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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怎么观察日本，并不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且，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尽管有主次缓急之区别，但视角的设定是复数的而不可能是单数的，尤其在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没有哪个视角可以独领风骚乃至独霸天下。
       视角的不同，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观察结果。这是因为，当你无意识地从属于某一个视角的时候，你会强调它给你呈现的那些内容，而忽略它所遮蔽的部分。没有万能的视角，而且随着历史的变化，视角的变化也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感知这一切？
       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参拜。细菌战。慰安妇问题。这一个一个血淋淋的视角，至今仍然让我们颤栗。我有幸结识了王选，直接聆听她讲述自己的经验，了解她艰苦而孤独的努力；她让我懂得了一个沉重的道理：战争的创伤，永远不可能用和解来抹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仇恨可以承担历史。和解与仇恨，在历史中都可以找到位置，但是，它们不是通向历史的路径。
       最让中国人无法忍受的，或许是南京大屠杀与靖国神社参拜这两个事件。由于它们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就是承载了超过本身内容之上的象征性，因而，它们往往被置于细菌战、慰安妇等等同样沉重的历史事件之上，被视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性事件。当社会舆论被集中于这样的象征性事件的时候，冲突的白热化在所难免。就结果而言，这种白热化的冲突有可能提供拒绝忘却历史的动力，使得有识之士在还历史真相的艰难斗争中有可能得到必要的社会舆论支持。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当社会舆论集中于这样的象征性历史事件的时候，有时候会过分关注它的象征性，而忽略它的历史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争执的焦点不是认识和分析的具体对象，而是关注者自身的态度和立场。由于日本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美化侵略战争和否定战争整体犯罪事实的右翼倾向，这就使得态度与立场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分析的目标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的谬论，这反驳自然需要一个明确的立场，因而，它是必要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关于靖国神社性质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引发了如此重要的连锁效应，首先因为它们都具有这样的性格。但是，假如我们不能够清醒地把握这种对于历史事件象征性的追求自身所具有的限度，那么，一种简化的立场分析眼光将要取代真正的历史分析，而我们将会面临失掉历史的可能。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在“反日”思潮暂时消退的时候观察到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曾经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意义的社会舆论并没有必然性地导致整个社会声援那些在第一线为追踪历史真相而奋斗的有识之士，他们反倒会被社会舆论所遗忘。人们常常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作为象征的历史事件是名词性的，而作为历史的历史事件是动词性的。当人们满足于一个名词性的结论的时候，那个作为动词不断流动着的历史却在悄然地改变着。而处在这不断变化的漩涡中心的人们，需要的是同样动态性的支持，但是，为结论而争执的时候，我们很难给出这样的支持。
       历史分析的确立，需要建立主体的目的意识，因为这可以避免导致在激烈冲突的历史面前采取追认现状的历史决定论态度。但是这种目的意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的政治态度与立场。相反，它要求历史视角在不断涌来的现实政治漩涡中保持自身的“射程”。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历史真相的追问并不一定与政治斗争完全同步，它的主体目的意识并不在于直接追求自我实现（因为这一预设是虚假的），而往往会体现为对于历史场域中结构性力学关系的追问。这是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垂青于任何主体，主体如果试图实现自我意志，那么，就必须经受历史这一力学场域的锤炼。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日关系，而随着日本批判知识分子对于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有关靖国神社的出色研究被介绍进中国社会，我们开始获得了关于日本的初步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打造中国人对日本的感觉是重要的，尤其是它们具有的批判性格，使得中国知识界比较易于打破对于日本的单一想象，从而对于日本内部的批判知识分子发生某种认同。为了有效地建立历史分析，这或许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事实上，这一步正在发生，而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该向何处走？
       我翻开岩波书店出版的临时增刊本《世界》。这本二○○八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冲绳战与“集体自决”——发生了什么，传达什么》，传递了一个紧迫的信息：对于当今日本来说，一个迫在眉睫的历史与现实问题集中在冲绳！
