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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官式建筑工管制度之“法典”——宋《营造法式》颁布九百周年，去年就曾有人策划要举行一番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似乎有意进一步加强这一中国古代文献的国际意义。也是在今年三月，美国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了丹麦著名建筑师伍重（Ｊ*9觟ｒｎ Ｕｔ-ｚｏｎ），此事引起了我对《营造法式》的联想。在笔者看来，伍重的得奖是可以和《营造法式》九百周年相联系的，并且其中的深刻内涵也很值得中国建筑学术界去认真体会。
       对于伍重的获奖，人们普遍的感受是：作为二十世纪一位天才的建筑师，伍重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对于今年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他来说似乎是来得有点儿迟了。伍重于一九五七年因设计澳洲悉尼歌剧院国际竞赛中奖方案而一举成为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当时他只是一位三十七岁的青年建筑师。悉尼歌剧院的项目充满戏剧性的中标过程，乃至随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技术困难以及经济、人事风波，都让伍重充分领略了世间沧桑之百味。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悉尼歌剧院于一九七一年建成之后，终于以其极富诗意的造型和新颖的结构形态而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悉尼歌剧院已成为悉尼市乃至澳大利亚人引以为自豪的标志，就如艾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及法兰西，国会大厦之于华盛顿及美利坚。事实上，伍重对现代建筑文化之贡献是远远不仅限于悉尼歌剧院这一作品的。几十年来，伍重的为数并不算多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十分有创意的。人们从他作品中所获得的人文精神和思想启迪，远比这些建筑物所提供的实际功能要多得多。对于伍重的现代建筑艺术之成就，中国建筑师的了解是很不够的，我以为很有必要着重介绍，但是那将是另文之任务。本文希望重点讨论的则是伍重的建筑学术思想与中国建筑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与宋《营造法式》的关系。
       二○○三年普利兹克奖评委对伍重的评语开宗明义道：“伍重是一位深深地根植于历史的建筑师，这历史包含了玛雅、中国和日本、伊斯兰以及他自身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精粹。”就让我们来看看伍重是如何根植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文化精粹的。
       伍重对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诠释长期来与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学生时代，伍重就与他的好友富埃比亚（Ｔｏｂｉａｓ Ｆａｂｅｒ）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在丹麦皇家美术学院建筑系，对他们最有影响的两位建筑教师拉斯姆森（Ｓｔｅｅｎ Ｅｉｌｅｒ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１８９８—１９９０）和费斯克（Ｋａｙ Ｆｉｓｋｅｒ，１８９３—１９６５）都是中国迷，并曾到过中国，其中拉斯姆森还在北京设计过热电站。伍重从这两位教师那里接受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与艺术的信息，极大地影响着年轻的伍重之建筑观念。这些思想很明显地反映在他早期的“建筑宣言”之中。在伍重毕业后数年的实习工作期间，时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为躲避德军对丹麦的占领而前往瑞典和芬兰，并先后追随当时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建筑大师阿斯普龙德（Ｅｒｉｋ Ｇｕｎｎａｒ Ａｓｐｌｕｎｄ，１８８５—１９４０）和阿尔托（Ａｌｖａ Ａｌｔｏ，１８９８—１９７６）。在这段时间里他进一步地涉猎了有关中国建筑的著述，尤其是结识了瑞典著名的汉学家喜仁龙（Ｏｓｖａｌｄ Ｓｉｒéｎ，１８７９—１９６６）并阅读他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著作，受益匪浅。喜仁龙是当时欧洲研究中国建筑及艺术史方面水平最高的一位学者，他的一些真知灼见直接影响了伍重。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关于中国建筑的造型空间意象之理解，喜仁龙特别诠释了中国建筑的屋顶和台基在阳光下形成强烈的形体特征，而其间的墙体和柱廊往往很不明显。他曾这样描述道：“（中国建筑）木柱从台基上升起，经常达到可观的高度，就像是在土堆和岩石上长满了高高的树林。曲线形的屋顶犹如飘动的柳杉树枝，它们之间若有墙体的话，常常由于巨大的出檐而导致的光影以及开敞的廊道、花格窗、栏杆等的作用而几乎消失。”这种特殊的空间意象显然被伍重所接受，并在他亲身体验了这种建筑空间之后进一步地被诠释为：“在西方，重力是朝向墙体；而在东方，重力是直接朝向地面的。”他以“屋顶与平台（ｒｏｏｆ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为题来强化这一空间意向并配以那极富说服力的草图，这一空间意象正是他悉尼歌剧院的基本创作思想之根源。从造型的基本要素来分析，悉尼歌剧院的空间意象正是强化了的巨大“平台”上的“屋顶”。
