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中国作为亚洲国家，能规避金融风险，GDP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稳定，曾被国外人士誉之为中国奇迹。
取得这个成就，应当归因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过去受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集中释放，促进了经济增加。
走向胜利的道路不会是平坦无阻的，近几年来，经济领域，生产供给强劲而消费需求疲软，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改变的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农村需求不足。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左右，因而影响到购买力的提升。此时，农民收入问题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而收入乃是一连串事件。
一、农业年产五亿吨粮食的生产能力，农民自给有余，还能向三点五亿非农业人口提供食品，发展非农产业，推进社会进步。问题在于农业收益外溢，农民往往苦于增产并不增收。
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生存需要的第一产业，但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它既是经济生产，又是生物生产，生物是有生命的，不同于工业，后者可以在人工控制下进行。农业从总体上讲还受自然条件制约，无法避免自然灾害袭击。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资源禀赋如何，政府都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按年度给予财政支持。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对农业是很重视的，可是保护力度似显不足，有时甚至是取多予少的负保护。
三、在经济上，受恩格尔系数制约，人们的食品消费的收入弹性较低，人们从吃饱到吃好，需求到此而止，故而使农业除蒙受自然灾害外，还常遭受市场波动的打击，也就是常说的“谷贱伤农”。为调节市场供求，我国政府多年来均拥有一定的粮食储备，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未能按预期完全有效地平抑市场波动。
四、我国资源禀赋，人多地少。近十三亿人口，二十亿耕地，人均占有土地值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分之一。人均占有的资产量微薄，决定了收入提升异常缓慢。城乡收入差别正在扩大，一九八○年为2.50∶1,二○○○年为2.70∶1。
五、我国有近九亿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近70%。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0%，存在劳力过剩状态。耕地在减少，人口在增加，就业压力正在不断加大。
六、受资源制约，我国还保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而且不容易消失。到本世纪中期，城市化水平达到50%，那时全国进入小康社会，农民收入会有所提高，但总人口增至十六亿，还会有八亿人滞留在农村，小农经济格局仍将继续，农民仍将是一个低收入群体。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可能完全改观。
历史上，为摆脱小农局限性，毛泽东同志倡导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消灭了小私有制。那时，由于工业化才启动，未能解决人口转移问题，实际上形不成大农经济。现在只能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逐步改变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解决好三农问题。
过去几十年，农业曾为工业化提供近万亿元积累和无法计量的无偿劳力，目前农业产值占GDP的份额不过15%左右，农业收益扣除生产投入和上缴税费，农民只够解决温饱。今天，工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可以也应当反哺农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是根据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统筹城乡的发展方针，选择必要的政策措施推进这一过程。
——废费免税，免征农业税和废除土特产税，将来可推行城乡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某些省（区）因此而出现财政短收，可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改进农产品流通机制。大力发展服务型合作组织，实行产业化经营。目前政府需要对经营粮食的中介机构发放大量补贴，应使粮食企业实行市场化运作。把这种间接补贴改为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
——贯彻执行土地承包法，三十年不变。禁止村级组织任意调整，但允许土地有偿转让，按物权原则处置，使原承包户得一笔地租。允许农民凭承包田抵押贷款，解决融资困难。
建议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由农民长期使用的新体制。
应该及时建立土地市场，承包土地转为非农用途，必须有相应的补偿，其数额应按土地市场形成的价格支付，或在土地承包户参与下制定交换价格。
——积极筹划适合农村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多元化农业投资融资金融支持体系，完成对三千万人口的扶贫项目，解决这部分人的脱贫。
——农业生产，应从追求数量转向重视质量，按政府制订的标准，改进生产技术，延长农业生产链条，发展食品加工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
——国家保证九年义务教育投资，培育人力资本，引进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使农业技术贡献率，提高到55%左右的水平。这是农业实现现代化一项必要的条件。
——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一定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和平环境下，绝不可以损害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去建设经济。
——取消城乡有别的户籍制，代之以城乡统一的居民户籍制，保障居民迁移自由权。政府要善待农民工，有关城市应有计划地安排农民进城求职事项。农民工可以加入工会，提出自己的诉求。
——提高城市比重，使二三产业发挥聚集效应，节约交易成本。
民营经济，是一个经济新增量，可为农民创造非农就业岗位，二十年内每年吸纳八百万到一千万人。减少农民数量，富裕农民，政府应大力给予支持。
——加强农民互助组织，让农民保护自身权益。政府应转变职能，更加重视为公众服务，城乡均应有与政权并存的公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
党政领导要广开言路，发扬民主，团结多数，保持信息对称，上下沟通。
建议将村自治范围扩大到乡镇一级范围。
——保护环境安全，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严格执行保护土地和水资源法令，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适应全球化，做好政策法律准备，提高农业部门市场竞争力，学会趋利避害，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公平性与中国教育问题追问
