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汇的结构”到“观念的历史”
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导言”中，雷蒙·威廉斯称：“燕卜荪在其著作《复杂词汇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中，发现了《牛津大词典》里的许多缺失。我同意他的观点……”（中译本，10页）这话让我想起英美新批评早期代表人物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80）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m,1906—1984）与中国学界的深厚渊源。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瑞恰慈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小说”、“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课程，其著述《意义之意义》、《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等，很快引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兴趣。如叶公超、朱自清、钱锺书、曹葆华等，或评论，或译述，或借鉴，都开始关注瑞恰慈的学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瑞恰慈的学生燕卜荪先后任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讲授英国文学等。在此期间，燕卜荪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复杂词汇的结构》。战后的一九四七年，燕卜荪重来北大任教，直到一九五二年方才归去。燕卜荪之在昆明讲授英国当代诗歌，直接影响了“九叶诗人”如穆旦等，这点常被文学史家提及。我则关注曾在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任教的瑞恰慈和燕卜荪，如何深刻影响了其同事朱自清的学术思路。
在《语文学常谈》（一九四六年版）中，朱自清提及，现代的语义学与传统训诂学之“从历史的兴趣开场，或早或迟渐渐伸展到现代”不同，更注重“从现代的兴趣开场伸展到历史”。英国批评家瑞恰慈之强调语言文字是多义的，是由该词的全部历史以及具体语境确定的，必须分辨语言文字的四层意义（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尤其是瑞恰慈“不限于说诗，而扩展到一般语言文字的作用”，这点让朱自清深感佩服（参见：《朱自清全集》三卷，172—1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朱先生生前编辑的最后一书《语文影及其他》，收录有《说话》、《撩天儿》、《如面谈》、《论废话》等十则分辨语词的短文，该书的序言，开篇即自报家门：“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同上，三卷，333页）。至于公开表态，欣赏并追摹燕卜荪，更是在此前十几年。《诗多义举例》（一九三五年版）中，作者称：“去年暑假，读英国的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同上，八卷，208—209页，一九九三年版）
在文史研究中，将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朱自清最成功的著述还属《诗言志辨》。此书原拟名“诗论释辞”，包括四篇诗论，考辨的是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四个词句”，即“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序》中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同上，六卷，127—131页，一九九○年版）此等“从小处下手”，仔细辨析词义的方法，在朱自清看来，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正途，更切实可靠，也更有学术价值。
可是，关注“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这一研究策略，不见得非从瑞恰慈和燕卜荪那里拜师学艺不可，传统中国学术也有类似的思路。比如，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九三四年版）中，就称：“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情’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同上，八卷，196—197页）日后，在评论罗根泽、朱东润的批评史著作的《诗文评的发展》中，朱自清再次强调：“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同上，三卷，30页）而到目前为止，没有材料证明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在撰写批评史时，直接受到瑞恰慈或燕卜荪学说的影响。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判史》以及《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其特别引人注目处，确实在对于诸多重要文学观念的精彩辨析。可此类以文学观念的演进为中心来构建批评史的研究框架，我以为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之提倡“历史演进法”有关，但也是擅长考据的清儒之拿手好戏。借考证特定词汇的生成与演变，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实在是“老树新花”。关于这一点，可借用胡适、傅斯年对于清儒阮元学问的表彰。
胡适完成于一九二三年的《戴东原的哲学》，论及阮元之“最长于归纳比较的方法来寻出文字训诂的变迁”，尤其是对《性命古训》这样最能体现其“比较方法与历史眼光”的著述推崇备至：“阮元的性论的重要贡献还在他的方法，而不靠他的结论。他用举例的方法，搜罗论性的话，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使我们容易看出字义的变迁沿革。”“这种方法用到哲学史上去，可以做到一种‘剥皮’功夫。……我们对于一切哲学观念，也应该常常试用这种剥皮手段。阮元论‘性’，至少能指出古今‘性’字的意义不同，至少能教我们明白哲学观念是常常随着时代变迁的，单是这一点已可算是很重要的贡献了。”（《胡适全集》六卷，437、449、451—45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类似的说法，可见于傅斯年最重要的著作、出版于一九四○年的《性命古训辨证》。该书的“引语”这样评价阮元的《性命古训》：“阮氏聚积《
诗》、《
书》、《
论语》、《
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傅斯年全集》二卷，50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
