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又细读《
儒林外史》，阅至终篇才忽然觉出，全书的精彩就在这里一笔都托了出来。书的结尾，吴敬梓假托万历皇帝上谕，将书中提及的读书人，已登仕籍的、未登仕籍的，中举的、未中举的，进学的、未进学的，潇洒的、落拓的，一概以礼部寻访贤良方正之名列入翰林院，得享盛名。最终的终篇，是吴敬梓作的一篇祝文，“兰因芳陨，膏以明煎，维尔诸臣，荣名万年。”
我看来，悲哀大过于荣宠。
如果从隋唐之际的开科取士算起，明清的臻于鼎盛，直至清朝末年的废科事件，科举在中国施行一千三百余年，它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读书人的塑造是无与伦比的。正像《
儒林外史》开篇所说，“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可是，自古及今，究竟能有哪一个是看得破的！小说家创造了这些人物的命运，替他们说出了种种的甘愿与恬淡，但他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人，不管最终是诗酒人生、归隐江湖，还是教馆为幕、行医悬壶、拆字算命，甚至散尽家财遁入空门的，各有各的了局，也各有各的挣扎，或者看得透彻了，但是最后的最后，作者还是要替他的这些人物安排一个“加恩旌扬”的体面结局。以文章和功业济世扬名，为天子所重，这才是所有读书人心目中至高、至伟的收场。同蒲松龄的“孤愤”一样，这是文人难掩的悲哀，表意的“看破”，却是实际上兜兜转转、碰了壁又不甘心回头的郁闷。这样的小说家言，包括小说家本人借别人的命运表达自己心绪的情结、从科场转入著述的无奈，是最能反映功名在时人心目中沉甸甸的分量。
科名之重，几乎关系到所有读书人的安身立命。所以将时间拉回到我所关心的近代，科举制度在甚嚣尘上的批判声中波澜不惊地走到了它的终点。一九○一年废除八股取士，一九○五年终止科举制度，读书人的传统仕进之路由此终结。但让人感到好奇的是，科举在中国社会行使达千年之久，科名亦影响綦重，然而清末从改科举、兴学校，到最终废除科举制度，中间的反对之议微乎其微。科举的废除，结束的不但是一种制度，更是数千年的仕途经济学问，还有数十万人的生计出路。这数量庞大的举贡生员，前途如何解决？在时代的洪流中，那些积聚千年的功名思想又是如何在时间中暗自消磨、直至平息？关于科名的问题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的数十年间，仍然在中国社会中经历了复杂的流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它也见证了中国思想、中国社会在清末民初充满矛盾的变迁形态。
我所要讲述的并不是制度史意义上的废科事件，而是与之相关的功名意识、科场中人（包括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及其与时势变迁进行搏斗的无奈彷徨。确切地说，就是历史与制度中的个体生命。
要讨论科名问题，还有一些背景需要交待。简单地说，清廷在废科之际并没有立即取消功名体系，仍然沿用了科名奖励制度。不同的只是内容的置换，原本的科举考试被新的学堂体制所取代。在科举未废之际，改革科举的倡议者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张之洞、刘坤一在他们著名的江楚会奏折中提出，改革应注意嬗替时代的过渡与变通，建议将学堂学生继续考试给予举贡等出身。一九○一年，政务处、礼部会议学堂出身，以“鼓舞士气，尤贵核实以作育真才，不可不优其进取之途”为由，奏请将各级学堂毕业生严加考试，给予举人、贡生、进士等奖，是年十二月五日清廷颁布了《学堂选举鼓励章程》。一九○三年十月六日，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次年一月十三日正式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对学堂毕业奖励做了详细规定，包括：通儒院毕业奖予翰林出身，大学堂毕业奖予进士出身，高等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举人出身，中学堂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优拔等贡生。