晏廷俊
二○○四年一月七日，中央电视台“新闻早八点”报道的教育部长周济有关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谈到了一个观点：“教育的产业化不适合教育的公平性。”这句话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近几年以来，一些所谓教育专家、政客不顾中国国情，热心“关心”教育，希望教育“跨越式发展”，也许用心是好的，但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坏的作用。他们“生产”、“制造”和“包装”了时髦的观点：中国的教育，不仅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且中国的教育要产业化。这一观点导致较长时期以来，教育的乱扩招现象、乱收费现象、高价读书现象，甚至教育腐败现象一浪高过一浪，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招生和读书秩序，弄得教育斯文扫地，信誉下降，引起了中国工农大众一部分群体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就拿笔者所在的云南省来看，二○○三年下半年，有关领导据说是到玉溪、昆明、曲靖做了调研，经过“科学”决策，提出要加快云南教育发展，特别要加快高中阶段的发展（这当然与“高中是中国教育发展瓶颈”的认识是相吻合的），提出高中要收费上学，人为地规定了收费读高中的试点学校。这还不算，而且提出学校要公司化、私人化、校长化，要你干就干，不要你干靠边站，只要你听话，哪管你才干。一时间，教师紧张，无所适从，自己素来只管干教学，又不会吹捧领导，这下咋办？其他省份我不甚清楚，就拿云南省来说，教育的公平性早已打破，昆明的几所重点中学如师大附中、昆一中、昆三中，玉溪的玉溪一中，曲靖的曲靖一中，这几年的指标生（正常招生指标）越来越少（包括初中），自费生、高价生越来越多。就笔者所知，云南师大附中高中招一个自费生收三万元（有一定的分数线，比如六百六十分招收指标生，六百三十分收自费生，三万元，分数若在此以下又想要自费读师大附中就得以五十至一百元买一分，如六百二十分想要读师大附中，就要交三万一千元，其他各项当然照交）。理由很简单，想读就交钱，多多益善，而自费家长普遍的认识是自己的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是希望，忍饥挨饿也不能苦了孩子的教育。多么苦涩啊！
再看教师收入的情况。以云南师大附中为例，老师每月的总收入（包括隐形收入）基本是四千至六千元。昆明不上晚自习，有些老师（主课）可能还被大亨、老板请去为其子女补课，每节课五十至八十元不等。一年可能就是五万至七万左右的收入。曲靖某中学，据说要拉大教师的收入差距，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实际做法是发红包，教师去领工资，不准看别人的，只要拿你该拿的红包就行了，其余的一概不要过问，问了就要倒霉，轻则“批评”重则扣罚。这些学校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工资收入与当地一般学校的老师收入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遨游”，“一个在水中望月”。看看乡村学校老师的收入：除了正常的工资外，（不拖欠就算老天保佑了！）没有半点额外增加收入的机会，倒是要从自己本不愿、也不该拿去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献爱心”、关心贫困学生。西部地区比较贫穷，有些农村娃娃，素质好，天分高，就是家里太穷，读不起书，老师理智上无能为力，感情上又舍不得（老师还得考虑让一个学生辍学就要扣老师工资多少多少的土政策），做学生的工作，不得不拿自己的工资垫着给娃娃读书，还要出义务教育费、公路修建费、职称过关科目学习费、电脑培训费……这正常吗？！
这仅是地处偏僻的云南教育现状之一角，至于广州如何，深圳如何，武汉如何，上海如何，北京如何，笔者不得而知。因为现在不是强调普遍而是强调特色、省情、地情、县情、乡情的时代嘛，不注重整体全局发展，只注重局部特殊少数利益，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
可以说，以上种种事实和现状，触目惊心，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些与近几年中国教育改革过快，政策制定欠科学，教育过度紧跟政策有关。尤其是一些观念误导愈演愈烈，如教育公司化、教育产业化就是典型。照这样下去，教育如何稳定发展？教育公平性何在？教育是按自己的规律发展还是成为政策、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形象工程”的附庸和政策注脚？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持教育的人文性、理想性、公平性、独立性？怎样平衡调动重点学校教师的积极性（也不是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而是主要科目的老师，甚至是与领导关系好的老师）与打击、抑制、限制伤害大多数坚守工作岗位、尽职尽责的一般学校、乡村学校老师的积极性？
周济先生“教育产业化不适合教育的公平性”观点还能引发对中国教育公平性与中国教育问题更进一步的追问，期待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认真地探讨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些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我们的未来。
哪 里 是 家 园
赵 川
对故国的追思
朋友家有一张画在赭黄色牛皮纸上的画。那是一片俯视的中国式建筑，房子重叠绵延，气势恢弘，像规模庞大的寺院或帝王之家。
关于这张画的来龙去脉很传奇。画是一位老和尚画的。他原来住天潼寺，少林出身会武功，神通广大。文化大革命前他被定为右派，坐过牢。牢锁不住和尚。据说他闷了就出来走走。出来一看，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糟。他回牢前在街上买了纸笔，坐进去就照身藏的图纸，画一座据说北京曾有过的大庙。人家没收他的画，后来发现他有图纸，又没收图纸。没了图纸成了他的心病。以后他不断地画那些大庙，直到七八十岁去世。他床底下还有给老鼠咬坏了的，泡沫塑料做的房子模型。老和尚这么不停地画房子，用自己的话说，这些画呀，也是个思想问题。
我看到那张老和尚的画，不是最大的，大的有那幅四张那么大。他用的笔，铅笔圆珠笔水彩笔，有什么笔用什么笔。老和尚说他画的那座庙，跟小时候出家有关，是他舅舅捐钱在北京造的。舅舅是个大军阀，造庙是答谢一位大德高僧对小魔王的救命之恩。小魔王画了半辈子大庙，贴得满屋子都是。朋友从他那里拿了那幅画没多久，他就死了。一屋子的画通通被烧掉。
我想，那张画和老和尚心中顽固不去的念头，是故国不堪回首牛皮纸中。有过的北京大庙、造庙图纸，即是萦回不去却已不可能再有的故国，以及它无法再造的神妙和恢宏。
老和尚的画是朴素的，他对故国的神往之情，因为联系到生命，注入生命，而生出悲剧的灿烂。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一九二七年投颐和园昆明湖弃世，殉清朝，殉身系的遭劫难的文明，是他内心不得不要做的表达。老和尚亦然。他们让当今艺术中很多观念和行为——那些东西尽管也可以铺陈出鸿篇巨论，讲得狡黠幽深，却显出鄙陋和猥琐的社会弄臣角色。
老和尚的那张图纸没有了。对于疆域人民还在，但精神大厦已倾倒的故国，他的追思是徒劳的。画出的大庙，再大，都不是那座庙本身。但这时，艺术的力量却显现出来。画那些图画时形成了对抗的、朴素而有力的精神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人格的独立和完整性得到保存。
大同世界，虚无的国家