       中国的传媒其实已经报道了这个信息，这就是在二○○七年三月三十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教科书审议结果，删去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太平洋战争中的冲绳战役后期美军即将登陆之际、冲绳民众被日本军队强迫“集体自决”中“日军强迫”的部分，把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改写成了冲绳人为了殉国而自愿选择了自杀。这个举动引发了冲绳民众的愤怒，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冲绳举行了有十一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进行抗议，要求文部科学省撤回这一审议结果。文部科学省迫于压力不得不承认了集体自决的被强迫性，表了一个“价值中立”的态度：如果送审的出版社要求撤回该稿，可以维持原来的写法。
       与此同时，其实早在两年之前，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大阪法院已经在受理一起诉讼案。原告是冲绳战役中曾任海上挺进队第一队长的梅泽和已经去世的第三队长赤松的弟弟；被告是岩波书店和大江健三郎。前者曾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了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中野好夫、新崎盛晖的《冲绳问题二十年》，一九七○年出版了大江健三郎的《冲绳笔记》。原告以大江的《冲绳笔记》记载了冲绳民众“集体自决”的被强迫性而构成名誉损害为理由，要求被告停止出版并公开道歉和支付精神损害补偿金等等。实际上，这起诉讼暗地里完成了一个转换，就是把由日本国家操纵的军队在战时的加害行为转换为个人的名誉问题，从而把焦点集中到某队长在当时是否真的下达过要求民众集体自杀的命令这一极其有限的个人层面上来。这当然使得对立的双方不得不就事论事地进行法庭辩论，但是这一事件也同时推出了另外一个认识层面。
       利用民事诉讼来进行思想和政治斗争，这是日本社会通行的一种方式。各方政治势力都在自觉地利用它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自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出版了他们的“自由主义史观”的教科书并试图在学校教育中推行，日本的进步势力一直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这一篡改历史的企图，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以民事诉讼的形式进行抗议和抵制，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举也因为其违背了宪法被多次告上法庭。当年的“东史郎事件”，最初也是以民事诉讼的方式呈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政治与思想的问题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含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民法本身所能涵盖的范围。因此，法庭取证和辩论，具有非常强烈的公共政治色彩。当大江健三郎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法庭上出现的时候，他的证词在事实上构成一种演说，实在是顺理成章的。
       这个持续了两年的诉讼在二○○七年十一月又一次开庭，对原告和被告进行了传讯。大江在证词中表示：他的《冲绳笔记》中包含了三个主要的母题：一、他向日本社会报告了自己了解到的日本近代以后为把冲绳纳入日本的体制而对其进行皇民化教育的过程，且认为这是冲绳的悲剧；二、在七十年代初，他预期冲绳在从美国占领状态下回归日本之时将继续忍受美军大规模军事基地的存续；三、日本人并未认识到本土的繁荣与和平是以冲绳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他扪心自问：“我是否可以改变自己而成为与现在这样的日本人不同的日本人？”
       与法庭上关于具体的人事纠纷所涉及的问题不同，大江健三郎在法庭上陈述了超出个人名誉损害层次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在十二月份结审并在二○○八年三月宣判的诉讼案件，其实远远不能涵盖大江提出的问题，因为它把一个具有深刻历史脉络的事件偷换成了具体的军人当年是否下过强制自杀命令的问题。尽管大江和岩波书店在宣判中获得了胜诉，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偷换问题的解决。正如坂本义和在同一期《世界》临时增刊号中所写的那样：“在冲绳发生的集体自决中，究竟有没有日本军队的强制和命令？每当我听到报纸和电视在传播这样的设问时，总不由地想到：‘又开始歪曲和缩小问题啦！’因为，这设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坂本指出：冲绳人并没有想把自己的家乡变成战场，也没有想卷入太平洋战争，包括他们的“集体自杀”，整个战争过程都是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军队强制的结果。而这种强制并不仅限于冲绳，日本本土也是一样，坂本本人当时也经历了那样的“准备自决”的“强制内在化”过程。坂本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不允许存在‘强制’与‘自发性’的区别、连它们之间的界限都要抹掉的国家。”
       利用事件与人物个案中的具体证词、特别是与事实有出入的证词来否定总体性历史事件乃至历史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这是日本保守势力与右翼的惯用手法。在现实层面，发掘有力的证词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斗争策略，而冲绳民众中那些当年亲历了惨剧的老者也打破了保持多年的沉默，坚强地站出来提供了他们本打算带到另一个世界中去的证词。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在东亚受害国的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当中那提出证词的艰难一幕又一次重现，看着《世界》增刊号上那些证人的照片，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揪心的震撼。
