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历史中理解和使用那些无名者的作品？无名者的自传体小说如何可以作为大历史的文献？通过这些无名者作品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近世中国社会的生活和心情？促使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是二○○二年王振忠先生在婺源发现的一部奇书，一个后世未必知名的徽商詹鸣铎的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关于这部《我之小史》的内容和意义，在整理者的《代前言——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中已经说得很充分了，我不必画蛇添足。由于《我之小史》的作者，是一个后世并不出名的徽商，而且这个徽商写的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自传小说又涉及了晚清民初那一段“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所以，我在这篇短文里，想简单地说一说上面三个问题。必须声明的是，我不是徽学研究的行家，也不是近代历史的学者，写这篇文章只是对这部奇书好奇而已，即使是关于这三个话题，恐怕也只是点到为止。
比起康（有为）、梁（启超）或者孙（文）、章（太炎）等被人反复论说的大人物来，这个写《我之小史》的詹鸣铎，在晚清民初是太“无名”了。无名者的作品，尤其是边缘的、日常的记载，在过去常常作为“历史的沉默”（The null of history），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里面往往被忽略，这些缺乏激动人心的事件和绝少关键作用的人物的作品中，历史似乎处在凝固和停滞之中，使得习惯于大尺度地描述政治大变化和社会大动荡的历史学家，总是觉得它“无关紧要”。有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话，可能可以代历史学家作夫子自道，他说：“如果小说没有了戏剧性，岂不成了流水账？”这话反过来说，就是流水账太没有戏剧性，不仅不能成为小说，连历史也算不上。不过，当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所谓的“新史学”，把“帝王将相”的家谱变成“人民群众”的历史之后，在不同视野和角度的观照中，什么是历史的资料？这个问题的看法就相当不同，梁启超本人也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讲新史料，不仅提到档案和函牍，以及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账簿，也说到寻常百姓的流水账对社会史的意义。
史料价值的升降沉浮，在晚清民初社会阶层的变迁中，显得尤其突出，一部分原来边缘阶层中人的论说开始表现出重要性来。一百年前的中国，由于来自西洋的坚船利炮和先进制度对传统中国两面夹攻，随着满汉矛盾在内外交困中刺激出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潜流，加上甲午战争失利和《马关条约》签订对社会民众心理的巨大刺激，整个中国在经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时候，旧时代始终处于中心的传统士大夫，也许还如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说的那样，尽管有所触动，却始终固执地停留在惯性轨道上〔《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中兴》(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New York，1967〕，希望中国“在传统内变”，因而他们的言论似乎还“停滞在原有轨道上”似乎是“老调重弹”，而一些边缘知识人却有着“咸鱼翻身”的欲望和“浑水摸鱼”的手段，常常超越社会流动的常规，反而追求“在传统外变”，他们的叙述却成了时代巨变的实录，这几乎成了晚清民初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余英时先生曾经对于近世中国知识人的“边缘化”有精彩的论述，但是，似乎也可以注意到边缘知识人的逐渐“中心化”。一批原本“沉沦下僚”或者“隐于市贾”的读书人，开始乘乱入世或者浑水摸鱼，挤进了精英世界，原本只是充当背景音乐的集体合唱，却仿佛越俎代庖成了主调独唱。古人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真正自边缘崛起，把贵族、世家、大族、官宦和主流士大夫从中心驱赶到边缘的，并不是起自乡间田垄、大字不识的田野村夫，却常常是那些“学成文武艺”却不能“货于帝王家”的边缘知识人，项羽并非赳赳武夫，虽然他“好万人敌”，刘邦虽然是亭长，却也并非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刘三”，他们并非“不读书辈”，更不要说晚清民初的蒋中正、毛泽东了。