二○○二年六月，批评家、艺术家王墨林在台北做一次行为艺术表演。抽象的“国家”，成为对抗的对象。那次行为表演的结果是，王墨林剪下自己中华民国荣民证上的国民党党旗，贴在手心，吐出唾液将其淹没；并去墙上写下“我用我的唾液证明我的存在”。王墨林的形式看起来激进愤怒，但它其实是指向自己的内心。在这个行为里，国家被当成与“我”相对的外在它者，王墨林要唾弃的，是国家对于“我”身份和内心的多年锻造。是去意识形态。他的这种寻求摆脱制度规范的行为方式，是希望以其象征性和过程体验，获得精神自救，来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
王墨林跟我说过：国家是一种想像的东西，是一种话语，很多都是虚构的。但它会通过法律及安全机制等，让自己变成具体的存在。
现代民族国家十四世纪前后在西方起源。中国晚清起的“国家”思想，是从儒家“天理社会”理想的分崩离析中产生出来。这种理想，依据了学习西方获得的，对世界版图的新认识，以及对最初服务于西方殖民的历史进化价值观的认同。但同时，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大同社会理想，仍作用于很多人的头脑。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过：“批判论证的起始点便是意识到个人真正是什么，而这种‘知道你自己’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它有无限的轨迹存放在你身上，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目录。因此，在最初就绝对需要去编纂这样的一种目录。”王墨林对“党国”的虚无态度和道德质疑，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确定思想渊源。
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讲，庄子《逍遥游》说的就是自由，《齐物论》是说平等。不同于西方，庄子的自由是“无待”，即无所求。平等不仅是跟万物都平等了，还要连是非之心也没有。
《
礼记》虽是儒家的经，但在《礼运篇》里，却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它的最高理想，是以个人道德完善为底线的，取消规范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礼运篇》中也描述到民主法制式的井然有序的社会，但仅称为“小康”。大同是无需秩序的理想道德社会。到清末康有为着《大同书》，虽是佛教色彩，也着重于取消差别和制度。连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推广人民公社，还向干部推荐读《大同书》。
近代的“国家”是中国为应对西方，以至想以西方之道还之于西方的举措。大同理想尽管也被包装进各种近现代政治策略中，有近似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和共产主义的特征。但它进入王墨林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意识里，不自觉中，有来自绵长故国文化的渊源。
艰难地还乡，但不放弃
故国已灭，史观被改造。东方被西方拉入，成为他们的参照，并跟随步入他们设定的历史演进路线。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逆行回家是困难和困惑人的。
伊朗导演马克马巴夫（Mohsen Makhmalbaf）二○○一年拍摄的电影《坎大哈》（Kandahar），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大奖。它讲一个在加拿大避难的阿富汗记者，内战爆发后侨居西方，为拯救远在坎大哈想要自杀的妹妹，来到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寻找快速进到坎大哈的途径。她在路途上看到，祖国阿富汗在那条历史演进的路线上，饱受灾难和冲突。
影片中那个不爱拉上布加(面纱)的阿富汗妇女，手拿采访机和美元。她在那片土地上感受的痛苦和困惑，带了浓重西方普世价值的观照。不用说，艺术家在动用电影这种技术和流通方式时，也已经被浸染和塑造。只要想想那部片子的盗版DVD，怎样流通到我上海的家中，连我作为观众也不例外。在“现代化”的权力加知识的攻势下，我们已经很难回到一个初始位置，去看不同的，或更为原本的文明。二○○二年在台北做驻市作家时，曾和一些大学读书会的研究所同学，研讨李安的电影。他们套用起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像熟练的游戏机玩家。他们的“对抗西方”，更像玩一场西方理论游戏的借口。
这时，还乡，回到已经湮灭，或正在湮灭的故国，都成了问题。不仅世事变迁，路途挫折，变迁的更是人心。
电影中原本要带女主角纳法斯去坎大哈的阿富汗男人，说她必须拉上布加，不然会影响他的名誉。然而， 从西方回来的纳法斯，是个不讲名誉的女人吗？故国仍然有些挥之不去，但几种标准之下，我们很难判别。很多年前，面对仇杀洋教士的义和团，八国联军要匡扶正义，保护教权。大清的皇权和中国人的人头，自然该被牺牲掉。这真是一对天生的矛盾？还是由西方输出，我们协同建立的“现代知识”，早就是权力扩张的同谋。在影片中，那些拄了拐杖，像蚱蜢一样向空投假肢跳去的阿富汗人，他们的苦难是因为地球上有一个遥远的西方，所以不可避免吗？我更相信一些人的苦难，是因为另一些人的道德缺陷，并由他们自圆其说成是历史演进的必然。
《坎大哈》的动人之处，是它在无奈之中不放弃。那个读不好《可兰经》的男孩哈克，坚持认定他从死人骸骨上褪下的戒指，和纳法斯的眼睛很配。对，我想它们都是伊斯兰的。纳法斯拒绝了。而导演却让男孩一再坚持。似乎马克马巴夫没有能力让他的女主角接受，却可以让那个小男孩坚持他的想法。这时，两方面都感到绝望。影片拍摄的另一则花絮是，那位配角，扮演来自西方世界，隐去真实身份帮助他人的传教士，却在电影上映后，被指极可能是一个触犯美国法律的在逃犯。这是纯属巧合，还是艺术的讽刺？
难民岛，没有世外桃源
马克马巴夫拍的《坎大哈》，尽管满是穿布加的女人、多妻习俗、地雷的恐怖、孩童念《可兰经》和战争引来的断肢等文化符号，但情感的流露是无法抑制的。同样在二○○一年，曾拍了《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Heaven）等片的著名伊朗导演马吉蒂（Majid Majidi），拍摄了《巴伦》（Baran），也是一部关于阿富汗难民的电影。在马吉蒂这里，电影让我们触及的不再是符号，而是真实得一塌糊涂的难民日子。真实再现，已被艺术上的进化论者，指责成一种落后的方式，甚至被称作骗取眼泪。当这些讲法成为主流时，艺术便不再打动人。
但《巴伦》却要让人鼻子发酸。它讲一个年轻伊朗人，在艰苦的工作中，遭遇比他更困难的阿富汗难民女孩，而觉醒成长的故事。它没有重大场景或感情起伏，电影拍得朴素、真诚和精到，叙述着如同涓涓细流一样的苦难、良知和感情。
不管多么艰难，难民似乎成为故国遭毁者的勉强出路。连孔子都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时生存的希望，是离开危难的故国生活，盲目地想像未来，并企图建立新的家园。有这样的世外桃源吗？
二○○三年七月，我回到生活过十几年的澳大利亚，在悉尼看到个叫“难民岛”的视觉艺术展。它要针对的不是难民本身，而是别人的态度。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起点，是西方的殖民发现和英国囚犯的流放之地，后来它成为战乱下移民难民们迁徙的家园。西方思想中很多普世的人权标准，在这里遭遇到更强大检验。真正的平等分享是困难的。近年澳大利亚右派政府对船民及难民态度敌对和自私，被知识阶层指责为虚伪和不道德，是权力者对年轻“国家”的历史和出身的有意遗忘。澳大利亚知识分子更因此出现自我道德危机。“难民岛”所展示的，就是对这种检验结果的不满和讽刺。二○○三年，第二次获澳大利亚富兰克林文学奖的作家艾力克斯米勒，在他的新书《前往盘石乡的旅程》（Journey to the Stone Country）中，再次企图超越自身所属文化的思想疆界，推翻澳大利亚殖民传统中被西方思想合理化的对那片土地的占有权，想对人和文化，进行更平等合情理的审视。
但即便这样，去难民岛不一定会是愉快的旅行。我相信人是有局限的，澳大利亚的权力者已在那里画了一头巨大的鳄鱼，警示不受欢迎者：这里设有桃花源。
