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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以一种突然迸发的政治反叛的方式表达了法国人，尤其是有着左翼倾向的青年人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渴望。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长期掌权的戴高乐总统终于意识到改革已迫在眉睫，但为时已晚。他错过了解决法国社会根本性问题的一个历史良机，同时也因此失去了治理国家的权力。继戴高乐之后上台的右翼总统蓬皮杜和德斯坦仍然没有太认真对待一九六八年所表达的变革渴望。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和所有的法国左翼人士一直在等待戈多，而这一天终于随着密特朗当选总统到来了。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位左翼总统。
       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的《法令不能改变社会》写于一九七八年。这正是法国左翼和右翼陷入白热化论战的一年。此书是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法国政治论争的精彩见证，同时，由于克罗齐耶努力以一个超越左右之争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冷峻眼光去评判法国的社会与政治，因而他所揭示的法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使得中国读者有机会一睹克罗齐耶这位法国“组织社会学之父”对“法国病”的深刻诊断，而他关于如何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进行迂回变革的论说，对于关心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革的读者也会颇有启发。
       对于自戴高乐以来的法国右翼的拖延改革，克罗齐耶一贯持批评态度。在写作此书之前，他已经在《科层现象》和《封闭的社会》两本书中揭示了“法国病”的存在。在他看来，法国是一个由科层制官僚体系统治的、存在着无数阻断信息与行动的封闭系统的社会。构成法国社会的框架、并使之保持封闭状态的是三种重要的体系：教育体系、公共行政管理体系和精英招募体系。事实上，它们是三位一体的：首先，学校及教师本身就是庞大的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法国的九十五万名教师属于公务员，他们接受法国教育部的统一管辖。尽管法国也有私立学校，但多数私立学校实际上由国家补助，服从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全国性大纲。事实上只有5%的学生上的是纯私立学校。不过法国教育体系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太多，而在于法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学校体系——精英学校(grandesécoles)，它与普通的大学体系并行，它的明确功能就是制造法国的精英阶层。可以说，在法国，没有一种大学学历可以与国家行政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工艺学院或高等商业学校这样一些精英学校的学历相媲美。通过竞争激烈的会考进入精英学校，不仅意味着给自己和家庭带来荣誉，还能确保在私有或公共部门得到有影响的管理职位。精英学校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例如，工业部、农业部等许多部委都拥有自己的工程学校，著名的综合工艺学院隶属国防部，而所有精英学校中声誉最高的国家行政学院则直接受总理府的监管。法国公共行政系统的大部分高级职位，都预留给了精英学校的毕业生。例如，每年总理都要把各部的最高职位保留给国家行政学院的一百一十名毕业生。由此，法国的公共行政系统与精英学校通过一种特殊的精英招募方式，共同制造了一个由位居社会顶层的、为数不多的技术专家组成的很少接触国家的日常现实的官僚阶层，同时也制造了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制度。
       尽管法国的精英招募体制也有其不可否认的优点，但它带来了更多严重的负面后果。精英群体的狭小与封闭阻碍了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使得政治沦为精英俱乐部里的讨价还价，并使得精英们可以用疏离他者和保守秘密的方式行使权力，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趋向于傲慢狂妄、因循守旧；缺乏竞争和同质化使精英的能力退化；更严重的是，精英群体的封闭性使它招致了其他群体的不信任感，增加了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对抗的危险；而悖谬的是，尽管这种在金字塔顶端维系的一种缺乏自由沟通的模式为多数社会成员所痛恨，但这一模式又会被整个社会所效仿。克罗齐耶揭示出的法国权力模式的这一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国人在处理利益冲突时经常出现的“内战式风格”：对抗式的行动、而不是理性商讨和相互妥协占据上风。在一个社会群体相互之间充满不信任感、甚至是怨恨的社会里，理性的妥协是难以达成的。下层的人们缺乏进入上层社会的途径，但他们不会放弃行使能够造成瘫痪局面的权力。克罗齐耶揭示出的法国权力模式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法国，官僚体制如此难以被撼动。