
       依据本、布二人留下的书面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生硬态度到了一九二九年才有所缓和。从这年的五月开始，他们的交流日益密切，对很多重大的艺术和政治问题展开积极有益的对话探讨。对于布莱希特不容置辩的粗豪刚猛的论战式作风，感性细腻的本雅明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一方面承认与布莱希特相处不轻松，半开玩笑地跟自己的儿子施蒂芬说布莱希特的思考和语言方式都是咄咄逼人的，另一方面又对与布莱希特这样的文化大师的合作乐此不疲，自信满满：“跟布莱希特合作有很多内在固有的困难，根据这每一个困难我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说，如果说有人能胜任此事的话，我是唯一的人选。”这番话是在致舒勒姆的信中交代的，只可惜他这位朋友的性格和布莱希特一样坚忍固执，他的偏见差不多和他的信念一样难以扭转，在一九七五年所出版的《本雅明——一段友谊的历史》这部书中，他虽然没有像阿多诺、克拉考尔等人那么语出刻薄，但仍然对布莱希特“破坏了他（按指本雅明）身上的神学因素”而耿耿于怀。一句话，在对待本、布二人的友谊问题上，舒勒姆与阿多诺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