艺术能作用于人的精神，却不会更改世界。《坎大哈》和《巴伦》中的苦难，不会消失。它们传出的坏消息，就像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引用伊斯兰思想家萨里亚提的话“人是‘抉择’、斗争、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也就是说，人生更是一场永无穷尽的内心迁徙。或者，如果也夹带了好消息的话，那就是艺术，使我们在故国烟灭，家园遭毁，在国家和大同理想间无所着落时，仍不至于孑然一身。
晚清女性死亡的叙事
杜新艳
与正常的死亡相比，意外的死亡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些具有神秘背景和传奇色彩的死亡因此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天灾与人祸、国难与战乱威胁着个人和群体的生命，死亡时时悬在人们心头。国破家亡之际，大量文学作品都描述了那个时代阴霾的惨状，如吴趼人著名的《恨海》，已透露出了历史和命运对个体的主宰和践踏之残酷。而作为“奴隶的奴隶”的奴隶，处于绝对弱势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存景况更加悲惨。在男权社会里，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时人对此也有描述，只是与时代文学潮流相比，其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疏离和缝隙。晚清文人对女性死亡的叙事因此更值得玩味。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可能会透露出另外一种事实，隐蔽而深刻的真实。
在传统社会里男性可以“立德、立言、立功”而“三不朽”，传统社会给予女性的专利却是贞烈。贞烈几乎是女性进入历史的惟一理由。正史、方志之外，关于女性生平事迹的文字还存在于程式化的碑传铭文中。在程朱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感召下，通过经典启示、榜样模范、旌表称赞以及民间传颂等训诫的力量，不仅女性的社会生活，就连个人生活也被严格地规范下来。传统宗族制的社会组织结构比较利于直接控制女性，贞节牌坊是家族获得社会名誉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明清时期政府权力机构的奖励制度，具有一定的伪善性和诱惑性。这样，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实践，整个社会形成一张天罗地网，女性匍匐在底层，忍辱负重地生存着。作为补偿，女性贞烈事迹也得以表彰，并留存于骚客文人笔下。而千篇一律的贞烈事迹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也很值得怀疑，虽然那些用生命的代价谱写的故事本应很感人。更何况在明清文官科举考试制度化和方志的标准化等文化背景下，对贞烈事迹的描述本身就具有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的女性死亡故事又将如何呢？
近人吴保初《北山楼集》中有《姚烈妇挽诗并序》记载道：烈妇王氏，……归同里郡生姚延翰，事翁姆以孝称。初，烈妇于归之日，即里中黄贞烈绝粒殉节之日也，烈妇闻而悼之。尝询其夫曰：“贞烈之死何如？”其夫曰：“可谓难矣。”年二十九，夫卒，烈妇亦遂绝粒，誓以身殉。或尼之曰：“非夫志奈何？”烈妇曰：“已心许之矣。”闭目不食数日。或又曰：“得毋虑贫乎？”曰：“穆宗升遐，皇后及部臣皆从死，君臣夫妇，义一也。不然，若毅后之富有四海，又何以死哉？”饿十三日，从容含笑而逝。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而是日也。有司奏闻，旌如例。余善其父，故知之最详。在小序末尾作者特别强调了此事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以区别于无面目之辈。且不论其真伪，值得注意的是姚烈妇夫妇关于贞烈的讨论。其夫含蓄地承认贞烈之死“难矣”，还算有人性。但这并不等于否定，反而是一种肯定，一种赞许，可以想像其内心的矛盾心理，想望又怕不可及，爱惜妻子也渴望美名。相比而言，烈妇的理智与从容让人敬佩，特别是“君臣夫妇，义一也”之论，更使自己的献祭得到升华。
王先谦之《葵园四种》有《书〈彭烈妇行状〉后》一文。彭烈妇的故事也是一个以死表达自己高尚志节的故事，不同的是，她面临着世俗的诋毁和污蔑。所谓“较然不污其志，乃众目附和无稽之辞，从而蔑之”。（《葵园四种》，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版）彭烈妇被人污蔑的原因，只是由于种种事故，她比丈夫晚死了二十六日！世人对于女子的要求未免太过于苛刻，给予女子的荣誉未免太过于吝啬。更何况这一切，对于已经逝去的生命来说已经没有意义。王先谦不由感慨：“后来褒扬崇饰，此自圣天子阐幽励俗之大权，而荐绅先生有心世道者所不容已，烈妇何与焉！”
吴保初的诗写道：“怆恻辞亲日，从容绝粒时。九原心早许，一死帝知之。世乱思臣节，家贫仗母慈。儒门有风烈，如见古须眉。”又《姚烈妇挽诗代》云：魂兮魂兮应有知，定生圣贤匡明时，救焚拯溺起疮痍。重整地轴扶天维，不然虚负做男儿。“儒门有风烈”的安慰，“世乱思臣节”的期待，“不然虚负做男儿”的指向，都明显透露出男性立场和男性视角，以及对男性社会角色和男儿气质的呼唤都昭然可见。贞烈之死，不用在对女德的期待上，反而期待男性气质的觉醒，这应该说是对女德故事的一个突破。虽然，妇女义烈本来也就是在君臣父子的意味上被界定的，“人虽蠢悻顽犷，骤闻忠臣、孝子、妇女义烈事，未有不慷慨动色，肃然起敬。非人情之好异，诚有触于天理之同而不忍为异也。”
吴保初的记载还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故事背景的提示及其规范启迪的力量，“里中黄贞烈绝粒殉节”之事不得而知，穆宗皇后殉夫之事却风有传闻。《
清稗类钞》之“孝哲后殉穆宗”条：“孝哲后以片纸请命于父崇绮，崇批一‘死’字，殉节之志遂决。或曰：孝哲痛不欲生，旦夕悲痛，两目尽肿。崇入视，因奏曰：‘皇后如此悲痛，可即随大行皇帝去矣。’崇出未移晷，而孝哲崩。”据《
清史稿》载，“庚午，葬穆宗于惠陵，孝哲后”，可知，皇帝皇后合葬属实，至于穆宗皇后如何殉夫之事不甚详。《清通鉴》所载却为：“光绪元年二月戊子，皇后阿鲁特氏病逝”，看来其中另有隐情。而《
清稗类钞》和吴保初《北山楼集》把此事附于传统的贞烈之死故事中，是因为以皇后而殉夫显然比民妇之死有更强大的社会功能。
《
清稗类钞》另一则类似的逸闻是“李闰自刭殉夫”的记载：“浏阳谭复生京卿嗣同之夫人李氏，名闰，为篁仙观察之女。幼娴内则，博极群书，复生尝叹为明达。集历朝列女传，各系以论，于明椒山夫人乞代夫死事，论曰：“明太祖、成祖皆不学无术，任刑法以治天下，其流弊足以利小人而害君子。严嵩、魏忠贤相继而起，流毒善类，卒以亡国。而椒山以迕嵩父子，屡被廷杖，血肉狼藉，筋断骨折，备诸惨酷而死。方是时，贼党布满朝列，暗无天日，杨夫人欲白其夫之冤，疏虽十上，必不能达。为杨夫人计，惟有以疏结诸发际，怀匕首诣宫门自裁，以代夫死，或可感悟皇上”云云。及复生殉光绪戊戌之难，夫人舆入湘抚署，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刭，颈血溅陈右铭中丞衣袂而死。”
事实上，李闰在谭嗣同死后虽然极度悲痛，常常哭泣不止，却并未如故事中那般“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刭，颈血溅陈右铭中丞衣袂而死”。而“李闰自杀”的谣言，大概也是与谭嗣同之死的轰动效应有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间心理，即对忠臣烈妇的期待和呼唤。《
清稗类钞》收集传闻，虽不足信，却能体现一般民众的心理。又如“春桂一子自刭殉夫”一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光绪中叶的一个妓女春桂一子。春桂一子夫死料理丧事“色不甚戚，群以为疑，或有议之者。某日，治葬方毕，春桂一子突于坟次出利刃自刺，血四射。众骇愕甚……”虽然这个故事在观念和精神上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其叙事之细腻、描述之逼真、场面之血腥却让人咋舌。