这是因为，“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社会”，当不合理的政治权力模式为社会所效仿，社会成员与行政体系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可以说，正是法国人对官僚体制又恨又爱的矛盾心态构成了改革官僚制度的一大障碍。从表面上看，法国是一个热衷于平等的社会，人们的首要理念，似乎就是要清除种种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现象。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非人化的官僚体制所造成的人的疏离，批评它的故步自封、层级化的隔离及专横独霸；但另一方面，很多法国人对于官僚体制的封闭和垄断带来的特权又极度迷恋。例如，主张消除等级之间的差别，缩小工资差距，这样的理念，遭到了所有拥有特权的人们的抵制，尤其是遭到了拥有较少特权的人的抵制。
       事实上，过于庞大的科层式官僚体系的存在并非法国独有的病症。它几乎是每一个西方现代国家的通病，连最具自治传统的英国和美国也不例外。不过，这种病症的确只有在法国才会如此引人注目并不断地被学界和政界讨论。这是因为，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中，法国是最为中央集权的。按照托克维尔的经典讲法，法国的中央集权传统始于绝对王权兴起的时期，并在大革命中进一步得到加强，到拿破仑第一帝国时臻于顶峰。几乎可以说，拿破仑的统治是依靠从巴黎发出的无数行政命令和他派到省里的无数行政官员来完成的。法国的中央集权传统极为顽固和强大，尽管自十九世纪以来有过几次分权的努力，但直到一九八二年社会党人实行分权改革之前，由中央任命的省长仍然是其所辖地域上的首领，他可以解除市长的职务，市议会的决定也必须得到省长的认可才有效。有人因此把外省戏称为巴黎的殖民地，而把省长称为殖民地的总督。在法国，比集权的制度更难消除的，是长期的集权传统给人们带来的心态习惯。从总体上说，大多数法国人信仰国家。他们可能不时地对国家的行动持不同意见，但他们仍然相信国家应该强大。法国人期待国家对一切做出回答。当公司解聘雇员时，工人的第一个反应是组织抗议。当他们要发起组织一个团体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向国家要求资助。大多数法国人对国家的这种态度，与大多数英美人对国家的态度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仅仅把国家视为一种用来保证个人自由以便使个人得以发展全部潜能的后援力量。几乎可以说，美国的社会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自我调控的，而法国的社会，则是由一个与社会高度分离的行政系统管理的。这当然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但是它说出了一种很有意味的真实。正如敏锐的加拿大记者让-伯努瓦·纳多和朱莉·巴洛在漫步巴黎街头时观察到的：巴黎的二十万只狗每天在其身后留下十吨粪便，平均每年有六百人被狗粪滑倒或为了把鞋跟上的粪便刮掉而摔断手脚，但是，在巴黎，让狗的主人自己随手拾狗粪的努力总是难以实现。这主要是因为，法国人大多认为，既然他们交了税，这理应是国家的事。而北美人则认为，这毫无疑问首先是自己的事。显然，法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和心态习惯，是克服“法国病”的极大障碍。
       科层式的官僚体系，加上中央集权的传统，使得法国的政治“上层建筑”显得封闭、僵化，且带有等级制的色彩。而一旦人们把目光转向社会领域，就会发现这种政治统治模式过于落后了，它无法应对社会提出的种种挑战。克罗齐耶反复强调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缘于个体选择自由的扩大。克罗齐耶并不否认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个体仍然受到诸种机构的压迫，并被消费社会异化，但他认为，公民们的自由和自主性还是前所未有地增多了。男人和女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配偶、朋友和生活方式，可以无需遵守传统和惯例，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也趋于弱化。性自由，有关妇女社会角色的重新讨论，青少年与父母、教师、雇主的关系的变化，打破一种既有的关系不再需要付出高昂的物质和情感代价，这一切都显示出个体比以往更加自由。个体自由的增多也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变化。权威在人们的眼里就如同路易·布努埃尔在他的影片中自始至终都在嘲笑的贵族长老。那些过去手中握有大权、对别人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没有选择自由的民众的人，开始忙着为自己申辩和自我解嘲。坚实的等级制度已经不再，社会结构已经由拱与柱相互交叠而成的传统形象变成了蜂巢式的结构，人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支配。由于个体选择的自由和欲求增多，再加上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全球化，人际交往和交流激增，社会行动者被海量的信息淹没。社会呈现出一种既繁荣又混乱的状态。