《我之小史》的作者徽商詹鸣铎，也算是“边缘知识人”，他读过书，赶在光绪三十二年末班院试中成为秀才，原本想卸脱商贾身份，走传统读书人的路，要么做官，要么开馆，但时势已变，最终继承家业仍旧是生意人，不在经典中舞文弄墨，却在木业中拨弄算盘，而且学会了寻花问柳。在“士农工商”四业分明的传统社会中，他们始终会是边缘人物，在政治为中心的历史记载中，他们总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没承想，在近世西方大潮冲击下，他们仿佛惊蛰欲动，边缘阶层很多人都突然有了机会。我总在想象一幅图景，近代中国的阶层变动就像四周先沸的开水锅，边缘先滚的水不断翻卷着涌入中央，这些躁动不安的、传统规则不很强的、内心激荡着改变欲望的“小人物”，甚至有些原本就是贩夫走卒商贾之辈，他们观念不那么纯粹，出身不那么高贵，立场不那么固执，文化不那么传统，反而聚集在一起，体现着时代变动不居的新旋律。
因此，像詹鸣铎这样游走在安徽、浙江和上海的徽州商人，他的一生行事也许恰恰更呈现了那个百年前的社会动态。在传统社会尚在延续的时候，他们总想弄个功名，尽管他知道“时当季世，官既寡廉，士更无耻”，却还是“到郡七次，皖试四科”，中了县学第五名后“快活得了不得”，“捷报到家，不但我家中欢悦，抑且阖村欢喜”。到了科举废除，清廷摇摇欲坠的时候，他又算计精细，急急地跑到上海，进入法政讲习所，“以为从此文明过渡，研究各种法律”，特别是他预感到“（地方）自治风行全国中”，对“地方自治制”尤其用心。只是因为积习难改，旧学掺杂，被厌恶生员的郑先生痛斥，“考优就学两无成”，才回到家乡，“抱定家族主义，不思远客他乡了”。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之际，“一瞬间河山虽旧，国号已改”，尽管“在下本清诸生，暗想与前朝作别，未免黯然销魂，但生当过渡时代，为国民一分子，是与汉人同胞，自不得不如是”，所以，又急急忙忙地剪辫子，还召集“文明剪辫大会”，把“剪辫”和“文明”搭在一道，还很快学会了大量的新名词，把刚刚穿过的清朝服饰斥为“马衣蹄袖，禽兽衣冠”，热烈欢庆“大汉光复”。
少数文化深厚的高级士大夫，常常依恋自己习惯而亲切的传统，很难见风使舵转换自己的立场，而很多把知识当做敲门砖的一般知识人，却可以随着时势把文化当做追赶潮流的时装，脱下一件再穿一件。尽管我们可能对这类人很不屑，但是，潮流却总是由这些人鼓噪并裹胁而来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成为弄潮儿甚至掌舵人，他们的动向其实可能比少数精英更体现时代风气，因此他们的资料不妨更多关注。前些年，在山西出版的读书人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便曾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注意，觉得里面反映了晚清社会“商人和商务都呈上升趋势”，旧的举业已经开始衰败，“弃儒就商已渐成风气”，那么，《我之小史》是否恰恰能表现那些已经从商的士人，在这个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城市中的生活新状态呢？我在《中国思想史》里面提出要讨论“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曾经引起过很多批评和讨论，有的评论者以为我要提倡研究的是“下层”、“大众”或者“小传统”，其实，这里面恐怕有些误读。
也许会有人质疑说，这既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为文学，小说能够成为历史证据吗？
我们不必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权威说法来为自己撑腰，尽管马克思表彰巴尔扎克小说如何反映历史的说法已经为人熟知，尽管很多前辈学者都已经说到小说诗歌戏曲的历史学意义，但是，许多恪守学科畛域的历史学家，至今还不习惯于用文学作品来说明历史。文、史、哲三分天下，本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洋学科制度的影响，为了专业教育而形成的分野。把文献切成各自的资料，则是由于系科、教科书和考试的影响。从那里学出来的人，自然有了对文献的习惯性偏重。奇怪的是，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那些文献也确实有了文史哲的分别，因此，我们常常看到《
