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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年是全球初级产品和资本品共同飙升的一年。其中，粮食价格从始至终扮演了一个领跑者的角色。粮价上涨不是出现在供给不足之时，而是全球粮食产量创新高之际。除了粮食能源化作为一个特殊近因的扰动，实际上，几十年来在农业经济体制、农业经济政策方面的各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于空前的大丰收也无法平抑价格上涨的态势。那些对粮食问题过于轻视的人们会发现，尽管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努力，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农业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经济学处理价格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供求结构分析。就粮食价格而言，影响需求一方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人口数量，二是人均收入水平。前者变动的效应无须多言，人口增长必然形成对粮食的几乎同比例变动的需求增长。后者的影响则有所差异。粮食对人来说是一种必需品，这是粮食的首要特征。在低收入水平时期，对粮食的消费要优先于其他商品与服务的消费；当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同收入进一步增长的速度相比，粮食消费支出的增长会放缓，直至趋于一个适应于所有人类生理需求的平稳值。换言之，家庭消费支出中粮食消费所占份额即恩格尔系数会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渐趋降低，也就是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这个经验法则被称为“恩格尔定律”。
       一、人口数量。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发达工业国家在其发展初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发达国家的人口演变为今天的现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前现代时期，其出生率与死亡率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即二者之差）也就固定在较低水平；随工业革命的兴起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和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出生率大体不变而死亡率开始下降，造成自然增长率的上升，这一阶段增长的人口被工业化初期的巨大增长所吸收，因而工资水平维持不变；由于现代医疗保障条件的优化，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出生率仍在高位，故而继续维持人口的高增长率；此时，进入现代经济中的家庭对于子女的抚养成本大大提高了，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立法的完善使得他们无法像前现代社会那样过早地将子女作为家庭产出函数中的一个变量释放出去——禁止使用童工，另一方面为了在将来获得更多回报必须在子女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同时，已经作为自由劳动力的妇女，其抚养孩子所付出劳动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这些因素共同遏制了高生育动机，出生率开始以比死亡率下降得更快的幅度降低，人口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逐渐趋向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的状态已经负载了沉重的人口存量，面对已经是列强林立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中，则多半选择了封闭化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普遍贫困的国内经济水平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劳动力，但由于在公共卫生和现代医疗技术方面的技术借用的后发优势极大提高了维持基本生存水平的人口生育和生活条件，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难以自然地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倘若政治上的有意误导，则更会加剧这种局面。从人口因素看，这就形成了发达国家粮食相对过剩、发展中国家粮食相对短缺的一个基本条件。
       二、人均收入水平。最近的几十年来，欠发达国家尽管各自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其整体水平仅仅到达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即一般性口粮消费数量和质量接近平稳与饱和状态，进而开始转向摄取热量较高的畜肉产品等高蛋白食品消费，而后者实际上通过对饲料用粮的转化形成对粮食的间接消费。尤其在一些以猪肉为主要食用肉类的国度，比如我国，猪肉产量占畜肉总产量80%以上，则更容易对粮食需求形成较大压力。处于粮食需求结构由口粮型向肉食型转换的边界上，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往往很大。而发达工业国家即便考虑动物蛋白和脂肪的消费，也已经饱和，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低。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也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粮食需求分隔在两个消费行为大相径庭的区间。
       从供给方面看，主要的影响因素可以浓缩为两个：要素投入和政策导向。前者指的是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方面的投入水平，一般而言一个农业生产函数都是这些投入要素的增函数。后者主要指一国在发展过程中基于对农业在经济全局中的定位而创设的对农业鼓励、放任或抑制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
       一、要素投入。要素投入上的差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粮食供给方面的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在土地、资本方面都没有比较优势，这里略过不谈，专看劳动与技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停滞或说是均衡状态，舒尔茨将其定义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美］舒尔茨著，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七年版，4页）。传统农业的特征是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获得和持有传统生产要素的动机长期保持不变，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长期保持不变，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发展经济学历史上有一段著名的论战，围绕的焦点就在于对传统农业的停滞原因的追问。典型的论调是认为症结在于农民缺乏经济理性和创新能力。实际上很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只要放置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就不难给以人类理智可以把握的合理解释。农民不愿放弃传统生产要素的理由很多，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农民的效用函数是一个附加了不确定性预期的效用函数。传统农业技术是经过历代人使用和改进过的熟练技术，尽管生产率不高，但足以维生。如果贸然采用新技术（新的耕作方法、新的作物品种等），可能会加大产量波动。在没有第三方（比如政府）提供风险担保和金融支持的前提下，风险规避可能是多数农民的理性选择。即便农民愿意使用新技术，但各级农业服务机构和向农民提供各种现代农用投入品（特别是种子、化肥和农药）的网络很不健全，甚至根本没有这些配套的体系，这也把农民固定在原有技术空间中，并达到均衡。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低生产率技术下的低农业产出的后果，在农村中存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这又会导致农民收入不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而是由平均生产率决定。全体家庭成员共担一份工作，共享有限的农业产出，否则就会有人面临饥荒的威胁。