       事实上，克罗齐耶所描述的这一社会进程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它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对于这种社会进程，那些有保守倾向的西方人感到惶恐不安，而那些有激进倾向的西方人则感到异常兴奋。大体说来，法国人对此有两种反应：一种以右翼为代表，想要回到过去恢复传统的价值与权威结构；另一种以左翼为代表，不把安全和权威的衰微视为问题。在克罗齐耶看来，这两种立场都已经过时。克罗齐耶认为，他们之所以对社会问题做出这种简单化的反应，是由于他们对“知识”的认识还停留在理论或意识形态的层次上。他强调要建立一种新的科学的“知识”观。这种知识观既不同于技术专家治国论者对数字的迷恋，又不同于夸夸其谈的思想家提出的改造世界的理论。法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通常喜爱阐发思想和主张，这使他们显得智慧过人。但克罗齐耶认为他们很少认真对待自己提出的思想和主张，他们更热衷于规避风险。真正的“知识”不是观念、见解和理论，而是“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对社会诸系统的深入且具体的研究获得的，它使人能够提出真正的问题，并从事实出发，以实验的方式，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克罗齐耶以法国的教育系统为例，说明了陈旧的知识观带来的荒谬后果。法国的教育系统是一个庞大的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组织。负责决策的人通常只是从规范和原理出发，而不是基于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制定决策。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研究机构，没有人能够指出，法国的学校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其行政人员、教员、学生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更没有人了解现行体制内部深层的不明言的规则。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央集权的机构却不断地做出各种关于学校组织、教学方法和教学计划的决策。事实上，这种决策的方式正是克罗齐耶所批评的“用法令改造社会”的方式。他发现，这种行动方式出现在各个领域，并且由左翼和右翼所共享。每当要实施某个新的决策时，左翼与右翼不约而同的反应就是：建立更多的规章制度，颁布新的禁令，下达大量的指示。“用法令改造社会”，这种行动方式事实上是以下几种法国社会的病症的共同产物：社会结构的封闭、自由沟通的阻滞、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以及文人—政治家的传统。克罗齐耶对法国社会和政制的诊断与他的前辈托克维尔十分相近，事实上，他开出的治疗“法国病”的药方也显现出他与后者在思想上的亲缘性。克罗齐耶开出了三个“药方”：
       一、发挥外省的作用。即改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让地方决策体系与区域决策体系重新获得活力。发挥外省作用并非让外省对抗巴黎，而是要依靠草根的力量改变外省的体制。克罗齐耶把地方行政机构视为首选的实验场所，寄希望于由它开创出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克罗齐耶认为应当把权力下放到大区（法国的行政组织分为三级：大区—省—市镇），因为只有大区拥有足够的影响力，破除巴黎的行政垄断。
       二、改革精英学校，开放精英体系。法国目前的情况是，每一所精英学校都被限制在某一类专业中，而且在这类专业中占据支配地位，这足以使它维持原有的等级地位。克罗齐耶认为应当重组学校，让每所高校都配备诸种主要专业，让三四所高校享有平等的竞争关系。在高校之间实施竞争机制。
       三、从根本上改变进入政府公职部门的程序，停止招募高级行政管理集团的新成员，用合同制雇员取代之。一旦有了足够数量的合同制雇员，人才的市场调节机制就能确立，高层公共行政职能部门的全方位改革就能够实施。
       克罗齐耶开出的三个药方是否切合法国的实际并能最终取得实效，由于缺乏对法国社会和政制的深入了解，这里无法做出评判。但是，克罗齐耶在开出药方时一再强调的要注重“变革的策略”这一点却值得中国读者的高度关注。克罗齐耶实际上是说，变革需要一种必要的迂回。他认为一切有关法国变革的思考，皆应将科层现象或者说官僚主义的公共行政管理体系作为思考的起点。但是，将科层现象作为首要考虑的对象，并不必然意味着首先要对其采取行动。因为公共行政管理体系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自主权，与其正面对抗是徒劳无益的，运用法令也无法改变官员。倘若用法令强行改变这种权力模式，就如同与九头蛇妖海德拉作战：每当人们以为将其头砍掉时，它的头就会更多地、更加强有力地生长出来。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寻找体制的敏感部位和软肋。明智地选择易于突破的位置，选择使变革较容易推进的领域。应当先去改革这样一些部门：在那里获得成功的机会更大，可以使诸种新生的积极的力量获得自由和解放。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具有关键作用的体系的改造，而是要为变革做中期或长期的准备。克罗齐耶强调说，必须捍卫缓慢生长和解放潜力的理念，唯有这种理念才能成功地实施变革。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克罗齐耶为何如此重视外省的草根力量的创新活动，他之所以对香槟地区的农民不依赖国家、自行组织起来改变自身处境的行动赞赏有加，就是因为他在这种行动中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公民精神的缓慢生长。只有当一种既独立自主又善于自由联合的公民精神在每一个社会成员内心成长并壮大起来时，法国才能摆脱用法令治理的恶性循环，自由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米歇尔·克罗齐耶著，张月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一月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