普遍的以身殉夫故事与戕害身体的情节在晚清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关于贞烈之死的女德故事在非常时期会更加迫切，明末女德故事得到进一种强化，虽然没有实质的变化，但在延续中也染上一些时代背景。如吴保初和王先谦诗文中有意混淆男女性别之分，在传统的女德故事基础上生发君臣大义，特别是诗文背后对男子殷殷的期许就很值得注意。女人与血肉无疑是制造奇闻的两大要素，也是文人的兴趣所在，但在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欲望的发泄中，也寄托了个人（确切说是男人），对于国家群体的焦虑和期望。在戏剧化的近似于仪式的情节描述和程式化的女德故事中，透露出时人对于国体与身体、贞节与臣节的焦虑，并寄托于一种重叠与交错的处理方式。在公与私、男与女的错位中，成功地将这种情绪减弱，甚至也间接表达了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期望。对于关注女性死亡的叙事者来说，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
然而叙事者将置时代的新女性于何地呢？仍然以吴保初为例，且看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他如何期许。《元旦试笔示二女弱男亚男》一诗云：比干剖心死，龙逢丧其元。行谊虽则美，肢体究不完。而父师孟轲，上书尝责难。获全其首领，沉忧摧肺肝。女勿学而父，而父徒空言。西方有美女，贞德与罗兰。首先，对于“剖心死”和“丧其元”的做法，也肯定其义烈之美，却对这种“肢体不完”的身体戕害表示遗憾。这种理论资源来自传统，但转借在女性身上用于对抗惨烈之死，有说服力也有时代内涵。其次，传统社会“父亲”对“女儿”的期待是一种社会性的期待，就是把她当成一个女人，一个“三从四德”的未成品，然后把她交给另外一个男人，让她实现“三从四德”的理想，这也是他为她设计的理想的幸福生活。但“女勿学而父，而父徒空言”，他对女儿的期待中，首先是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主体，把“父亲”对于“儿子”的期望——子承父业，默认为对“女儿”的期望，并进一步在否定自己的基础上，为她们树立了更高的榜样——“西方有美女，贞德与罗兰”。这首诗作于癸卯元旦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西历一九○三年，我们因此可以感受那个时代的新奇氛围和新鲜内容。
晚清志士文人在提倡女性解放的同时，也借用了传统叙事，只是突出了自己的旨趣。金天翮《女学生入学歌》（其三）所歌唱的“缇萦、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与期。东西女杰益驾驰，愿巾帼，凌须眉”。凭借死亡为自己立传扬名的贞烈女子毕竟不足取，缇萦、木兰、班昭显然已经偏离贞烈之旨，但是更具风云激荡气息的还是西方传奇女杰的故事。贞德以弱龄女子之身，跃马疆场，指挥若定，最后被俘牺牲、慷慨赴死，在晚清也获得了普遍的尊敬。
从异域流传来的外国女志士故事，显然更受革新派志士文人的喜爱。梁启超《罗兰夫人传》渲染了侠骨丹心，罗兰夫人以一介女流，与丈夫一起参与法国大革命，却被激进的雅各宾党人送上断头台。它的感染力，不仅因其爱国爱自由的思想和革命精神，也在于女子爱国和血溅断头台的精神刺激和感官刺激。“巴黎狮吼女罗兰，卷地风潮宝袂寒。 我爱英雄尤爱色，红颜要带血光看。”（么凤《咏史八首》之七）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爱国革命的向往和对慷慨赴死的渴慕，在虚无党故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露。特别是女性之为俄国虚无党中坚力量这一事实，对晚清志士更是一个强烈刺激，相关的新闻报道不断见诸报刊，传奇的传记小说也在坊间辗转流传。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苏菲亚，于是，这位血统高贵而又献身革命、流血牺牲的女性在晚清赢得了极高的崇敬。除了各种传记之外，金一的《自由血》、罗普的《东欧女豪杰》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甚至著名的《
孽海花》也不忘穿插一段苏菲亚的故事。
西方的贞德、罗兰夫人和苏菲亚都是人们塑造出来的楷模。外来的女性英雄楷模的出现，也呼唤着与之相应的新的时代女模范的出现。于是，秋瑾、惠兴、胡仿兰等人的英烈事迹在真实的死亡事件和再造的死亡故事的阴阳交错中潜藏着时代的风云际变、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民族意识等现实实在的问题。但是真实的问题却往往隐藏在叙事的背后，与介绍西欧东欧女豪杰之不相称的是，在叙述这些时代新女性时，来自传统的女德故事本身严重地损坏了这些新女性的形象。在新女性的义烈死亡之举和文人叙事的悲悯之心中存在着明显的裂缝。
以惠兴以身殉学为例，惠兴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杀后，《申报》于十二月三十日即刊出题为《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的消息，详述其死情：杭州惠兴女士为故协领昆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十九岁夫亡守节。因读南皮《劝学篇》，大有感奋，遂以提倡女学自任。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延当地之有声望者多人，商论创办学校之事。是日，氏忽当众前袒一臂，用刀割肉一片，誓曰：“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记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遂于九月十六日开校。校中经费，虽杭州都统德捐洋四十元，又拨公款八十元，留东八旗同乡会会员捐洋百元，端午帅随员喜捐洋五十元，八旗众官捐洋十元八元，以及零星捐款，统计约得三百余元，卒以无长年的款，支持甚难。今秋复以款绌，致课期时有间断。氏以此校无起色，由于无长年的款，而请款颇费踌躇，郁郁者非一日。继期请款之必得，遂密缮函八封，藏于桌内，复缮禀一扣，开办女学四柱账单一纸，预先服毒，欲乘舆赴两堂递禀。家中人见其神色有异，继而查得茶碗中有烟迹，遂大哗，唤同戚友竭力救治，已不及矣。氏临气绝时，开目尽力言曰：“此禀递上，有长年经费矣。”遂死。年三十五岁，时为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段文字中残留着许多传统的女德理念和自残自戕故事，而传统的叙事方式更加使人难以区分它与其他贞烈之死的故事的区别。《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六烈女二》就这样记载：“吉山妻瓜尔佳氏，名惠兴，满洲人，杭州驻防。早寡，事姑谨，尝肱疗姑疾。光绪季年，创立女学。逾年，赀不足，校将散，乃饮毒具牍上将军，自陈以身殉校。”但是读过她的“众学生鉴”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叙事那么简单：“愚为首创之人，并非容易。自知力薄无能，初意在鼓动能事之人，如三太太，凤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热心创此义务。谁知这几位，都厌我好事。唉！我并非好事，实现在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你们看汉人创兴学务，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你们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样，这两年是怎样啊！我今以死，替你们求领常年经费，使你们常常在一处上学。……你们不必哭我，只要听我一言，以后好好事奉先生，听先生教训，总有益于身的。与外人争气，不要与同部人争意气，被外人笑话。话长心苦，不尽所言。十一月二十三。”惠兴办学孤注一掷、以死力争的决心，刚烈义侠的气概是受汉人排满和汉人办学的激情刺激而生，其中的满汉矛盾和民族意识都是不可忽视的。而传统的叙事方式完全遮蔽了这个女子的真实意图。
