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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中东，遇到过一个美国人，叫查理·克鲁斯，穿着破旧，满身风尘。那个时候我正在现场拍摄一些照片，身边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
       这是一次联合部队和伊拉克左翼分子的比较大规模的冲突。伊拉克人用炸弹袭击了美军前来购买物资的军车，结果军车里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美军士兵手上的枪吐着火舌，轻易地收割了这些伊拉克人的生命。
       查理·克鲁斯的工作也是拍照。不过，不同的是他从来不像我们一样，只拍摄惨烈的战争场面。他会很认真细致地用相机近距离记录一些死伤者的画面。我知道，那种拍摄出来的画面和效果，会让人看起来触目惊心。
       接下来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都在伊拉克工作，冒着危险出现在各种冲突地点。不管到哪里，我几乎总是能看到这个人，他也总会出现在伊拉克发生剧烈冲突的街头；或者在小规模战斗后，出现在那些伤者和死者的旁边，看着救护人员来来往往，我注意到他蓝色的瞳孔里充满了忧伤。
       起初，我以为他是个外国的新闻记者。熟悉后才知道他是美国人，家乡在明尼苏达。我问他供职于哪个报社或者新闻机构。他摇摇头，然后告诉我：“不，我没有在那些部门工作。”
       “那你怎么来做这种事情，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好奇地问，难道他是个民间摄影爱好者，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或者是想拿到普利策奖?美国是有很多民间摄影师这么做的，他们拍摄技术精湛，其中有些还在为《国家地理》杂志等著名的刊物工作。
       他摇摇头，不回答。沉默里，我看到他眼神里的哀伤。我开始推测，他受过战争的荼毒，或者曾经是个美国的大兵，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查理是在一次伊拉克临时医院的冲突里受伤的。赶去的路上，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消息。联合部队的一个小驻地遭到了伊拉克人的骚扰，在联军反击后，伊拉克人开始溃退。其中有一部分人躲避在了一个街头用帐篷搭建的临时医院里。联军包围了那几个帐篷。
       我们赶到的时候，联军已经开始对那几个帐篷进行搜索。其中一个伊拉克人突然从自己的身上拿出了一枚手雷，想做垂死的挣扎。
       就在联军士兵们不敢贸然前进的时候，查理忽然从帐篷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溜了进去。他扔掉了手里的照相机，然后迅速地把那个伊拉克人扑倒，死死地按住了他拿手雷的手。
       他脸上因为用力而涨得通红，生死一瞬间，我没有想到，查理竟然会做出这样的抉择。
       控制住局面的联军很快把伊拉克左翼分子带走了。查理大口喘着粗气站了起来。我上去拍拍他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GOOD!”查理笑了，似乎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一样，腼腆地对我点点头。
       那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个与战局和联合部队无关的美国人，让我吃惊的是，他是美国的一名物理学家，很出色的物理学家。而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家研究机构里，同其他人一起尝试着用自己的知识来开发和创造出更精良、更具震慑力和杀伤力的武器来。
       我有些恼怒，问他是不是到遥远的伊拉克来，就是为了看那些伤者被武器袭击后的创伤，以便能够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资料。
       他摇摇头，从背包里拿出一些照片给我看。全部是在悲惨的战场。巴以冲突，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的炸弹炸得血肉横飞，照片的最近处，安静地躺着一个失去头颅和臂膀的尸体。而另外一些照片上，一群外国人放肆狰狞地笑着，他们的脚践踏着地上的死者，得意非常。
       “我不停地在这些地方游走，”查理低声说，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每到一个地方，这些人为的灾难都在提醒我。有些时候，科学真像一场灾难，而它掌握在我们这些人的手中，或者我们会因为自己要取得突破和荣誉，去尝试一些能带来更大灾难的东西。这种想法让每个科学家都热血沸腾，蠢蠢欲动。所以我只能依靠不断地利用假期来温习这些别人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来警告自己，不能再当灾难的帮凶。我和我的几个伙伴每次看到我带回去的照片的时候，就内心战栗。我们不知道自己所发明的东西什么时候会需要自己的家人去恐惧地面对。”说到这里，查理平静地说：“几年来，我在灾难里游走，就是想让我们发明的武器只会影响人的行动能力，而不是致人死亡。我能做的只有这些。”
       也许查理只不过是个杞人忧天，或者说是在美国武器研究界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也许他这种态度让他难以在事业上有所突破，最终流于平庸；也许，查理永远难以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青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却不亚于任何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科学工作者。因为当我们人类面对科学的时候，不仅需要虔诚，也需要一些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