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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这就是容不得内部的“异端”，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容忍，对自己阵营的则务必除之而后快。苏联国内战争胜利之后，在很长时间里镇压矛头始终对着昔日的战友和同志，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而在他们被镇压之后，矛头更转向自己队伍内的“异端”，一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以杀完“异端”为终结的，列宁的那些亲密战友如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等，纷纷成为刀下之鬼。而有些被杀者甚至说不上什么“异端”，只不过在什么时候和斯大林有点什么不同意见而已。
       在这些异端人士中，对斯大林来说，最大的“异端”当推托洛茨基，从他公开起来反对斯大林那一时刻开始，斯大林不断地给他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派别活动”、“托洛茨基主义”、“反列宁主义”，还有根本不沾边的“社会民主主义”，到最后是“人民公敌”、“杀人匪帮”、“法西斯匪徒”……帽子是越来越大，罪名是越来越吓人，苏联三十年代的三大公审案，托洛茨基都是最大的被告，虽然是缺席的。最后用的已经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托洛茨基终于死于苏联特工的冰斧之下。
       到这时候，理论观点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了，托洛茨基到底有什么主张，他究竟坚持什么样的理论，那些批他、骂他的人反而说不清楚了。苏联批判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依据的大多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那么几句话。苏联学术界有一条规定，不得直接引用反面人物的言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的毕业论文中引用了他们的一些言论，答辩时就遇到评审老师的异议。因此读了那些批判的大作，人们还是不知道托洛茨基到底说了些什么，罪在何处。
       正因为如此，中苏大论战的时候，当赫鲁晓夫想要给中方戴“托洛茨基主义”帽子的时候，中方虽然也批了那么多年的“托派”，却并不了解“托派”的真正主张。于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合作，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的著作，如《俄国局势真相》、《不断革命论》、《第三国际纲领批判》、《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等，加上解放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自传》、《俄国革命史》等，可以说，他的基本著作都有了中译本。此外，为了给反修写作小组集中提供托洛茨基的代表性言论，还编了一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托洛茨基的这些书是著名的“灰皮书”系列中最尖端的书，不仅是“内部发行”，而且是“编号发行”，有的书连我这直接参与工作的人也没有得到。而《反动言论摘录》印行时连出版社的名字都没有印上。“文革”结束后，还出版了一本《托洛茨基言论》，这是作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的一种出版的，虽然是“内部发行”，但发行面宽得多了。这些书的出版为了解托洛茨基的真实观点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虽然那里的“前言”和“按语”中所说的还是老一套，不过权当它是出版的“许可证”就行了。
       这些书大多出版于半个世纪之前，较近的也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了，并且印数非常少，现在已经不易找到了。有鉴于此，有识者建议出一本托洛茨基读本，选一些较能代表其基本观点的著作，结集出版，通过短短的一本书让读者能对其人的思想有一个大致了解。《托洛茨基读本》因此而产生。读本加了一篇导读，对作者的观点和著作做了一些介绍。每篇文章之前有一个说明，主要是提供一些背景材料。这些都是一家之言，了解情况的读者，完全可以不予理会。
       托洛茨基其人争议颇多，然而，对他的了解并不多。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三位领导人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出版全集（准确点是“文集”），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全集》从一九二三年起共出了十三卷，一九二七年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全集的出版也就合乎逻辑地停止了。他那引起一场“文字争论”的《十月的教训》就是为全集第三卷《一九一七年》写的“前言”。能够出全集本身就说明其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也说明当时他的著作得到官方的承认，是当做官方的标准读物让大众学习的。上述三人的全集，《列宁全集》成了经典，另两人的则被打入“另册”，《托洛茨基全集》在我们国内还能看到几本，而《季诺维也夫全集》则好像在历史上完全“蒸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的“特别书库”看到过季诺维也夫的一些著作，但没有见到他的全集。
       托洛茨基一生的著作涉及面相当广泛。俄国三次革命中，他是两次革命（一九○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并且是领导者之一。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要党员，参加了一九○三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的前期是列宁的有力支持者，曾被称作“列宁的棍子”。只是在后期因组织问题上的分歧，成了孟什维克，但一九○四年就脱离了孟什维克，从此游离于党内两大派之间，但他的影响始终存在。他同列宁的分歧更多的不在理论上，而在对组织问题的看法上，列宁主张同机会主义派别决裂，而托洛茨基主张各派联合，所以一度遭到列宁的激烈批判。他的有关俄国革命的主张，与列宁的距离并不远，所以二月革命后他一回到彼得格勒，立即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他参加的“区联派”不久就与布尔什维克合并。在十月革命的紧要关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最有力的支持者——那时候列宁的两个最主要的助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反对他的武装起义的方针。所以可以说，托洛茨基关于俄国政党、俄国革命的著作以及他后来的记述，是俄国革命史的重要文献。
