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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一年，是享誉全球的罗马尼亚裔美国宗教哲学家、作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去世后的第五年，也是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政权倒台后的第二年，美国《新共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幸运的罪”的文章。那文章用格外克制的、冷峻的语气提出了伊利亚德的历史问题：他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发极右言论，鼓吹民族纯化，为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铁卫军”呐喊助威。这个组织虽然在一九一四年就被取缔，但罗马尼亚的军人独裁者安东内斯库的上台，并在“二战”期间加入法西斯阵营，担任进攻苏联的先头部队，无疑大大借助了“铁卫军”的前期造势之力。
       安东内斯库元帅，是《新共和》上这篇文章的作者诺曼·马内阿对“白小丑”的最早记忆。“白小丑”者，独裁者也，一九四一年，他把当时只有五岁的诺曼·马内阿送进了特兰西尼斯特里亚的犹太人集中营，三个月后，男孩的祖父母死在了这里，他自己直到一九四五年才得以与父母一道脱险。马内阿后来自命为“花脸小丑”，与“白小丑”对抗，一如他在文论集《论小丑》中所说，凭自己的“戏讽”艺术跟后者在同一个“马戏团”国度里耗着，一直耗到一九八六年正式出亡，最后，按照他的对手们的说法，在西方人的卵翼下反攻倒算，诋毁自己祖国的文化巨匠，正式当了可怜的小丑。他们用最基本的常识攻击马内阿：“到底是犹太人，总是念念不忘大屠杀，集中营。”
       马内阿自己完全预料到了这些反应，他也知道，在“冷战”时期离开一方加入另一方后，再臧否自己原先的政权一定是要授人以柄的，在那个两大阵营相互妖魔化的时代，描述性的言论随时可能会被用作政客们杀伐的称手兵刃。那他为什么还要说？莫非他真与伊利亚德有不共戴天的私仇，或对安东内斯库及其党羽始终怀恨在心？这个五岁就遭受种族主义“迫害”的孩子，把多少惨无人道的故事存在脑子里带出了集中营？
       翻读马内阿的回忆录《流氓的归来》时，脑中又浮现出伊姆雷·凯尔泰兹的《无命运的人生》和《惨败》里的画面：驶往隔离区的犹太人“专列”上满是笑语欢歌，“难民”们内心中充满了对集体生活的向往，一到隔离区，犹太女人就忙着涂脂抹粉，跟德国卫兵调情嬉闹，男人们系起领带，束好白衬衫，吆五喝六地行走在长着同样鹰钩鼻子的邻里之间，一副志得意满的小资产阶级市民模样。凯尔泰兹看不惯同胞的庸俗虚荣，马内阿亦然：“犹太人区的染疾”，这就是集中营留给他的“恐怖记忆”。
       “在所有反犹或亲犹的例行表演中，悲悼都是受害者——那被犹太人所占据的群体——的传统姿态。”马内阿在一次与罗马尼亚文学史学家马尔塔·佩特鲁的对话中如是说。他总是用这样冷酷的语言评价自己的民族；当今健在的最后一代集中营亲历者，就是这样逐渐重塑世人对大屠杀的印象的。凯尔泰兹憎恶犹太人的军事化、等级化教育体制，马内阿亦然，他甚至对集中营心怀感激，因为元帅的一纸铁令，中断了他行将开始的标准犹太人式的童年生活。在《流氓的归来》中，他这样写罗马尼亚“解放”时自己的感受：
       我，以极其厌恶的心情，驱走了对以往的恐惧——“犹太人区的染疾！”痊愈了，起码我这么自以为。我决定要与所有的同胞们分享现实的光辉。这份光辉，是祖国替大家带来的，并让人们平均拥有的。
       这是马内阿屈指可数的正面赞美罗马尼亚的语句之一。在绝大多数场合下，罗马尼亚，这个曾经出产了《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之类的电影，给多少身心尚处于禁欲期的中国人上了一堂有关比基尼女郎的启蒙课程的东欧国度，被表现为一个“将谎言制度化的社会”，一个特务密布、连特务自己也在受到监视的“大洋国”，一座凭无微不至的审查触角逼迫艺术家用密码写作的卡夫卡式的城堡。很多中国人曾经心驰神往的多瑙河，远在天边的浪漫的象征，几乎从未在马内阿笔下呈现过迷人的一面。在祖国的大学里，马内阿选择了电气水利工程学专业，此后当了一名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工程师，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工作。然而，“那些标语口号，那些陈词滥调，那些威胁恐吓，那些两面派行为，那些约定俗成，那些或大或小、或流利或粗疏、或色彩绚丽或无色、无味、无臭的谎言无所不在，在街道，在家中，在火车上，在体育馆中，在医院，在裁缝铺，在法官席。在所有的地方，低能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很难保持免疫”。
