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老校区主干道东侧，有两通石碑立在碑亭中。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贡院碑”。
河大校址，于清雍正年间始，一直延续到清末，为省贡院所在地。所谓贡院，是国家考试各地贡举人才的场院。那两通贡院碑，是中国科考最后在此举行的见证。
岁月更替，已逾百年。一代代河大学子朝于斯、夕于斯，诵于斯，游息于斯。教化之泽，深入人心，亦近百年矣。
一九○一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光绪逃至西安。待事态平息，回銮北京时，慈禧一行在开封稍驻。许是地方官员们万般小心地接驾奉迎，颇得老佛爷和皇上的欢心。慈禧和光绪两宫钦定，一九○二年八月顺天乡试、河南乡试合并在河南贡院举行。一九○三年二月及一九○四年三月的春闱、两年全国会试在河南贡院举行。
当时北京礼部的官员，正准备重修京城颓圮残破的贡院。此事久拖不决，已商议多时。原因在于，朝野纷纷传说，修贡院不吉利，大明王朝因修贡院而亡国。朝廷将两省乡试和全国会试考场定于开封的河南贡院，亦因北京的贡院多年失修，实在不堪使用。
在光绪壬寅、癸卯与甲辰连续三年举行的两科乡试与两科会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别的科举考试。说其特别，是因为积数年维新变法之倡导，这三年的考试试题以策论为主，废除了八股文。其特别还在于，这是中国最后的科举考试。始于隋唐、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从此成为了历史。
河南开封的贡院，见证了这段历史。
那是有宋以后，开封最后的辉煌。
两省乡试，赴考的士子数万人。两科会试，全国赴考的举子数千人。和他们一起到来的，有国家负责考务的官员，各路钦差大臣。还有应试者带来的仆役、伙计，随之而来的贩夫、商贾，钱庄、书铺，唱戏的优伶，卖笑的艺妓……数万外乡人齐聚开封。从考前到考后，他们停留的时间长达数十日。所有这些人的衣食住行得要多少人为之提供服务?他们需随身携带多少银两才能保证考试期间的生活所需?
运河码头，舟船往返，开封城中，人头攒动。原有的考棚远远不够，光绪帝亲自诏令，重修河南贡院。
上万间考棚一排排林立。每排二十间，每间宽约四尺深约八尺。室中横置一木板为书桌，下置一木凳。考棚的门口悬有木匾，上书应试者的考号。贡院的最南端，是一面影壁，春闱告示，一应知会，皆张贴于此。士人在贡院进进出出，喜笑歌哭，宠辱得失，无数人的目光牵绊着这里。
贡院的考棚，一直到“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成立时，还留有一些在校园里。预校的学生有时会跑到这些“单间”里学习。他们犹记得，那些考棚里，尚留有当年士子们的笔迹：“墙外蟋蟀叫，夹道萤火明。”“未登青云路，先进枉死城。”预校成立时，废除科举刚刚七年。七年前的考棚犹在，七年前的墨迹尚存。预校学生在前清的贡院学习声光化电，朗声诵读外语，恰是当年社会新旧杂陈的缩影。
废除科举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不啻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学而优则仕”，是一千多年来无数读书人的仕进之途，是寒苦子弟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戊戌变法时，康、梁也只提出“兴学校”，却未提“废科举”。当时的新派人物反对的只是“八股文”。
自明以后的五百多年，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学子们十数年寒窗苦读，所学内容不外乎从四书五经到八股文。这一点，连康熙皇帝也很清楚：“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
读书人对科举矢志不渝，趋之若鹜，实乃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前是一介寒儒，吃了上顿没下顿，抱一只鸡到集市上可怜巴巴地等买主。可一旦中举后，他有了房子、土地、银子、奴仆，一向瞧他不起的老丈人胡屠夫也是前倨后恭，视他为“文曲星”。读书人哪怕是考中仕途中最低阶级的秀才，家里也可以改换门庭。所谓改换门庭原是实指，寻常人家房门高约七尺，因秀才有了顶子，故家中门框可改为七尺三寸。秀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考中进士后，“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风光无限。
清朝的旗人原以骑射征战为正途，但许多旗人子弟实在眼热因科举而博得功名的汉族读书人。于是，后来参加科考的也有许多满族人。
统治者的需要和读书人自身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万千读书人争相踏上这条拥挤狭窄的小路。
有人认为，若无一九○五年的废除科举，便无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废除科举，无异于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未见刀光剑影，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完成。
“庚子事变”，慈禧携光绪逃难西行。痛定思痛中，如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说言：“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了。”