秋瑾为革命牺牲后引起巨大反响。一九○七至一九○八年可称为文学上的秋瑾年，出现了一批可称为秋瑾文学的文学作品，她断头流血的轩亭口也被符号化了。众多的文学作品，如萧山湘灵子的戏曲《轩亭冤传奇》，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静观子的小说《六月霜》，都基本处理秋瑾为冤死，以弱女子形象抵抗政府暴力，被政府任意摧残至死，却未突出她渴望流血牺牲、为革命献身的意志。在胡仿兰一事中则表现为胡仿兰被公婆逼死后，报刊大放厥词，议论纷纷，但是在放足和女学之外，争取女性最基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却未被突出，仍然是传统的叙事框架，比如弱女子的形象、被逼至死的情节和戕害身体的细节，以及叙事风格、整体上所营造的背景氛围等等，使得人们容易被叙述本身迷惑，而未能深究其中的深意。惠兴之死的叙事者，可能是出于掩饰当时愈演愈烈的满汉矛盾；秋瑾之死，叙事者可能是出于被迫，不得不掩饰其从事革命的事实；至于胡仿兰之死，也不得不考虑到当时民众的接受程度。出于种种现实的无奈，依托于传统的女德故事，并求助于催人泪下的通俗文学处理方式，人们再次通过对女性死亡的叙事实现了对事实的掩饰和情感的转化。
晚清人对女性死亡的叙事方法，可简单分为两条路线：一种是变平庸为模范，主要是史传和方志以及文人传记的笔法，只是在有寄托的叙事者那里也掺杂进许多时代的思考；一种是变先进为中庸，这更多地见于晚清新闻传媒及顺应文学改良思潮的作品中，它们仍然要借助于传统的叙事方式来容纳时代的新气象。强大的传统女德叙事模式被延续着，女性死亡本身所具有的强烈感官刺激更是始终不变的，这是叙事的需要。而两种叙事路线中也都隐约折射出时代之光，在其中，历史命运、国家命运和女性的命运变化还是可以细加分辨的。
感 受 行 为 诗
杜青纲
盛夏，来到法国南部小城洛岱夫（Lodève），这儿正举行地中海诗歌节，为期一周，二○○二年已是第四届了。诗歌节邀请了全世界四十七位名诗人。法国有诺埃尔(No憀)、雷(L.Ray)、梅硕尼克(Henri Meschonic)等大家。主要节目：宣读自己的诗作，介绍各国诗人。我应邀介绍“中国近二十年的诗歌”这一项目。
城市不大，纵横一两公里，却设立了三十二个诗歌朗诵点。其中四个是业余点，只要提前报个名，大会批准，就可堂而皇之地宣读自己的诗作。市中心辟了一条街，全卖诗集，卖书的大多是作者本人。个个出口成章，满腹“诗纶”，即便打杂的伙计也能大段背诵雨果、波德莱尔的篇什。到处是诗的海洋。
讲完中国诗，我与诗人马特找到中心广场。法国著名行为诗人布莱勒(Julien Blaine)将在这儿演诗。行为艺术，早已知晓，行为诗，仅听闻，但不知其详。我甚感好奇。
诵诗点设于露天，与室外咖啡座浑然一体。天，瓦蓝，烈日炎炎，众人额上已泌出薄汗。我们点了两杯咖啡，悠然等候，广场四周已聚了两百多人。刚进场时，遇见一蓬头乞丐，伸一小盒索钱，我们没空理会。中午十一点，布莱勒出场了。年约五十，一身黑装。诗人开演：
“诗即纯，容不得装饰。”说着，开始脱衣。朋友耳语道：“但愿别脱光了，一年前他因裸身读诗被警察拘过。”这回，布莱勒吸取了教训，仅脱光了上身和鞋袜。边脱，边发表评论，言辞颇有诗意，配以略为夸张的表演，久久生活在讲模讲样国度的我已大开眼界了。
随后诗人从手提袋中取出两只鸡。“从超市买的，正宗死鸡。”外加一只剥了皮的兔，也是刚从超市买的。末了，拿出诗稿，往地上一铺，音乐响起，诗人开始朗诵：
每个诗人都知道／他是最后一位说话的人／而后又来一位／也自称最后说话之人／我戴上两只鸡（笔者注：诗人将鸡套在手上，像戴手套一样，并扭动臂部，开始舞蹈）／我气喘咻咻／我读／诗永恒地死去／人们前来收尸／摇动／抚摸尸体（挥舞死鸡，四处走动，舞迪斯科）／诗人欲使之复活／然而，奇迹仅／针对他一人／其他的／——此刻，尸体／对于诗人，已成为肉与血／骨与筋／皮与毛／继续目睹尸体腐烂／尸已解体／发臭／奇臭无比／解体与发臭／——当它尚未化为泥——／便是生活（以目环视听众，高举死鸡，若有所思）／我穿上鸡（如履靴，穿鸡行走，且舞）／我舞／掴它耳光／或拥抱，或透穿／我气喘咻咻／我读／尸体以其／永恒的腐烂／不会化为／指甲与毛发，永远不／注定要吸／其恶臭／我索性大口／亲吻它发臭的血肉(诗人拿起死兔，抱在胸前，如母亲搂婴儿，柔情注目，亲吻兔带血的嘴，下肢舞动)／怀抱兔儿／满怀柔情／我跳着舞……
诗诵毕，掌声雷动。诗人刚退场，从右侧走来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人。手拄拐杖，步履蹒跚。我们以为是诵诗的，心中油然起敬。老人却一言不发，缓缓走过：原来是过路的市民。诗坛与广场融为一体，除了麦克风，没有任何界定。法国大诗人米修曾说：一点一滴皆为诗，风中有诗，桌面有诗，沙间也有诗。悄然独过的老人拖出了浓浓的诗情。
众人仍然留在广场，意犹未尽，继续喝咖啡，闲聊，讨论。一谈诗，天南地北的陌客都成了朋友，此间诗意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说着聊着，台上又窜出一男一女。两人相视片刻，开始诵诗：
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我看见了你／那是你／又不是你／我说是一朵花／你说是一块泥……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演开了，动作很专业化。我翻了翻节目单，没找到他们的名字。诵诗的男女是临时起兴。他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很快，我们成了朋友。即兴表演者刚从附近的阿维尼翁戏剧节赶来。夫妻俩建了一个剧团，平日以卖艺为生，其剧以诗为支撑，颇有特色。
闲谈间，台上又见一人。是刚才遇见的蓬头乞丐。他手执索钱盒，两眼凝视前方，神情庄严。而后充满激情地背诵一段长文，不知用的什么语言，但我觉着是诗，尾句押了韵。后来一打听，蓬头乞丐背的是《古兰经》。
末了，布莱勒也来喝咖啡，坐我们桌旁。向他索要诗稿，应允，拿来一瞧，正是刚才表演的脚本，三页纸，大号字，上面残留着鸡肉和兔血，满是油渍。本想留作纪念，布莱勒抱歉道：“对不起，下午还要演一场。呆会儿，我送你一本集子。”我以为是搪辞。小城虽不大，但人海茫茫，不是想碰就遇得着的。行为诗人却很自信：“有诗为媒，我们会见面的。”
果然，中午吃饭时，我们在诗歌节指定的餐馆又见面了。布莱勒没食言，主动送我一本签了字的诗集。
集子十六开，厚厚一大本，二百八十二页，但书内没标页码。封面白黑两色，由一大堆字母构成，其中依稀可辨出几位作者的姓名及某一页的诗题。这是一部合集，收录了二十多位诗人的作品。
集题为“Po¨m（s）”(法文即“诗”)，但“诗”中挖去了中心字母e(全词为poème)。其下，由小到大，画了九个“O”。副标题：“当代法语诗歌新工地。”出版社只落了网名in@lassables，也是一个法语词，意为：不厌倦。
翻了翻诗集，第一感觉，繁杂，有些不知所云。一是形式之杂，同一页可能出现七八种字体，或大或小，无规律可言。有文字诗，也有广告诗，图片诗。断章取义，零拼碎合。相当一部分是配有文字的行为诗，如贴着胶布的丑陋嘴脸，去了头和生殖器的雕像，莫名其妙的眼球。大凡正规图片都涂了歪歪扭扭的几何图案。布莱勒借鸡表演的照片和文字尽收集中。排版无序，或横或竖，行文或左对齐，或右对齐，或者聚中。
二是内容繁杂，天南地北，无所不有。别处不好说，尽可在集中渲说。如果非要找中心线索，便是反与异两字。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主张：反对美利坚。诗集前言用大黑体字写道：“我们输掉了与美国的战争，所以我们成了如此伟大如此善良但默默无闻的诗人。”
超现实主义之后，法国再没出现一呼百应的大诗歌流派，但也不乏形形色色小派小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文学实验工场(OULIPO)、与音乐相糅的乐诗，再就是罗什(Roche)倡导的反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什抛出了他的名句：“诗歌无法接受，而且，它不存在。”诗人感到了困惑，“该说的都说了，形式花样也玩尽了”，诗人的使命便是以其特有的文字趣味，以别样的文字组合，自我否定，倒行逆施，在废墟里唱另一首歌。归返文字，以语造境。