“观念”有轻重，“沿革”有长短，“剥皮手段”有精粗，但在内在思路上，清儒之关注“字义的变迁沿革”、希望“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与今人耳熟能详的“观念史”研究，不无相通处。二○○五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美国哲学家、观念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洛夫乔伊所著《观念史论文集》（吴相译），全书共十六章，除作为“总序”的“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外，所论有“十八世纪思想中的‘自尊’”、“作为美学规范的‘自然’”、“自然神论和古典主义的相似性”、“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等。此书的论述策略，与二十年前便已经译介进来的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关于“观念史”，中国学界更为熟悉的，恐怕是美国人怀纳（P.P.Wiener）编纂、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并刊行于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的《观念史大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这套大书共四册，包括政治与法律卷、哲学与宗教卷、文学与艺术卷、自然与历史卷。至于另外一套观念史大书，虽尚未有中译本，却因为一场学术争论而声名远扬（参见：《中华读书报》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所刊孙周兴《实践哲学的悲哀》等），那就是德国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该词典是德国学术图书协会出版社（WBG）出版的一套大型哲学概念史词典，共十二卷。很希望有“好事之徒”，肯下大功夫，将这套大书译成中文，以便我辈不懂德文者也能翻阅利用。
“新训诂学”与外来词研究
还是雷蒙·威廉斯，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的《导言》称：“本书中的注解与短评所属的语义学则是‘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分支，其明显的特征是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意义、暗示与关系。”（中译本，17页）所谓语义学（semantics），其范围与传统训诂学相当，治学方法上则有很大差异，故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将其称为“新训诂学”。
一九四七年，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上，王力发表《新训诂学》，批评“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我们研究语义，首先要有历史的观念。……汉以前的古义固然值得研究，千百年后新起的意义也同样地值得研究。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字义不同于术语，更不是每一个字义都值得你倾心关注。不仅描述某一语义的演变，或扩大，或缩小，或转移，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因素。那是因为，“一切的语言史都可认为文化史的一部分，而语义的历史又是语言史的一部分。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参见：《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320—327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版）。对于王力建立新的训诂学的主张，学界颇有好评。或称其文“是一篇从理论上宣示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语义学发展的重要论文”（参阅晁继周：《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4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或曰：“他提出了两个观点非常重要。一个是历史观点，一个是语言社会性的观点。”（赵振铎：《训诂学史略》，33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我无力介入语言学界的相关论争，但我知道，历史学家历来对汉语语源的考证感兴趣，甚至希望其伸展开去，变成“从小处入手”的文化史。比如陈寅恪先生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致沈兼士》，便有如此宏论：“大著读迄，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唯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陈寅恪集·书信集》，172—173页，三联书店二○○一年版）沈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初刊一九三五年的《国学季刊》五卷三期，确实是一篇好文章。而我相信，陈寅恪此说，颇有“借他人杯酒，浇自家块垒”的意味。
要说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从事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最合适的对象，莫过于西学东渐以来产生的众多“外来词”。二十世纪初年，王国维撰《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九十六号，一九○五年四月），强调：“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这句话倒过来说便是，我们可以通过辨析“新言语”之输入，来探究“新思想”之输入。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学界，对此项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
关于外来词语研究，语言学家自是本色当行。高名凯、刘正琰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已着先鞭；日后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则更为实用。译介进来的国外学者著述，日本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等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版）关于日本译词的研究，有开拓之功，而意大利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论述更为专深且系统，故更为学界所重视。