就在这一年，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以废科举、兴学校为图存四策之一。山东巡抚袁世凯则建议：逐年减少科举名额，以学堂的学生名额补充。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兴学育才的四项主张：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劝游学。这些主张均要求以学堂代替科举。
在听取这些奏议的基础上，清政府折中采议：不废科举、但废八股，考试内容改为策论；停试武科取士，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恢复经济特科。
一九○二年的乡试是废除八股文后的首次乡试。全国共有十二省开考。各省乡试试题明显有革新的趋向。如顺天策论题为：《宋仁宗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论》。江南试题：《宋神宗置太学三舍厥后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请起李纲即出太学论》。福建试题：《汉唐宋开国用人论》。湖北试题：《富强基于兴学应比较中西学派性情风尚之异同参互损益以定教育宗旨论》。四川试题：《汉置博士弟子论》。山西试题：《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论》。河南试题：《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论》……这些考题结合新学时务，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已有现代文官考试题旨的雏形。
一九○二年一月，清政府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一九○四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引进西方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学制，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各省的学堂至此开始设立。
朝廷的政令既出，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应者如云。新学堂和科举的“双轨制”，使这一时期的新学兴办呈十分尴尬的局面。
一九○一年十一月，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创立山东大学堂。一九○二年河南大学堂在开封创立(河南大学堂即后来的开封师范专科学校，一九五八年并入河南大学）。全国各地相继开办大学堂约二十所。学堂虽然开办，但科举考试依旧举行。各地官员和士绅对于兴办学堂多持观望态度。众多士子仍然期望在科举中博得功名。张邃青先生在《记河南高等学堂》中记述：“办学伊始，招生困难。如河南大学堂初设时，由于风气未开，曾通令各县选送学生。无人敢应，乃就乡试落地卷中，选取生员若干名，迫令入学。不至，则由各该县令催送就道。到后，极为优待，不仅没有学费膳费一些名目，并发给膏火津贴，考试奖金。所有应有物品概由学堂供给，参考用书也可以任意求取。”如此情形不唯河南，所有新开办的学堂都有类似问题。甘肃高等学堂的学生，均以优厚待遇相招徕。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开办数月，学生人数未及拟招收生员的一半。即使开风气之先的京师大学堂也同样如此。学生们身在学堂，却朝夕苦攻策论。每到会试，学生争赴科考，校舍顿空其半。
一九○四年开封甲辰会试时，晚清重臣张百熙、荣禄，既是主办新学的学务大臣，又身兼科举会试的总裁总监督。他们试图禁止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赴试，学生则辩白道：大人先生尚且奉旨主试，为何禁止吾辈赴试?大臣们无言以对，只得听之任之。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曾感叹道：科举不废，学堂断难进步。
甲辰会试借闱开封，考的仍然是策论。这是中国最后一场科举大比，共取进士二百七十三名。进士的第一名称会元，会元为谭延，这一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说起来，这些人算得上是金字塔尖儿了，可其中也有运气的成分。殿试结束后，八位阅卷大臣进呈前十名的卷子给皇帝。原来排在第一名的是朱汝珍，第二是商衍鎏，刘春霖排在第六名。因当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所以这一年的状元一定要慈禧钦定。据说慈禧因第一名朱汝珍的“珍”字联想到珍妃，犯了她的忌讳。再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可巧排在第二名的商衍鎏也是来自广东，这是阅卷诸大臣们事先没想到的。一直看到了第六本刘春霖的卷子，知道刘春霖是河北人，合了她的心思。加之甲辰那年大旱，春霖这一名字看上去吉利。于是，她便钦点刘春霖为第一名。原来的第一名朱汝珍排到第二，成了榜眼。商衍鎏排名第三，成了探花。会试头名(会元)谭延，殿试过后已落到二甲第三十五名。如同这样钦定状元的事情，前朝已有先例。乾隆年间的一次大比，殿试第一名原是赵翼，阳湖人(今江苏常州)，字瓯北，他后来曾写出著名《诗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殿试的第三名是王杰，陕西韩城人。乾隆读罢前十名的卷子，问阅卷大臣：本朝陕西省出过状元否?众大臣答：未曾出过。乾隆说：既如此，何不给他一个状元呢?于是，王杰便中了状元，赵翼改为探花。