       这些描写中自然有一些后见之明可予识别——即使马内阿在回忆录中渲染了他于一九五四年拒当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候选人（“我拒绝了这一荣誉”），因此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经历；即使他把自己“内心流亡”的历史往前推到全能国家的初生时期，推到斯大林去世的一九五三年，推到自己的朋友、上流阶层后代迪努·莫戛被开除出劳动青年联合会的一刻。罗马尼亚之冰冻三尺，并非始于一日之寒，其间有过多次反复。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色政权淡化民族问题，强调团结，在齐奥塞斯库上台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一九六五——一九七五），这个国家还是西方眼里反苏的桥头堡，《论小丑》一书中被极尽丑化之能事的“白小丑”，曾几何时还以其开明的施政成为西方世界的东方宠儿。
       米尔恰·伊利亚德淡出于复杂的政治现实之外。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就出国“流亡”了，他和另一位罗裔文化巨匠埃米尔·齐奥朗一样，天然地以“流亡”的身份赢得西方世界的好感，而国内政局的变化则有意无意地搁置了他们的历史问题。齐奥朗早年也是极右翼分子，但他隐居法国之后终觉今是昨非，到晚年行了忏悔。相比之下，伊利亚德长了一颗花岗岩的脑袋。他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的日志里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幸运的罪：我对伊奥奈斯库（‘铁卫军’的思想领袖）的崇拜以及因此带来的不幸后果（一九三五—— 一九四○），如果我作为一个教授和作家仍然留在祖国，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我最好的结局就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死于肺结核。”
       政治总是把一个人的命运播弄得阴差阳错。一九三八年，伊利亚德接踵伊奥奈斯库之后，被当时在位的国王卡洛尔二世逮捕下狱，极右翼民族主义、亲纳粹、反犹，在那个君主国都是有罪的。孰料因祸得福，安东内斯库政变推翻了国王，伊利亚德一出狱便被派往伦敦担任文化使节，后来又到了里斯本，受到萨拉查的厚待。几年之后罗马尼亚再次易帜，红色政权的建立，帮助他完成了向伟大的“流亡者”的蜕变。而本来逃不脱流放命运的犹太人马内阿，却在“二战”结束后留在了国内：他不愿存活在本质主义民族话语之中，宁愿躲开自己抱团的族群。六十年代，政府通过把“归心似箭”的犹太人遣送去以色列赚了后者的一大笔钱，两国关系也因此密切非常，可马内阿却说：“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做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他认为，东欧犹太人争相回归“迦南地”，给人留下了欺骗和背信弃义的口舌，正如作家尼库·斯坦哈特所说：他们“看似一个从座位上站起身，抓起钱，然后扬长而去的赢了钱的赌徒：我要回家了，我再也不玩了”。
       除了要担负叛国的恶名外，一名有抱负的东欧知识分子在“冷战”期间脱离母国还将付出更严重的代价：就马内阿而言，不管他以何种方式“流亡”——选择西方寻求政治荫庇，还是投身本族谋求身份认同——都难免要被划入与那位顽固的极右翼知识分子相同的阵营：北约的政客和宣传家们多么乐意使用这种简单的负负得正的敌友分类法，给西方对东方的妖魔化想象再添一位证人。马内阿做出了艰难的抉择。他称扬长而去为逃避责任，他说，身为犹太人，他充分理解自己的同胞抛弃一个对集中营历史没有任何交待的国家的行为，但作为知识分子，他却宁愿抱持这样的态度：