       有些人过于乐观地相信技术的转移，认为可以像引进工业技术一样，直接借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成果打破粮食增产的瓶颈。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生产过程，无论是作物种子还是栽培方式，农业技术的转移都必须在转入方进行适应性、本土化的改良与适应性再研发、再扩散，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需要高度的人力资本和相应的研发投入。因为农业深受风土气候条件的限制，一个地区开发出的生产技术难以照搬到另一个自然环境完全不同的地域。热带高产作物新品种转移到温带就可能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同时，还需要通过排水灌溉等土地基础设施的改良，使应用转移技术的地域的环境接近被转移技术的地区。因此这种技术转移的过程是漫长的，条件也是严苛的。第二，按照速水佑次郎的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理论，技术进步基本上反映了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因而在要素结构不同的国家中产生的技术进步也有不同的现实针对性，在进行技术转移时需要甄别。欧美国家由于其土地丰富而劳动稀缺，故其农业技术朝劳动节约型方向发展，以机械技术的进步来促进机器对劳动的替代，同时也包含了土地对劳动的替代，因为机械化的规模效应内在地要求大农场的经营模式；而亚洲国家多为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故其农业技术朝土地节约型方向发展，以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劳动和其他投入（如化肥等）对土地的替代。
       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发达国家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技术进步的效果足以弥补和超越这些负面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较长时期内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综合投入的增加超过农业产出的增加，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下降。这带来的结果便是黄宗智在他的两本经典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发展状态所做的判断，即“没有发展的增长”——随人口的增长，中国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在提高，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在下降。商品经济以市场的力量探入乡村社会并搅动着原有的固化的关系，地租的货币化缴纳和生产工具的市场化供应本应当以摧枯拉朽之势驱动传统农业的转型。然而这种“商品经济必然促进经济发展和近现代化”的规范共识，被明清以来高度商品化与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发展停滞并存的史实和现状所证伪。黄宗智于是借用并发挥吉尔兹的“内卷化”概念，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是在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商品化”，商品化的扩展由于被过密的人口吸收而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低均衡陷阱之中。
       二、政策导向。政策导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要件，原因就在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经济学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配第·克拉克法则，即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收入流的落差，这种相对收入差距推动劳动力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劳动力就业层次提高使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其总的趋势是从一次产业向二次、三次产业转移，最终使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幅高于农业，令农业丧失比较优势。这也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产业资本从农业向工业再向国际贸易运动的“自然顺序”。大量理论都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国策提供了支撑。
       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份额不断下降，这很容易让人忽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这正是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存在的最大漏洞。一味地鼓吹工业化的各种路径，独独弱化了农业，使其陷入萎缩和停滞状态，反过来对工业化产生阻遏。在工业化的初期，粮食是作为一揽子消费中最重要的“锚”，成为工业领域就业者的商品工资的参照。一旦粮食供应紧张导致价格上涨，将直接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于是工人要求加薪，这又抬高生产成本，工业品价格也会提升，一个通向通货膨胀的道路就此展开。在一些锁定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全权计划经济体中，工业化优先的方针还必须同时配合工业化的城市与传统的农村社会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控制，否则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自发地转向非农部门和迁往城市，通过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以提高收入流。在一些决策者看来，这就会迫使城市在工业化较低的水平上被迫转入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公共交通、学校、医疗机构等等——这将耗费大量资金，并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这将使城市难以为继。
       城市化从另一个侧面影响着农业部门。从历史上看，农村的出现早于城市，城市化则表现为农村和城市此消彼长、城市后来居上的过程。早期的城市多坐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和贸易的地方，城市统治其周围的农业土地，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作为回报，城市保护农民不受野蛮族群的侵犯。这一时期，农村与城市相得益彰，相互依存。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力和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生产力呈现出几何级数的超速增长态势，城市影响力逐渐扩大，成为区域和国家经济的中心。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日益膨胀，人口大量增加，职能也趋向多元化，许多中心城市成为具有工商、金融、交通、信息、科教文化和行政等多种职能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形成产业分工和区域协作，开始出现以中心城市为轴心的城市群，由前现代时期的散点式增长转变为集群式增长。在这一个时期，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张力加剧，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呈“摊大饼”状迅速向外蔓延，蚕食着周边的耕地，农业生产空间逐渐被排挤到城市圈外围的边缘地带，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空间上表现出排斥与对立的关系。马克思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应当指出的是，一种合理的城市化进度和城乡分布状况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常见的模式是，以城市为中心，按照运输成本的高低和时间消耗的多少，在城市外围形成鲜活蔬菜、水果、畜禽、粮油等错落有致的农业种植、养殖层次结构。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刺激对农产品的需求，而诸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出现，则促使在高度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过程中的城市，对以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为主要特征的“都市农业”产生内在的需求。话说回来，即便到了高度发达阶段，由于人口的压力，一些特大型都市仍然不敢于彻底放弃城郊型农业的副食品生产功能。二○○八年一、二月间发生的严重雪灾破坏了交通运输，迫使一些特大都市的农副产品供应在短期内只能依靠于城郊残存的一小部分生产基地，短短数日之内副食品价格就翻了一倍。这充分地警戒了发展中国家，切莫为解决发展问题而制造出新的更大的非均衡困境。