尽管对于清廷的奖励出身制度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批评，但是从章程颁布、废科直到辛亥年，大量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依据章程获得了出身。至一九一一年九月九日，学部会奏《酌拟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停止了游学毕业生的廷试以及学堂学生的实官奖励，但对于废除进士举贡等出身，仍称“虽属正当办法，而按现在情形，则尚未骤行”。也就是说，终清之世，科名体系并未随着科举的停止而消亡，它因清王朝的覆灭才退出历史舞台。
在学堂奖励之外，还存在另一套晋身之阶，即清廷为遗留之士准备的举贡考职。一九○六年三月，政务处上陈“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详细规定了对旧学之士的考验及任用，包括增加优拔贡额、考用誊录、拣选与截取举人、生员考职等项，基本顾及到了所谓“寒之儒”的出路问题。这是清廷在废科以后，针对丧失生计以及晋升之途的一般寒士所做的筹谋之举。
以上的制度史列举让我们看到，废科举后，清廷未及实施规范的仕进制度（文官考试），功名作为一种身份的标记仍被沿用：旧时代的举贡生员通过拣选、考职等途径得以登进，新时代的学堂学生则因科名奖励继续被冠以进士、举贡的名号。传统社会的“功名”在新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清朝末年，科举制度（主要是八股取士）在兴学育才、强国御辱的时代氛围中，被一路追剿，以废止而告终。这中间，没有太多波折。科名奖励在新的学堂体制中被袭用，这也意味着，读书人在那样一个新旧嬗替的时代虽然经历了知识与思想的转型，而他们对于“身份”，即“养士”制度下确定的功名意识却未曾经历洗炼。
功名的价值对于旧时代的中国读书人而言，意味着身份、利禄与登进的阶梯，还意味着，受获来自于天子的恩宠。所谓“养士”，士大夫的学问、心性与节操皆受朝廷的养育，并于此体现科名的庄严。这绝不仅仅是一项制度的问题。龚自珍就曾经论述过国家与士人性情养成之间的关系。他说，士大夫以暇日养子弟之性情，既养之于家，国人又养之于国。天胎地息，以深以安。读书人就其性情之近，去成就各式各样的功业。科举制度所养成的“士”，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才”。中国人对于功名的看重、对于读书识字的敬畏皆与传统时代国家赋予学术的政治意义和道德象征有关。读书人亟亟渴望的功名意识可谓沦肌浃髓，即便是已富文名者都难以逃脱。清末王运著作斐然，已为清季一大家，然而科名不显，仅中举人。笔记记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时，王运过天津投刺谒之，中堂大人家的看门人见识短浅，不识湘阴王湘绮大名，仅视头衔便将其拒之门外。李鸿章获闻，拍案叱曰：“此举人王也，汝辈不识耶！”虽为笑谈一则，王运也由李命人急速追回盛礼款待。可是从中，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科名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还是这位“文章尔雅”的湘绮楼主，科举废除以后，王时年七十余，终于获赐翰林院编修，王因而自嘲：“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清廷考试奖励游学生，因此有所谓“牙科举人”。王幸（或者不幸）身列其中，这自嘲中也多少包含着悲哀罢。此时的功名，在旧时代的读书人心中固然已丧失了它原有的、代表了志与道的庄严，却仍然丝丝缕缕地牵动着他们的心。