       以往我们中国的建筑师多以薄壳结构（尽管最终并未实现）的技术性来理解伍重的悉尼歌剧院造型的基本概念，并加之以“悉尼湾帆影”的景观意象。殊不知这一造型的“将屋顶直接作用于地面平台”之空间意向原本出自于我们所熟知的“大屋顶”。被我们几代建筑师都为之困扰的“大屋顶”居然被伍重诠释得毫无“沉重感”而如此富有诗意，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国建筑学者来仔细回味吗？
       从喜仁龙的著作中，伍重也了解到，中国民居的合院类型具有强烈的内外空间关系，并十分自由地随着气候、资源的改变而变形；这一理解，结合以他从欧洲早期的民居研究，尤其是奥地利建筑师和理论家伦纳（Ｒｏ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ｅｒ，１９１０—）的民居研究里获得的感悟，以及他本人对斯堪的纳维亚院落式民居的体验，直接影响了他分别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设计的位于丹麦的两个院落组合式居住建筑群：“赫尔辛格的金各住宅（ｔｈｅ Ｋｉｎｇｏ 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Ｈｅｌｓｉｎｇｏｒ）”和“弗莱登斯堡住宅（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Ｆｒｅｄｅｎｓｂｏｒｇ）”。这两个十分有创意的居住建筑群为现代居住建筑提出了重视群体和聚落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受到相当的关注。在此基础上，他经进一步研究提出“添加性建筑（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的设计方法，在建筑学术界造成极大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很有必要来引进和学习伍重的这种居住建筑之设计理念和方法。因为，我们有许多住宅建筑的设计建设，在用地的合理性、单体的私秘性、群体的景观效果等等方面都十分欠考虑。而伍重的这种设计方法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很成功的表现，有意思的是，伍重的创意是与中国传统的合院民居为基本类型的聚落组合有密切联系的。从伍重的上述两个院落组合式居住建筑群里，我们不难体验到类似于皖南及其他中国传统乡间村落的空间景象。
       伍重的中国建筑文化情结更集中地反映在他与《营造法式》的关系上。由北宋将作监李诫编著，于宋徽宗崇宁二年（一一○三年）正式颁布的官书《营造法式》，是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面十分重要的文献。自一九一九年被朱启钤发现并于一九二五年由陶湘正式出版之后，就一直成为中国建筑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梁思成先生称之为“中国建筑的‘文法’”。根据当年协助伍重进行悉尼歌剧院工程阶段设计的澳洲建筑师迈耶斯（Ｐｅｔｅｒ Ｍｙｅｒｓ）回忆，伍重在其设于悉尼的办公室里一直保存着一本《营造法式》，并将之作为“通灵宝典”而经常翻阅以求灵感。已有数位建筑师和理论家分析认为，伍重在将悉尼歌剧院初步方案中的壳体（ｓｈｅｌｌ）屋面转换成预制穹券（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ｖａｕｌｔｓ）的决定性设计中，《营造法式》的预制木构设计建造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根据多方面的信息可证明，伍重早在他的学生时期就已接触到了《营造法式》，很有可能是拉斯姆森和费斯克所提供的。而自从那时起，《营造法式》就一直成为了他的建筑创作的重要思想源泉。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添加性建筑”设计方法，也很明显地受到中国木构建筑及《营造法式》的影响。一九五八年，伍重在他的悉尼歌剧院方案中标之后的第二年，曾经在赴悉尼的差旅之归途中经停中国并在中国的不少地点逗留。在北京时他会见了梁思成先生，并请教了有关《营造法式》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中西方现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事件却未见有何详细的文字记载。我们今天也无从查考当年伍重究竟从研究《营造法式》的“第一人”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点拨？又如何在他后来的设计创作中起到了作用？