       前面曾述及劳动节约和土地节约两种技术进步类型，相应地，两种技术类型对应的政策意图则分别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大农场和追求产量最大化的小农户。这是一种不同于新古典框架经济学的一种结构主义的区分思路，斯科特、黄宗智都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他们均反对以发达国家既成的社会经济框架为分析的模板，硬性套入发展中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和文化环境中，而是更加注重对具体国家和区域的习俗、制度、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做特别了解。斯科特对东南亚小农的“生存逻辑”、“道义经济”的证明以及黄宗智对中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判断，显然要比舒尔茨的描述更切近实际（要说明的是，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自有其优长之处，特别是第一次将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到相当的高度，具有非常睿智和深邃的眼光）。事实上，亚洲的人地配比状况决定了其普遍为小农经济，基础薄弱，靠天吃饭，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这样境域中的小农所考虑的就绝不是有意地在生产过程中控制产量或在流通过程中捂粮惜售，他们的经济行为远没有这样复杂。亚洲发展中国家更大程度上更适合土地节约型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寄望通过土地改革打破原有的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分配格局，给小农户一个强烈的制度激励并释放出较大生产力，同时也在此过程中确立了执政合法性根基，但在此之后又运用国家强制力收回土地所有权并试图进行集体农庄式的规模化经营，在社会结构还很脆弱因而不足以承接过剩劳动力的时候推行劳动节约型的机械化生产，这种农业制度安排上令人费解的反复，曾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以小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亚洲国家遭遇严重如饥荒这样的挫折。
       至此，似乎得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低，要素投入不足，制度激励不足，而人口增长与收入水平又共同决定其粮食需求处在上升轨道之中，总体上对发达国家的进口农产品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率高，要素投入充分，制度安排顺畅，粮食需求则保持稳定，粮食生产的相对过剩是发达国家的常态。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粮食，并努力扩大工业品出口，同时发达国家增加农产品出口，释放农业的产能过剩，如此一来，倒也是一桩美事。然而现实世界中，这样的场景从未出现。
       我们更常见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悖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朝着扭曲价格体系的方向行进，其结果是：在农业作为幼稚产业的国度中，通过人为地抬高工农产品比价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即舒尔茨意义上的农业的收入流来源价格）扩大工农剪刀差，通过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大型工业项目建设，通过对农业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政府控制，以及通过高强度的农业税（这应当理解为包括强制征收和低价征购农民粮食的各种实物和非实物的税负，以及为防止粮食产出流向国际市场而征收的高额出口关税）和低代价地汲取农村储蓄为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资金融通等等逆向转移支付的措施，推行偏袒工业与城市的政策，剥夺农业剩余，遏制粮食增产和农业发展。于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就被人为地压低在一个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相反，在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已经遥遥领先的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生产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在议会政治的博弈舞台上具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不断迫使政府利用关税、进口配额和最近十余年频繁使用的诸如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手段禁止海外竞争，又以出口补贴、对外粮食援助等形式向海外倾销国内过剩农产品。于是，发达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就被人为地设定在一个通常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这两只看得见的政府干预之手，横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道，扭曲着原本自然的国际粮食贸易条件。形成的后果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得到了政策性担保，生产积极性更高，结果粮食过剩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受到抑制，生产积极性减退，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激化。
       把这一怪象化简，得到两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针对全体国民基本温饱的粮食问题，对发达国家而言是针对农业部门的过度保护而产生的结构调整问题。而对处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中间状态的国度而言，则还要多出来一个农民脱贫增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不需多言；第二个问题的症结在于高度的投资使发达国家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资源转移特别是人力资源转移变得十分困难；第三个问题仍然基于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差距的扩大增加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相对被剥夺感，整个社会舆论也会在某一时点聚焦到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工业反哺农业的呼声开始出现。但此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仍未完结，仍然不足以承受过高的农产品价格和相应的工资价格，同时粮食问题也还是不时会再次出现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上，粮食供求处在紧平衡之中，故而此时向农业的补偿可能是杯水车薪，农民收入支持政策就只能处于萌芽状态。这一阶段是漫长和严峻的，它需要同时向饥饿和贫困这两种威胁宣战，设定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这似乎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直面现代农业的两难困境，要求人们重新寻找技术进步的源泉。农业技术进步不是一项私人投资和私人产品，它是具有很大正外部性的公共品。因此，农业技术的研发不会成为一项对私人有利可图的事业。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承担起科技研发和推广普及活动。进一步地，政府对农产品在价格上的保护和贴补政策，也应当让位于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投资，这正是世贸组织绿箱政策的要旨。现代化是从城乡分离起始的，现代化的源头必须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基础结构中去找寻。廉价食品的时代显然结束，全球抢粮的局面业已形成。面对农产品通胀，人类政策的拙劣表演也越发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但应当看到的是，对价格干预政策长期效果的自负可能会自食其果，因为廉价食品并不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