       冲绳是唯一真正实践了“死者平等”信仰的地方，与宣称这一信仰却按照是否效忠天皇对死者进行取舍的靖国神社不同，冲绳的百姓们至少容忍了那个平等祭奠冲绳人与本土日本人、平等祭奠日本军队与美国军队的“和平祈念公园”。但是，这份宽容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顺从。当冲绳人集结起来反对篡改历史的“皇民化”记述的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在日本内部进行抗争，毋宁说是构成了东亚地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问题到此并未完结。当大江和坂本以自省的姿态推进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冲绳的无辜百姓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的集体自杀问题与日本社会的其他问题发生了关联。不仅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教科书问题等都在冲绳这一视角中获得了新的形态，而且南京大屠杀和靖国神社参拜这两个象征性的事件后面隐藏的日本社会政治结构问题，也被冲绳的事件牵到了前台。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作为受害国家的国民，究竟如何回应冲绳民众的抵抗运动，进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日本”，也变成了一个问题。
       日本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在现有的关于冲绳民众集体自杀是否受到强制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一个危险的走向，就是日本的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现有日本宪法中为“和平宪法”定调的关于永远不拥有军队、永远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将被废除，日本将成为美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帮凶。这种担心绝非空穴来风。前不久日本内阁为了通过《自卫队海外运油新法案》，在在野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已经否决了该项提案的情况下，不惜再次延长临时国会，利用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动用了众议院否定参议院决议的特别手段。这不免让人联想起一九六○年安保运动时岸信介内阁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新条约》以及附属条款的所作所为。《每日新闻》在二○○七年九、十、十二月分别对日本人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的电话民调，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是否应该在十一月运油期限结束之后再次开始下一轮的运油任务，民调结果显示了民意正在从多数支持转向多数反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与要求和平的民意相拂逆的是，日本内阁在派出海上运油队等等问题上，并没有给国会以任何讨论空间。正如《朝日新闻》在二○○八年一月十一日的社论《走投无路的“三分之二”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再次投票通过，是宪法为政治对立无法解决的时候预备的非常手段。要想行使这一权利，立法单位为达成共识所进行的最大限度的努力和选民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为了否定参议院的意志，必须具有政治上的妥当性”。这就是说，借助于宪法规定的非常手段而推动一个决议的通过，特别是这个决议有违选民的意志并且一度被否决的时候，议会需要履行真正的民主程序，而在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日本执政党并没有这样做，它体现的议会政治并不是“说服的政治”，而是“非常手段的政治”。
       在此情况下，冲绳民众的抵抗运动就不再仅仅意味着对于改写教科书的抗议。事实上，在冲绳的社会舆论里，它也是被与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认识的。其中，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军士兵对冲绳少女的性暴力事件、对于美军从冲绳撤出基地的要求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日本政府的抗议，不仅在抗议美国与日本政府的合谋，而且以此抗议为世界和平做出了真实的贡献。在冲绳的边野古一带，抗争美军基地移设计划的行动一直在艰难地持续，而日本政府与冲绳县政府的绥靖乃至合谋的政策，资金援助的利诱与自卫队的威慑，在给冲绳民众造成内部的分裂与对立的同时，加大了抵抗美军基地运动的难度。与发生在韩国的抵抗美军基地的运动一样，这抵抗一方面意味着对于本国政府的对抗，它将引来政治上的压力；同时，也意味着该地区民众已然形成的以基地为生的“基地经济”瓦解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后者造成了对抗基地运动的内在困境。
       与日本本土捍卫宪法第九条的社会运动相呼应，冲绳的抗议教科书改写与反对美军基地的运动都是日本社会中正在消长起伏的社会状况。与此同时，与中国社会的状况相似的是，大众文化正在日本社会生产大规模的“政治冷漠症候群”。更多人关心的是自己的生计以及日常性的享乐。他们对于国家政治，对于世界和平，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而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事件中隐含的政治性，缺少必要的敏感度。这样的社会群体最具有追认现实政治的保守性，这也正是日本内阁得以不断推行保守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不太能够使用“民众”这样一个语词来泛指社会生活的主体，正如我们不能把“国家”看成一个既定不变的实体一样，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统一体，它因为剧烈的分化包含着相互对抗的力学关系，从而造成不断起伏的动态平衡。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冲绳看成铁板一块，也不能把日本看成一个单纯整合起来的对象；进一步说，只有在主权国家的意义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是外在于日本和内在于中国的，而在追究战争历史真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时候，以主权国家为唯一标准来区分自我与他者，常常会遮蔽问题的真正所在。举一个极端的假设（当然，希望这仅仅是假设）来说，我们可以以“日本内部事务”为由隔岸观火地对待冲绳正在发生的一切吗？我们难道一定要等到美国的航空母舰联合日本的自卫队（军）有一天开到家门口，才能意识到冲绳人的抗争与我们并非毫无关系么？！