       在中国的建筑界，伍重这位国际著名的建筑大师的设计创作与中国古代的文献《营造法式》居然有关联，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事情。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建筑学术界的设计创作人士与中国建筑历史学者有了很明显的分家。关心伍重这类的当代建筑师之创作似乎已不是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者的事，自然热衷于从伍重或其他当代建筑大师那里吸取养分的中国建筑师们则往往不太关心《营造法式》乃至中国建筑的研究。以下笔者将叙述的一件事也许更能引起我们的反思。
       自梁思成之后，关于《营造法式》的研究一直成为了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者的主要“功课”，这其中也包括了国际上的一些学者。丹麦学者顾迩素（Ｅｌｓｅ Ｇｌａｈｎ）应该是其中的最杰出贡献者之一。这位毅力坚强的女汉学家，在潜心研究《营造法式》几十年后，于一九八一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十二世纪的中国建筑规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ｉｄ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２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一文，破天荒地将中国的《营造法式》推向了国际正统的科学研究领域。当然，在这之前已有李约瑟的重要著作在西方的科学界做了很好的铺垫。然而，顾迩素对《营造法式》研究的重要贡献是与伍重对《营造法式》的兴趣有关联的。当年顾迩素与伍重及富埃比亚同为丹麦皇家美术学院建筑系的学生，共同受到了他们老师拉斯姆森和费斯克的影响，而发生对中国建筑与文化乃至《营造法式》的浓厚兴趣。在法国建筑学者弗罗莫诺的《伊永·伍重，悉尼歌剧院》一书中，有一段顾迩素的回忆：“一天，当我进入建筑系的图书馆时，看见伊永（伍重）和图比亚斯（富埃比亚）热情地评论着一本他们正在看的书。我加入了他们，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书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这是一本一九二五年版的《营造法式》。后来我知道了当时令他们如此特别感兴趣的是该书‘卷三十一附’的黑红二色的插图。”笔者对此故事十分感兴趣，因为从这段文字来看，很可能这是顾迩素第一次真正看到《营造法式》。
       为此，笔者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得到了顾迩素本人的答复，完全证实了笔者的推测。以下是她给笔者的信中的一段：“在一九四二年的一天，还是一名哥本哈根建筑学院一年级学生的我，来到该学院的图书馆。有两个毕业班的帅哥的背影进入了我的眼帘，他们正激动地讨论着手中的一本奇怪的书，那正是伊永（伍重）和图比亚斯（富埃比亚）。当他们离开之后，我从书架上拿到了那本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营造法式》。同时我意识到，我必须学会古汉语才能真正读懂这本书。”这段文字向我们描述了当年一位怯生生的女大学生，首次接触到令她终生为之奋斗的那本中国古代文献的场面。这一十分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想必已是深深地铭印在这位著名学者的脑海里了。尽管顾迩素与伍重共同的老师拉斯姆森和费斯克为他们提供了相似的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学术兴趣，也奠定了顾迩素一生的研究基础，然而，今天我们不难想像的是，作为一年级新生的顾迩素，毕业班高材生的学术兴趣显然对她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顾迩素这位著名的《营造法式》及中国建筑之研究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伍重的影响。
       今天，如何来重塑我们的建筑文化，一直是困扰中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学者们的难题。为此，我们必须大量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许多经验。然而，当我们在学习、吸取西方现代建筑文化之时，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已经是大量吸收了世界其他文化尤其是中国等东方文明的精粹之后的产物。正如李约瑟曾强调过的，西方的现代科学文明发展的基础都有东方和中国历史文明的成分。同时，当我们在研究中国建筑文化传统时，又往往很少联系我们当今的建筑文化发展的现实要求。
       伍重对现代建筑文化的巨大贡献，其内在根源方面与中国建筑文化乃至《营造法式》是有关联的，这进一步地突显了我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提醒我们，《营造法式》这样的中国古典建筑文献，其研究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法规和建造技术的考证方面，而更有可能成为新的建筑文化发展之源泉。如果普利兹克奖是对伍重的现代建筑成就的肯定的话，理解了这其中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渊源，笔者以为这也可作为对《营造法式》经世九百周年的一个特殊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