人们常说，一考定终身。其实也未必。即以赴考开封、取得末科功名的人来说，最后的归宿也各不相同。
清朝很快覆亡，进入民国。末科状元刘春霖，民国后曾在总统府任秘书，后来以字为生。人们买他的字，亦因慕其前朝状元之名。榜眼朱汝珍后来亦寂寂无名，不知其所终。探花商衍鎏，被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曾任宋子文麾下的财政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家文史馆副馆长。末科进士中，有几位比较有名。汤化龙，民初曾任众议院议长，在当时的政坛上十分活跃。谭延后来亦官运亨通。民国时期先是湖南都督，后来做到行政院长。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也是当年的末科进士。在过去，有了进士出身，就可以直接外放做官。而这一年取得进士功名的几十人，在一九○四年以后，又进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
变化虽然缓慢，但变化毕竟在发生。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途径，开始渐渐向学堂培养人才转变。
废八股而改策论，是考试内容的重大革新。它更多地需要考生对历史、现实知识的综合运用和融会贯通。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学堂，其时务性质的课程设置显出了优势。南洋公学于一九○一年春开设“特班”，中西兼学。特班共招学生四十二人。课程包括：英文、数学、格致、史地、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史等等。特班聘蔡元培先生为总教习。蔡元培先生重视指导学生读书的方法，为学生制订了修学门类及阅读书目，让学生依次序阅读。他亲自批改学生的读书札记，还经常与学生面谈。黄炎培记得，蔡先生与他们谈话时，或发问、或令自述对时事的感想，或自述读书心得。
在一九○二年的乡试中，“特班”中选者有十二人。黄炎培这一年江南乡试榜上有名。黄炎培说：“改八股为策论，许多人做惯八股不会做散文。这一群特班学生散文的锻炼经过了一年半当然没什么困难。江南乡试有一题为如何收治外法权?特班学生学过万国公法，当然能信笔直书，我就在这上面得了便宜……”
“特班”的学生中，许多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如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
一九○五年八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统治者感到了强烈的政治危机。原来主张逐年递减科举名额的大臣，也提出速废科举。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载：一九○五年九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请立停科举。他们在奏章中陈情罢科举开学堂之急迫：“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他们陈述此举目的有三：一则在于向各国显示新政改革的决心，风声所树，观听一倾；二则为了消弭日益高涨的革命思想，使士子不为“邪说浮言”所惑；三则使进身之路归重学堂，推广学堂，大开民智。奏折还拟定了废科举以后，兴学善后五条事宜：尊经学；崇品行；宜速造就师范；学堂未毕业暂勿率取；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
这份奏折出自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更可见废科举立学堂已是大势所趋。很快，一道上谕由紫禁城中颁布：“着即自丙午一九○六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他强调了中国变革之不易。而废除科举这场制度性的革命，兵不血刃自上而下得以完成，皆因其酝酿时间长，舆论准备和社会心理准备充分，故全国上下一片平静。
中国的科举制，从公元六○五年进士科的设置，到一九○五年的终结，整整经历了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作为一种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制度，它在历史上有过积极进步作用。当然，这一制度对读书人的戕害也不言而喻。废科举而兴学堂，标志着教育开始走上了专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清末民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应运而生。
一九一二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开办后，初期的两位校长都是有功名的人。第二任校长丁德合，是清末最后一科乡试的举人。他后来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即兴办新学。第三任校长李敬斋是留学美国的博士。他在宣统年间，也曾被授予“理科举人”。
中国兴办大学已逾百年，其血脉中既有西方现代大学的基因，又有延续千年传统的基因。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
两通沉默不语的贡院碑，目睹了百年人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