这一点在另外一位以趋新闻名的近代学人身上有更深的表现。严复被誉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启蒙大师，他与科举之间也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留学归国的经历以及成为李鸿章属员的地位并未使严复放弃对传统功名的追求。结束了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留学生涯，毕业回国，一八八五年严复又参加了三年一次的乡试，准备考取举人，但失败了，并在此后的三次考试中，都名落孙山。一八九五年，严复开始了对科考制度的严厉抨击，在《救亡决论》中，他将八股取士视为使天下之士心灵受害、道德堕落的罪魁。在清末的改革浪潮中，严复一直致力于改革考试制度、兴办新式教育的呼吁及实践。一九○五年，科举废罢，严复誉为“直无异出古之废封建、开阡陌”之大事。然而在距离废科四年之隔的一九○九年，时年五十八岁的严复终于获得了宣统皇帝赐予的文科进士出身。为此，他专门赋诗一首：“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论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一九一○年，严复以“硕学通儒”之名任资政院议员，他还被授予海军都协统，一九一一年被特授海军部一等参谋官。晚年的这一系列荣誉，在严复那首不无自嘲意味的诗作中，可以做一种很有意思的解读。从早年的热衷科名，到对科举制度的猛烈抨击，直到晚年对功名似有若无的淡然，这进退之际的微妙情节，正好折射了那一代人对于功名的复杂心态。读书、闻道，经世、治国，通过科举“正途”投身政治，这是传统时代毋庸置疑的规则。因此即便是朝廷政策的反对者，也必须拥有“名分”才可正当陈言。这一点还可以举梁启超的例子。吴稚晖在一篇回忆录里曾经嘲讽梁启超“说话不大当话”，痛陈八股之害却又兴冲冲地赴京会试（《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梁任公少年得志，早登科第，他的举人身份无疑为他在湖南获得的礼遇、在维新变法的鼓号中争取了许多的“正当性”。而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眷恋也可视为他对于“名分”的极度重视。可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严复在那篇自嘲诗中欲说还休的怅惘情绪，可为之明证。同样的情形，亦相当普遍地存在于身处洋场的王韬、郑观应等“口岸知识分子”，对于已然获得了社会声名的旧式读书人来说，科名不售，那始终都是一种隐痛。
功名的价值以及世人对它的认同并不随科举制度的兴衰废隳而动摇。在这些被我们今人视为“先觉者”的改革家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功名社会的种种痕迹；而对普通的、并不具备先觉意识、识见也不及他们广阔的一般人而言，变迁的轨迹则不易察觉。在科举被学堂取代后的数年间，社会中人所关心的并不是学堂教会其子弟多少西学、如何富国强兵，更在意的还是在于学堂为其提供的“出身”。张资平在他的自传中记述了废科至辛亥年间广州城内的学界往事。社会在激烈地变动，革命的潮流在蓬勃地高涨。他是一个家计清贫、丧失方向感的苦闷青年，但在周围，却布满了只向着一个目标——奖予举人出身——在努力工作及运动的人。“当时的青年，对于哪一种专门才是自己性之所近，是绝对不加研究的，他们只要能够考进其中一个学堂，最后目的，则是在举人的空衔。”至少，在张资平的感慨里，那是一种时代的普遍，“在名义上虽废除了科举，但对于功名的迷信，还是根深蒂固”。在拥塞的新学堂晋升考试中，吸引这些青年及其焦虑家人的，无疑还是赐予进士、举人、贡生的功名与身份。当时考中新学堂，是要像科举时代一样，由“报子”敲着响锣到各家报送“报单”。抄录当年的一份“报条”：
捷报贵府少爷老某某，今蒙钦命；头品顶戴赏戴花翎两广总督部堂袁，二品顶戴赏戴花翎广东提学使沈，×品顶戴××学堂监督某；会同考取为××学堂学员一名，俟毕业后给以举人出身，指日荣升禄位。
“举人出身”仍然是日后“荣升禄位”的正途。因其“利禄之诱”、“奔竞之风”、“为国民教育之毒害”而屡遭批判的科举制度，在其废止之后，依旧难逃“以文凭为升官发财执照”的命运。郁达夫同样记载了家乡富阳“报子”报送“报单”的仪式。中式者，焚香告祖，殊荣仪式，一如旧时。因而乡间有些人家就直接称毕业生为“学堂秀才”。高等小学堂对生员毕业也视作一件荣庆的大事，往往在冬尽岁末前举行庄严的毕业考试，阅卷评定毕业人数后，待过了年节，要再另行举行隆重的毕业大典，请县知事亲临参加，颁发文凭、执照。乡民对于“文凭”、“出身”的关切，尚不是利禄和登进之途可以单独涵盖的。这种隆重的仪式感所传递的还有普通中国人，对于知识、天子、仕宦、名教等等的敬畏。朝廷的“养士制度”所造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面既有读书人对于学优则仕的追求、经国的抱负，也有他们因此所产生的对于学术、道德以及政治与社会的责任，还包括了一般社会对于庙堂之事的敬畏。