       在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在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部队——红军中，在领导和指挥国内战争并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尔基当年记述了列宁关于托洛茨基在组建红军中的作用的谈话：“你倒再给我另找一个能在一年中组织起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赢得军事专家尊重的人来。我们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的三卷本的《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收入了他在国内战争期间的发表的论文、报告和命令等等。这是研究苏俄国内战争、红军建军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
       托洛茨基对形势有非常的敏感性。早在一九二○年就提出后来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建议取消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可惜的是党内多数领导那时还没有看到改弦更张的必要性而被否决。他后来所写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提纲得到列宁的充分肯定。他在一九二三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被看做是工业化的宣言。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不过他那一派后来提出的一些经济政策主张显得过左，如主张用剥夺农民的办法为工业化取得资金，要求限制和取缔城乡“资本主义成分”——耐普曼和富农，鼓吹建立集体农庄，夸大计划的作用等等。这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斯大林虽然批判托的主张，但他本人后来的许多主张和做法和托洛茨基比起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有俄国学者说斯大林比托洛茨基还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的学识还表现在他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上。在二十年代苏联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的著作并不多，人们知道的往往只是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其实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对我国的进步文学发挥过相当的影响。此书早在二十年代就介绍到我国来，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了这本译作，鲁迅的案头就有这本书，不过过去只提书名，而不提作者的名字罢了。那时的苏俄领导人由于长期流亡在西欧，能较多接触西方的文化，有较高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素养，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都有论述文学艺术的专著问世。他们对繁荣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艺术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这样，我们看到托洛茨基对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和历史等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并且都不是业余“玩票”，而是有自己见解的，是非常专业的。《托洛茨基读本》试图用一本书的篇幅把托洛茨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介绍给读者，一是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论述，延伸到后来就是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其次是关于党内民主的论述，如《新方针》，后来俄国学者认为，苏联真正争民主的是托洛茨基。第三是关于俄国革命史的著作，他的《俄国革命史》相当详细地记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不仅具有独特见解，而且由于他本人就是革命的参加者，因此具有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由于篇幅的限制，《托洛茨基读本》只能选用他的《十月的教训》，在这里他提纲挈领地概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的过程和问题。第四，是对斯大林政策的批判和对三十年代苏联的分析。上世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有不少论著是分析研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他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但是有弊病的工人国家，苏联的社会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性制度。他对苏联问题的分析明显高于当时西方苏联问题专家一头，他毕竟是过来人，对苏联的历史和现状有更深的了解，因此他对苏联和联共弊病的分析就是今天读起来也不显得过时。当然，他开出的药方并不一定能够治好苏联的痼疾。诊断和治疗不是一回事，诊断只是治疗的第一步，托洛茨基当年能做到的恐怕也只能说是初步的诊断，不过能做到这一步也就不错了。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曾经一统天下，并且至今仍有遗毒。不妨看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也许会发现在某些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论述更具说服力。真理、真相的发现是要通过比较的。《托洛茨基读本》通过一本篇幅不大的书提供一个比较的材料，可以不同意托洛茨基，但是需要了解他的观点，至于结论自然要由读者自己去做。
       读书无禁区！托洛茨基的著作不再列入“灰皮书”系列，不再仅仅供少数人参考，而能够公开发行，让感兴趣的读者都能读到，这是时代的进步！
       （《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八年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