布莱勒等诗人大致属于这一脉络，反中心(如上文所述，“诗”poème被抽去了中心字母）、反传统、边缘化成了他们共同的主张。在前言中，该派诗人津津乐道达达主义、字母派、超现实主义。不同的是，他们远离已被人嚼烂了的下意识、生死爱恨自然等宏大主题和形而上学取向，着意从日常生活琐事、从日常广告中取材，将达达精神与新写实主义糅为一体，借用网络手段，自成一路，也别有一番生气。此类主张多少也应和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推开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边缘化日常化构成了法国文学的一大走向。近六年来，在法国影响最大的书要数德莱尔姆(Delerm)一九九七年发表的散文集《第一口啤酒及其他微小乐趣》。一年间，就卖了二十多万册，这个数字在法国是惊人的，可见其共鸣度。作者浓墨渲染的是日常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细小乐趣，如喝第一口啤酒、剥几粒豆、骑会儿车、抚弄一把小刀、露天吃顿饭。细琐，但其乐无穷。只不过，德莱尔姆没那么多反骨。没刻意与社会唱反调，只是驾着普鲁斯特的留香余韵，以细腻悠妙的笔触，歌唱纯朴，归返自然，颂扬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怀念旧时光，有些道禅意味。
当然，这只是取向之一，一如罗什、布莱勒所倡导的反诗、行为诗。法国文坛历来都是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园。离开洛岱夫前，再次遇见布莱勒，只可惜未能要到那几页诗稿，不然，对法国行为诗，我会留存更生动的记忆。
发展是对人的全面自由的追求
林光彬
二十世纪，人类在政治民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不仅有老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各种各样形式的剥夺都可以在富国和穷国观察到。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等。克服这些难题是发展的中心目标。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uelopment As Freedo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之一)，重新审视了各种发展的实践与发展的理论，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上论述了发展与自由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对发展中涉及的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国家、文化、社会安排与社会选择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理论总结。
实质性民主思想认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对经济学和发展过程以自由为中心的理解，是面向主体的观点。作为自由、自主的主体的人，不应被首先看成是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森以实质自由的价值观念为中心视角，以社会安排的信息基础与人的可行能力为两个基本考察点，构建了关于发展理论的全新框架，复兴了长期以来被个人主义化的市场经济行为和观念统治所湮没的实质性民主思想，使我们认识到各种形式的自由对于解除各种苦难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改变了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
以公民享有的实质自由来看待发展，对于我们理解发展过程以及选择促进发展的方式和手段，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评价层面上，这意味着需要从消除使社会成员痛苦的各种不自由的角度，来判断有关发展的要求。实质自由把人——特别是贫困群体与低层民众——的可行能力的培养，作为发展的主体，同时阐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的原则，体现了森被阿罗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的一贯社会关怀。森是世上少有的独立思考与研究弱势群体实质自由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更是世上少有的积极从事探索解决这类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实质自由视角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
书的主旨是讨论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同类型自由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既讨论了积极因果的相互依赖性，也讨论了消极因果的相互依赖性，阐明了公民拥有更多的自由是发展的关键所在，论证了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提出，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的承诺。他还就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文化与经济、政治参与和经济进步等之间的互补性关系进行了阐述，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根据大量的经验研究资料，森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人口问题、饥荒问题、粮食问题、收入贫困、妇女问题等，阐明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解决途径。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他指出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
森对于发展的一个特定视角，即把发展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的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分析和辩护。自由的视角既被用在评估变化结果的评价性分析中，也被用在把自由看作是产生快速变化的一种有效的动因的描述性和预测性的分析中。作者也用这一视角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并说明这一视角对理解一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的意义。森指出价值观的形成、社会伦理的产生和进化也是发展过程需要注意的一部分。森的研究试图理解和分析这样一种互相关联的结构，并且从这一广阔视角去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森认为通过把发展看做是扩展那些相互联系的实质自由的一个综合过程，能使我们的观念起决定性的变化。他在书中阐述并检验这一观点，并运用这一观点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考量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发展的过程。