       当然，这个极端的例子并不能说明问题的真正所在。问题的真正所在，是我们语焉不详地用“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遮蔽了的问题，这就是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学领域里，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累积，借助于古典性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国家在假设意义上被人格化，因而使得国际道义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可以成立的时候，作为真实存在的个体所信奉的道义原则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家的道义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个体不能直接代表国家，而且个体伦理意义上的“恶”在很多情况下会在国家道义的意义上被转化为“善”。今天，当跨国的联合在各种层面上都向前推进（尽管这种联合未必都对等，也未必都意味着伦理意义上的“善”）的时候，“国家主权”等等问题并没有被边缘化，因为“跨国”依然是以“国”为单位的；而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此种情况下，个体的道义选择究竟如何与国家的道义选择建立真实的关系，从而使得它具有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正当性？
       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告诉我们，仅仅有了民主化的程序，并不必然具有民主化的内容。在政治权力与选民的社会压力高度分离的状态下，哪怕是国会内部的论争代表了选民呼声，哪怕是高度透明的舆论可以自由地进行批判，关键时刻的决断却未必是“民主”的，也不一定是代表民意的。日本国会关于海外运油法案的个案，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民主制度今天的困境，它说明，我们不能仅仅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民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有了民主程序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幻想之上。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在国民意志并不能真正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时候，如何设想国家的道义原则，如何思考国民与国家之间的道义关联性？换言之，当冲绳民众作为个体集结起来抗议的时候，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的，应该并不仅仅是抵制修改历史书写这样的思想课题，而是国民对于国家道义的自我诠释与坚持。显而易见，在冲绳民众当中，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诠释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但是，在现代史中冲绳受到不平等待遇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说到底，造成不平等的元凶是“二战”时期的日本政府和它在战后奉行的追随美国的政策；对集体自决的不公正记载与对美军基地的鼎力支持是互为表里的。冲绳人的道义感觉与他们的生活感觉相关，也与他们的特定处境相关。美军基地构成冲绳经济的基本支柱这样一个扭曲的现实，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已经使得冲绳带有了特定的“亚洲性格”：它对美军基地的抗争，不仅同时直接意味着对于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军事霸权的抗争，而且同时意味着打破现有的“基地经济”模式探索并无保障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冲绳人的反基地运动具有了道义性格，而他们的这种道义感觉代表了亚洲的道义感觉，也体现了同时代史的推进状态。进一步而言，在本土日本人支持冲绳抵抗运动的过程中，日本社会的道义感觉也正在被重新打造。
       “二战”之后德国知识分子在总结他们自己对于纳粹的合作何以会发生的时候，有过非常精辟的概括，那就是法西斯的进行状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渐进的，不显眼的，有时候甚至还伴随令人信服的自我反省和修正，或者是迂回曲折的推进。正如农夫每天到田里照看庄稼一样，由于每天都看到与前一天没有太大差别的对象，他意识不到庄稼的成长，直到有一天早上，他才突然发觉，庄稼已经高过了他的头。事不关己的意识，当年曾经把德国的抵抗力量分散为各扫门前雪的隔绝状态，直到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才开始了各自的抵抗，而这时事态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在“二战”之后追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德国的抵抗力量才感到，真正的抵抗必须发生在事物的开端之处，而不是结局之时！
       我们正在面对这样的状况。尽管当今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的课题与当年德国进步力量的课题并不相同，但是就认识论而言，我们完全有可能重蹈德国知识分子的覆辙。在开端之处认识事物，在事态的进行状态中识别它，不用静态的眼光去观察历史：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习建立动态的分析习惯，而不是盲从于静态的结论。因此，从何入手讨论中日战争的历史这一认识论课题，也必须先进入我们的视野。当整个舆论界不假思索地把日本设想为一个完全外在的对象，并把问题象征性地归结为靖国神社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或许正在忽略另一些同等重要的事物。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把一些固定的意象作为历史讨论的话题，那么，活着的历史将与我们擦肩而过。在当代历史里，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历史功能都是间接的，这种间接性造成了很多错觉，使人感到自己就在历史之中。其实，当日本的冲绳“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中日关系在将来的某一部分基调也许正在悄悄调整，只是，当我们执著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想象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错过抓住它的机会。由此，我们便不得不置身于历史之外，而我们的思考，也可能因而失掉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