       我的犬儒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深度，以至于我把那些恐怖仅仅看做是通向那巨大的、无所不在的、遍及宇宙的罪行，即死亡——我们所有生命的前提——的一个步骤而已。夭折，暴亡，与寿终正寝没什么不同，死亡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追上并抓住我们是无所谓的事——这就是我对此事的迟钝逻辑。
       这番看破红尘的告白已经很有卡夫卡的味道了。没有祖国的卡夫卡向来把一切希望泯灭在死亡的巨大阴影之下，他的每一本小说、书信、日记都在述说人的孤独与卑微；马内阿时常以卡夫卡的境况自比，作为一个战后的犹太幸存者，他必须援引后者悲观主义的宇宙论，才能摆脱大屠杀话语、民族中心意识、受迫害妄想狂这些本来专属于受害者的资本。另一方面，他留在了祖国，也得以宣告与政治投机文人划清界限，他可以毫无愧色地不以犹太人的名义，而以一个货真价实的罗马尼亚公民的名义把伊利亚德从“流亡者”的宝座上拉下马来。“对于那些新老投机分子来说，要承认那种暧昧的快乐非常困难，这就像要那些纳粹分子——真正的、‘坚定的’纳粹分子谈论他们快乐的青春，谈论曾经的那些游行示威、舞会和令人陶醉的演讲一样困难。”功成名就如伊利亚德者承认了这种快乐，它势必要铸成一桩罗马尼亚版的海德格尔公案。
       倘若说在德国，一般人不论是否熟悉海德格尔的哲学高度，多少会对他亲纳粹的历史抱以情感谴责的话，那么在位于“铁幕”另一边的罗马尼亚，情况就不同了。战后四十余年的历史转移了政治讨论的中心，在齐奥塞斯库的时代，赫一时的哲学家如康斯坦丁·诺怡卡可以公开宣扬“铁卫军”的光荣历史，他将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硬性捏合到一起，似乎既维护了官方的集体意识形态，又不（像大多数西方宣传册所说的那样）抹煞个体的独立性，这一番高明的诠释让领袖十分满意，却让马内阿的神经再一次绷紧了：他想方设法弱化的犹太人身份忽然又清晰起来，他觉得自己又开始变成“他者”。
       一九八○年，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御用诗人科莫柳·瓦迪姆·图多尔出版了一本措词激烈的反犹主义小册子《理想》，马内阿很快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访谈，指责图多尔“妄图重燃对另一个时代的绵绵乡愁”。安全局来人了，明确告知：请好自为之，针对他的监控已经布下，不管图多尔再说什么，勿再卷入任何相关的论战。末了，来人又悄悄地提醒说：“你何不合法移民？”
       一纸客客气气的逐客令，换一个人兴许就要感激涕零了。马内阿却不，他为图多尔发出叫嚣之后，这个十几年来一直以“开明”著称的政权里知识界空前的缄默——尤其是非犹太知识分子的噤声不语——所深深震撼。尽管检查机构下令禁止一切有关评论，他仍然感到这种高度一致的合作精神，是昔日极端主义恶浪在今天抬头的前兆，纳艾·伊奥奈斯库、伊利亚德与齐奥朗的“铁卫军”哲学，及其后来的衍生品“大罗马尼亚主义”思想，将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的马戏团里被认可为真正的罗马尼亚民族精神。就算撇开“铁卫军”哲学的是非，一个称职的独立知识分子，也应当在一种思想开始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时候提高警惕，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思想。
       马内阿到底还是“移民”了，但不属于“合法”。一九八六年，小说《黑信封》艰难出版的同一年，他申请到一笔奖学金前往西柏林，此时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回国。两年以后，美国人怀着友爱“将他迎进了新世界的马戏团”，标志着他与昆德拉、贡布洛维奇、米沃什等东欧作家一样得到了西方的认可。读一读《论小丑》中有关《黑信封》的那篇审查报告，我们或能体会“白小丑”施加的超乎想象的政治压力，“流亡”于他是迟早要迈出的一步，何况他也无法预料三年之后的剧变。