特别是，森从社会安排的信息基础出发，分析了实质自由的两个命题，即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自由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比较了各种价值标准，论证了他的自由观是信息基础更广、包容性更强的价值标准。这既体现了信息基础的改变、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工具性作用，又体现了信息基础的技术、方法与观念的发展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广泛影响和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建构性作用。信息基础的改变使自由得到了发展，使国家治理的信念发生了变革，这既体现在发达国家，也体现在转型中的国家。信息化催生政府在观念、技术和制度上进行创新，实行电子化政府方案，扩大公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促进政府与民众的广泛沟通与相互理解，扩大人们的自由基础，提高政府政策的国民可接受度，而保障使社会走向健康稳定的持续发展。这对转型期的国家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奠基在广泛信息基础上的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森在书中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一点——自由的建构性作用。他说，就政治权利而言，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的一部分，缺此无以谈发展。市场与人的基本自由相联系，只从效率出发赞扬市场机制是不全面的。市场的重要，首先是因为自由交换是优于后果考量的权利，而不是因为市场导致或不导致效率。这一点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集权的计划配置资源的国家是尤其需要反省的。
自由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森具体分析了五种工具性自由，它们分别帮助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做贡献。
第一，政治自由。森最广为人知的研究结果是关于饥荒的一个规律，它表明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这个规律是：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受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通常缺少激励因素来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与此相对照，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强烈的激励因素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
第二，经济条件。转型国家的经济市场化是部分释放对人与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干预的发展过程。发展经济学从效率、财富增长出发，已有很多研究结果。但森特别强调自由是发展的核心。以人身束缚为例，森认为，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取消在很多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对劳动者的束缚和强制。森强调，对劳动自由的理解，不能只着眼于市场效率，人的自由才是更重要的角度。自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人身自由、就业自由、工作自由比经济报酬更重要，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揭示市场与自由之间存在一种更基础的关系，拓宽了我们对市场机制的最优性的理解，从而纠正了“市场机制只追求效率”的偏颇论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损害经济运作的许多限制，广义地属于“前资本主义”类型的问题。实践中产生的问题通常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而并不是因为市场的存在本身，这些问题包括：对运用市场交易准备不足，毫无约束的信息藏匿和缺乏法规管制，使得强势者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来牟利。森揭示了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市场的势力常常是在非市场体制下享受特殊利益的人民，而他们常常以“激进”的面目出现来反对市场。森强调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
第三，社会机会。主要指的是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森特别指出，中国在改革以后教育反而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保健等供给不足，将不利于长期发展。
第四，透明性担保。这是指人民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发布及信息准确性的保证。没有这种信用，社会难以维持正常秩序。透明性担保与健全的市场机制紧密相连，这涉及到市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行为规范的确立。森指出，金融危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的形成，与商业运作缺少透明性，特别是在核查金融和商业的安排上缺乏公众的参与紧密相关。显示了体制的不健全可能对经济的毁灭性打击。森指出，自由市场机制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纯粹个人私利之上的安排，事实上，自由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价值规范体系，要有坚实的法治基础来支持交易涉及的各种权利，要有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来保证协议的履行。这恰恰是转型国家最为混乱的方面。透明性担保也与政治民主紧密相连。森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前导性因素是缺少一个有效的民主论坛。不受挑战的治理权力，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对无责任核实、无透明性状况的不加质询的认可，而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经常进一步强化这种局面。政府的非民主性质对经济危机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
第五，防护性保障。这是为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残疾的人，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在发达国家，这种防护性保障在社会福利的名义下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仍是一项基本建设。对于弱势群体，防护性保障或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或改善其生活条件，都构成其实质自由的一部分。防护性保障不仅是所谓“福利国家”的问题，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有制度性渠道把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痛苦反映出来，要有政治性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去关怀、解决民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