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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在舅舅的身后，踏进厦屋的门坎，心跳开始加速。“说! 匣子呢?”舅舅的唾沫星几乎溅到了我的脸上。我不能很快在房间里找出匣子，找到匣子里的20元钱，我就死定了。舅舅气冲牛斗的架势，把我远远地推向他的对立面。他崇尚武功，一直后悔当年没有参军入伍，平时动不动爱对自己和别人来两下子暴力。他喜欢似真似假的“家庭审讯”。如果“审讯”有旁人在场，那人再奉承他像一位断案如神的优秀警察，那舅舅便会认为他早应该去当公安局长了。
       舅舅的目光像刀片一样划过我的脸。依据他多年混迹社会的经验，加之我从始至终身体上的局促不安，更为重要的是母亲深信不疑的态度，支持了他那种习惯性的想象推断。他的臆测要在我痛痛快快的“招认”中变成事实。同时舅舅情绪化的性格又推波助澜地使他无意中制造出了警察与小偷对峙的严肃气氛。
       我跟舅舅承认是我偷了那50元钱，挥霍掉30元，剩下20元。剩余的钱藏在老家的木匣子里。天知道我怎么会说钱在木匣子里，我清楚我这样说的后果，一个敏感的青春期的少年怎么会轻易背负起这么一个让人唾弃的骂名。我鬼使神差地将沉重的石块压在自己稚嫩的肩头，我不仅承认是自己干的，而且还详细地讲述了偷盗的整个过程。我的心开始下沉，灵魂在身体里游荡……舅舅笑眯眯走近我，摸着我的脑袋，说，早说就对了。
       1990年父母在镇上租了沿街的门面做生意，因为住房紧张我寄宿在舅舅家。白天放学回父母那里吃饭，晚上睡在舅舅家。一天晚上，母亲把舅舅家的大门砸得嗵嗵响，舅舅家人急忙开门问母亲发生了什么急事。母亲不语，铁青着脸进了里屋。很快我从被窝里被叫起。原来母亲在晚上清点当天收入时发现少了50块钱。母亲和父亲思来想去，认为我的嫌疑最大。理由是：别人肯定不会只拿走50块钱。这个数目对刚刚起步做小本生意的父母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母亲的头发纷乱着，她狠劲地追问我把钱放在什么地方，偷钱做什么了。我坚决不承认钱是我偷的。母亲急得手抖起来，眼睛里蓄满了泪水。舅舅见状劝母亲先回去，他应诺母亲天亮之前由他负责把钱追回来。
       从9点一直到12点我已经被“讯问”了四个多小时，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呕吐了，从未经过这样的阵势，恐惧愈来愈强烈地占据了我的内心，怯弱融解了坚硬的外壳，泻流出来的苦涩被自己一勺一勺地吞咽。凌晨一点左右，我承认是我所为。我出卖了自己，自己给自己的灵魂加烙了耻辱的印迹。我这时的态度舅舅很满意，他迅速用摩托车带着我去老家的厦屋取回剩余的钱。
       我抱出尘封已久的木匣子，舅舅布满血丝的眼睛倏然一亮，他掀开匣盖，埋头一阵翻找，里面没有钱。“警察”感到被愚弄了，他吼起来，钱呢?我被他的声音吓得退缩到墙角，面对连环炮似的追问我没有退路，只有继续欺瞒着自己的良心，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才能得以终结。我想了想说钱买腊牛肉吃了。舅舅此时没有注意到我闪烁不定的眼睛，如果他能认真看一下我的眼睛就会很快戳穿我的谎言。或许是他有点累了。他燃起一支烟，来回在屋里踱着步子，嘴里还咕哝着什么。过了一会儿，舅舅停下脚步，给我手里塞了一个东西。靠在墙角的我，睁开半阖的眼睛，发现手里多了一张钞票。不多不少正好50元。见我想说话的样子，舅舅摆摆手，示意我安静。
       “你妈的心脏不好，受不了这个急……”我的心陡然被这句话击痛了，一层又一层的痛感从心里向外扩散，牙齿痉挛得在嘴里跳舞。我明白了眼球血红的舅舅的用意，但我想再次在他面前表明我的清白。我郑重地“出尔反尔”地对他说，不是我。舅舅的反应很平静，他对着我笑了笑。
       车灯的光束穿过黑暗，劈开一条明亮的直道。崎岖的村路使我们像簸箕里的种子不断上下颠抖。风吹着我的头发，一片树叶掠过我的脸，又翻卷着落到了地上。我在深夜里盼着天亮。
       第二天的清晨，舅舅领着我给母亲送钱。母亲已经病倒在床了。我走进房间，来到床前，强忍着鼻子的酸楚，叫了一声妈，我说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不敢偷钱了。母亲扭过头，我发现她的脸颊淌满了泪水，母亲挣扎着坐起来，她用手指着我一字一顿地大声告诫我：“永远记住，人不能做贼。记住了?”我喏喏地答应着，心如同刀绞一般。
       我来到野外的一片玉米地。绿色的海洋拥抱着我，我定定神，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在一天一夜遭受的所有悲愤、委屈、痛苦都将在哭声里得到彻底的释放。我哭我是贼，我哭我被大人冤枉，我哭我的命运。心里层层叠叠的块垒要通过哗哗的眼泪全部排泄出去，让我的眼泪洗刷我的耻辱吧。“老天爷，我不是贼……”哭天喊地，飞鸟惊心，四周长长的玉米叶子不时轻轻碰着我的身体，似乎在安抚着一颗受伤的心灵，同情我遭遇的不幸。
       以后的日子我不再相信眼泪，因为少年已经长大。
       事情过后的第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亲人们送我走的那一天，舅舅在车窗下面紧紧拉着我的手，给舅写信，别记恨舅呀，一定!他的喉咙开始哽咽。“一定!”我的眼睛也湿了。
       汽车就要驶出武装部的大门，我从车里探出头对他们喊了一句，不是我干的。父母和舅舅他们互相看了看，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舅舅追着车跑，他问我想说什么，我准备对他重复一遍，然而地方欢送新兵的锣鼓、鞭炮、秧歌在这一刻欢天喜地响了起来，他们最终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陈岩摘自《岁月》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