       不过，比无家可归的卡夫卡幸运的是，马内阿总算是带着一个完整的故乡记忆走向世界的：他出生于罗国边境的布科维纳，一个拥有壮美的地平线、世界闻名的彩色大教堂，以及在奥匈帝国常年统治下积累而成的善于忍耐的传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布科维纳的童年记忆抵抗着极右民族主义投在他灵魂中的阴影：乌克兰人、德国人、罗马尼亚人和犹太人在那里混居，大部分居民同时操罗马尼亚语和德语——文化的多元与宽容才是降临多瑙河的自由的甘霖，犹太人诺曼·马内阿对罗马尼亚乃至对欧洲的忠诚，亦紧紧地系于此。
       五十岁的马内阿带着一种洞见离开了祖国：民族主义狂热是潜伏在不同政治体制之下的暗流，在纳粹时代服务于元帅，后来时隐时现，最终再次被主政者利用：“他们非常羡慕铁卫团曾经拥有的民心，并把铁卫团的口号当做自己的口号。强调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革命’取代了国际主义思想……他们的敌人是民主，而不是右翼极端分子。”与之相应的，后来的政权总是倾向于冷处理历史，不是笼统地加以否定就是置之不理，它希望人民忘记那些东西，或者直接按照它灌输的去记忆。
       历史就是这样心有不甘地退出现实的。不幸的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恰恰从罪恶的伊始就暴露出恐怖的妥协性。法籍罗马尼亚荒诞派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在《犀牛》一剧中用相貌凶悍、内心犹豫软弱的“犀牛”来隐喻本国的知识分子，由此产生的“犀牛化”（rhinocerization）一词，在尤奈斯库本人的布加勒斯特回忆中有如下的表现：
       大学教授、学生、知识分子们一个接着一个投入了纳粹、“铁卫军”的怀抱。我的朋友们一次次地说：“我是完全完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不过在某些方面，比如犹太人问题上，我必须承认……”这就是预兆了。三星期后，这个人就成了纳粹。他卷入了那台机器，他接受了一切，他成了一头犀牛。
       这才是真正的犬儒主义。尤奈斯库把自己的剧作称作一个关于“意识形态传染病”的故事，甚至精确地预言了后来的现实。东欧剧变之后，罗马尼亚人也开始谈论起“诺贝尔文学奖该轮到我们了”之类的话题，似乎如此的社会动荡之后，自家也该产生一个米沃什或塞弗尔特。对此，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巴尔布不客气地泼了盆凉水：“罗马尼亚知识分子不批评掌权者，除非政治权威认为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他们从不反对，除非反对行为的存在得到容忍或多少获得了允许，如一九三八年前，或一九八九年后。”和法国人说起维希时代的习惯一样，罗马尼亚文人也喜欢谈“内心流亡”，把自己的沉默标榜为道德操守，但要是与塞弗尔特在“布拉格之春”与《七七宪章》时的勇气相对比的话，这种“道德”立即露出其虚弱的马脚。
       “大多数生活在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人都从未参与过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们思想中的抵抗行为相当于……一种病态的道德自闭。”巴尔布如是说。“犀牛”们熬到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执行死刑之后才跳将出来，一面争着给祖国编写新的历史教材，一面张开双臂迎接海外流亡者衣锦还乡；有一条共产主义政权造就的梅杜萨之筏泊在那里，谁都想当一名光荣的难民。流亡者的领袖莫妮卡·洛文内斯库，马内阿的好友、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尤金·洛文内斯库之女，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九○年间一直在巴黎通过自由欧洲电台的话筒号召母国的同行们打破沉默，抵制当局，现在则意气风发地宣称，要对“古拉格时代”进行一次纽伦堡审判式的大清算，特别要清查那些昔日的御用文人。已入天国的米尔恰·伊利亚德，被当仁不让地树立为现代罗马尼亚的第一文学偶像和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在最黑暗的时代“亡命”北美，不但不与独裁者合作，还在芝加哥大学舒适的教职上为祖国赢得世界性的声望，凭着哲学著作和小说作品，他早已配得上“诺奖”的尊荣，不是吗？