思想史以及学术史、文化史学者的介入，使得“外来词”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同时，也潜藏着因越界操作，而可能马失前蹄的危险。刘禾著《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一九○○——一九三七）》（宋伟杰译，三联书店二○○二年版）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好评，译成中文后，也颇受中国学界的赞赏。最近，文学评论家王彬彬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严厉的批评，涉及作者的古汉语修养以及辨析外来词的能力（《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文艺研究》二○○七年四期）。但王并非语言学家，只是指出其若干误读之处，并未能颠覆该书的基本假设。
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则没有那么幸运，新书刚一问世，碰到的狙击手就是真正的专家。中华书局二○○四年十月出版冯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文汇报》上，便发表了旅日学者沈国威的《学术“抢滩”不可取——惊读冯天瑜新著〈新语探源〉》，批评此书“缺乏原创性”、“疏于考证”、“体例失当”，接下来断言：“著者的学术准备尚不足以整合他人的研究成果”；“学术的成败绝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言下之意，此书不过是赶热闹的“抢滩”之作。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文汇报》又刊出冯天瑜的《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其中有曰：“笔者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语言学圈内，而是试图发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某些势能，开掘新语生成所包蕴的历史文化内涵。”“拙著较完整地概述了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互动间的语汇变迁，重点又放在十六世纪以降，更详细展开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以笔者阅览所及，这样的论著似不多见，或许有助于读者全面把握新语生成史这一论题。诚如沈文所说，相关各段都有专论在先。然而，综汇式的把握也是必需的，这正如有了专门史、断代史还需要有通史一样。”“综汇前说，引出新的理路或结论，也是一种创造。”这里涉及不同学科、不同世代、不同学术训练的学者之间，学术趣味以及治学方法的差异。对此，《文汇报》上周振鹤、柳园等人的评述，有进一步的发挥。至于冯天瑜先生，不久后出版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意在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察入手，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故联称‘考论’，亦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所做的是一番‘知识考古学’工作”（8页），比《新语探源》一书更具独创性，显示了作者的博学深思，以及综合统筹的能力。
在《新语探源》的“后记”中，作者谈及：“西方现代学者也注目于考察词语与语境的关系，考察词语形式及意义伴随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的更革，法国学者福柯的《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英国学者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等论著是这方面的前沿之作。”（630页）至于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主体部分乃是“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分别考察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作者称：“为了不使我的工作被误解为雷蒙·威廉斯式的关键词研究，我愿意强调我的关注点不在于考察词语、概念以及话语的变化含义，据认为这些变化反映了更为广大的历史进程。”（6页）有人乐于正面引证，有人急于划清界限，但不管立场如何，威廉斯《关键词》的巨大身影，促成了后来者“影响的焦虑”。
晚清以降，随着时代的急遽变化，大量外来词（或曰“新学语”）出现。眼下这些新学语再也不仅仅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正越来越成为历史学家者关注的对象。那是因为，学者们意识到，这些外来词，往往提供了新的学术思路、文学观念、政治文化立场，乃至具体的日常生活之细节与趣味，描述其兴衰起伏，可以凸显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历程（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开放时代》二○○三年四期）。
“新学语”之进入中国，经由了一系列的介绍、扭曲、挪用、延伸的过程。理解并阐释这一过程，必须将上层与下层的对话、创生与传播的互动，还有从萌现到定型的全过程，做综合性的考察，才有可能得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新见”。而当下学者之所以纷纷关注这一课题，除了学术思路的拓展，更因为数据库的巨大优势。最近若干年，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专业数据库纷至沓来，而研究者也大都能娴熟运用E时代的各种技术，使得此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二○○五年五期）。
从“关键词”说到了“观念史”，又转到“语义学”、“外来词研究”等，似乎思路有点杂乱。其实，这么处理，乃别有寄托。做文化史、批评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必定都会关注核心概念。至于是否使用威廉斯意义上的“关键词”，取决于一时代的学术风尚，也取决于个人的文化趣味。之所以把事情说“复杂”，目的是显示不同的学术路径。“江山代有才人出”，学界时有新思潮（以及“新术语”），正常的状态是：旧学新知，互相竞争。有人追求血统纯正，一以贯之；有人喜欢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各有各的利弊。有时候，不追求“全新的境界”，并非力所不及，而是欣赏贺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收《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版）中所说的：“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三联书店二○○五年版，2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