如果说功名意识在清末由于朝廷的高悬其上而挥之不去，那么到了民国年间，在新的教育、文官考试制度已经确立的时代，人们对于科举荣名的热衷则更加明证了功名之于中国社会的深透影响。据丰子恺回忆，他的父亲是考乡试而中举人的。父亲的书籍、考篮、知卷、报单以及衣冠等，母亲都郑重地保藏着，她认为将来科举或许再兴，也好参考应用。丰子恺说，这并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希望，其时乡里的人都嫌学校不好，希望皇帝再坐龙廷而科举再兴。父亲死后，每逢过年，母亲总是叫小丰子恺穿着大礼服去各家拜年，像当年中过举的父亲一样。母亲一片苦心，她也不管科举已废，还是希望儿子将来能中个举人，重振家声。丰子恺说，当时正是清朝末年与民国光复的时候，科举的废止，学校的兴行，服装的改革，辫发的剪除等事，在坐守家庭而不看书报的母亲看来犹如不测的风云。她能够理解的、聊以慰情的方式，依然系于功名为一个家庭所带来的荣耀。叶浅予的回忆更有意思。一九一五年他从高小毕业，正碰上一年一度祭孔的第二天，有人送来一张通知，嘱咐他去孔庙领牛肉。发通知的人说，按照学历，凡是高小毕业的学生，按照前清的学位就是“秀才”，凡是秀才，遇到祭孔，就能分到一斤牛肉。普通中国人对荣誉与身份的记忆，在经历了清朝末年混杂多变的政治与学术环境，经历了革命的扫荡、共和的洗礼之后，仍然如此强固地保留了下来。这种记忆的“无时间性”更加确切地表达了功名之于中国社会的郑重，它甚至不仅仅是教育、学识、身份与威望的简单叠加，功名的背后寄托着一长串的中国历史——那是文化与制度底下，万千为其所化的普通人。
功名的遗迹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它还存在于各式各样的态度和行动当中。光绪朝甲辰科最后一次廷试的状元刘春霖，一九三一年曾应海上闻人杜月笙之请，为杜氏祠堂落成点主。时已在科举废除的数十年之后，功名的价值依旧为人所重。而读书人本身，也常常以这样的身份而自重。比如，著名的林琴南，三十一岁中举后，曾七次赴京城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清室退位以后，他以清朝遗民的身份，先后十一次哭拜崇陵，并且在绝笔书中署上了“清举人林纾”之名。“与清相始终”的情结，表达了一种对于气节的坚执；而功名，则标记了眷恋中一份苍凉的自傲。孤岛时期生活艰难，张元济在与友人信中说，“前清翰林浙江全省以弟科分为最老，比弟更老者，即国内亦无几人。故借此二字为卖字招牌，尚有顾客”。张元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鬻字为生，靠的就是这“翰林”二字。这些前清遗老，在乱世中为保全性命各自为活，他们向旧时代所投去的目光为一个消逝的王朝留下了最后的背影；而功名，那是相随一生的，悲凉或荣耀，都始终是种见证。很难讲，如张元济这样的开明之士，他仅是在替一个王朝守节。在这位前清翰林多少有些苍凉的卖文告白中，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得到，源于身份的一种不卑与不亢。或许像顾炎武所说的，君子为学，应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身当变故之秋，对于身份的刻意标识我想更多的是在于内心的一份持守——功名，还意味着读书人对于明道救世之责的自觉守护。
这是一幅由鲜活的个体经验所构成的历史。在那些遗迹的漫长流转中，看不到被今人喋喋不休的“现代性焦虑”，革命，过激现代化的阵痛等等。看到的，是时间慢慢流淌的印迹。这篇小文是我阅读众多清末民初读书人生命史的一点点感想。可是汇集在一起，这些零零碎碎的个案，却让我对废科史有了更深的感悟。我并不是说，宏大的历史转型可以被忽略不计；然而，一定的是，他们非历史之全部。如时间，是一点点向前推进的，因此制度的变革，也不应是由几篇议论、几个折子和几条章程所完结。从制度，到制度底下真正经历其变故的人，是他们填充了历史的骨血与呼吸。个人用生活与思想演绎国家的变迁，观看制度展开的过程，其轨迹与意味深长在此被细致地一一展示。这中间，我们能看到的，是历史在行走中那些深深浅浅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