       高唱反调的《幸运的罪》一文并未发表于胜利大逃亡伊始。诺曼·马内阿谨慎地等到一九九○年伊利亚德的四卷日志全部出齐，不久，伊氏早年的犹太友人、作家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的《1935—1944年日志》（作者于一九四五年死于车祸）也出版了。两部日志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一边是对有关“青春无悔”的过去三缄其口或闪烁其词，一边是一个“多瑙河的犹太人”讲述亲身经历的狂热时代，把整个国家——尤其是其知识精英集团——推上了有关集体道德的被告席。日志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马内阿抓住机会，挖出了这座埋藏了半个世纪的民族精神病灶，他也就此成了少数严重不受欢迎的“流亡者”之一，被惯于合唱的人们视为非我族类。洛文内斯库指控马内阿的不合时宜：是齐奥塞斯库执政时间长还是安东内斯库的执政时间长？在全民清算古拉格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大屠杀，岂不是犹太佬“垄断受难权”的本性难移之证明？她为伊利亚德的死不改悔找了个理由：他不能冒着牺牲国际声名的风险去公开反省自己过去的行为。可如此一来，她又有何权利谴责战后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合作？不翻大屠杀的账本，就无法清古拉格的债。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诗人图多朗则直奔老调而去，提醒说：马内阿是个险恶的犹太佬，背后有西方人的经济和公关支持——他似乎忘了自己的北美“流亡”史还早于马内阿，无奈没能在西方出人头地，才摇身一变成了一心报效祖国的“海归”赤子。
       “多瑙河的犹太人”—— 塞巴斯蒂安以此表明自己疏离犹太社区的欧洲公民身份，但这条动人的河流却冷漠地背过身去。我们不必为东欧犹太人叫屈喊冤，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包括犹太民族自身在内，都有根深蒂固的自大与排外，动辄发动针对异族的不特定成员的讨伐，或者制造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最需要检讨的，毋宁说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本性：当它被纳入意识形态范畴得到扶持时，是否能够及时引起警觉；当它对他人他族造成了不当的伤害时，是否能做出反省与补救。伊利亚德的问题关涉到一个民族检讨历史的诚意，以莫妮卡·洛文内斯库为代表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打着反思与清算的旗号，却恰恰忽略了这关键的一点；他们的唯动机论仍是冷战思维的翻版，他们为尊者讳的态度继续在鼓励一种选择性记忆，塑造出新的反历史的偏见与威权。这样的罗马尼亚，仍然是投机分子 ——“犀牛”们的天下。
       不过，马内阿最终还是以流亡者的身份向祖国“反攻倒算”的，他自己明白，“花脸小丑”终归还是小丑。一旦鞋袜上沾过了国外的泥土，他将再难以洗清，也无力阻止他人关于行为动机的质疑。艺术家是小丑，独裁者也是小丑，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得为一家雇佣自己的马戏团表演——铭记这一点，我们便不会再对流亡抱持过高的道德幻想，也会对异国媒体对流亡者夸张的追捧处之泰然。所有的艺术家都得小心眼前的两条路：一条通往操纵人的独裁，另一条通往被操纵的玩偶的命运。
       （《论小丑》、《流氓的归来》、《黑信封》，[罗]诺曼·马内阿著，吉林出版集团二○○八年版： 《论小丑》，章艳译，24.00元；《流氓的归来》，邵文实、梁禾译，40.00元；《黑信封》，邹亚译，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