汉书》归了历史专业，而《杜工部集》当然只属于文学专业，《无能子》则非得由哲学系来研究不可。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把元、白置于中唐历史中，得到了一个“善于以诗证史”的评价，至今有人特别称赞他对《东城老父传》的解读开创了运用文学文献研究历史的方法。其实，在吕思勉的《史籍选文评述》里面，也曾特意选了杜甫《负薪行》，并指出当年男子无所事事，女子劳作豢养他们，“夔州盖唐时犹有此俗”，其实已经点到了一个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现象，甚至可以用来讨论男耕女织的分工观念，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深入和广泛传播。说起来，杜、元、白的诗歌何尝不是历史文献，它们不也是唐代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情感心境的见证么，凭什么它不能是史料？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可是，学科制度这种本是人为的畛域，却在很多场合被当成了观察和使用文献的楚河汉界，让人想到的成语就是“画地为牢”。其实，历史学家很早就在利用小说戏曲重建历史，描述和讨论诸如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生活、商品交换等等问题。像吴晗一九三四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不仅得到郑振铎的称赞，连胡适也相当称许，“三言二拍”早就成了人们熟知的史料。尽管文学史也常常不自觉地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越境介入思想史的领域，像文学批评史一类的论著，就常常和思想史分不开界限，但是，文学资料在正宗的历史，甚至思想史领域著作中，被使用得还是相当少。其实，作为记述史实的历史，可能对这类多少有些夸张和虚构的小说需要警惕，但是，作为考察理性和情感的思想史，却不必胶柱鼓瑟或因噎废食，任何文学作品也许在事实上有想象，但在语言、立场和情感上，却仿佛“当堂呈供”，并不能把自己的本相全盘隐匿。特别是，詹鸣铎的《我之小史》相当纪实，他自己也说，“在下这书，要成一部信史”， 为了成为“信史”不惜自曝其隐私，“有什么写什么”，王振忠教授的《代前言》中也给它一一做了查对验证。因此，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大变局时代中的商人子弟的思想波动和情感历程，也可以看到这个时代一般读书人知识世界的变化。
一直学习举业的詹氏，本来弄得精熟的是经典、诗赋、八股、对联，后来在木行做生意又学得龙泉码子、木业市语、推游水图、并清排本等之装排式，加上“游山玩水，变为寻花问柳”的那些本事。尽管他对别人“北洋大学毕业，赏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其实是口水涎涎地羡慕，但是，因为自己是土生员出身，便讽刺人家“洋货好看，哪抵得国货结实。譬如贡缎每尺计洋一元另，洋缎则每尺二角另，货有好歹，价有高低，岂可相提并论”。尽管他很自负是中过举业，做过八股的，可是，当察觉时局变化时，他又学得不少时尚新知，什么行政法、财政学、民法、自治等等都一知半解，因此颇能“与时俱进”。县里委办调查户口，他可以当调查员，朝廷颁行新政建学堂，他可以写诗称颂还任学长，地方成立自治公所，他也能当个五段段董。所以，在“辛亥”之后他对于政局新变全无抵触。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像詹氏这样的一般知识人，头脑里是旧观念加上新学问，肚子里是古诗文羼了洋词汇，行动上是旧传统加上新文化。请看一九○八年他给父亲关于劝止“分炊”的书信，原本文绉绉的“本诸父命子承之义，理当庭训是遵”后面，居然也可以把“分家”牵扯到“树独立帜，撞自由钟”，甚至洋洋洒洒说到“况值开通时代，全球之上，有创世界主义者，五洲五种，尽欲引为同胞，圣人天下一家，亦不过此等气量。今至亲兄弟，乃欲离群而涣散之，抑何窄隘乃尔”。
见过远方来的“各种洋轮，各国兵轮，色色形形”，也到过十里洋场的“高点自来火，齐上电气灯，有耀自他，春光不夜”，还见识过四马路上的“野花满路”和青莲阁的“西洋镜”，詹鸣铎比起窝在山西写《退想斋日记》的刘大鹏来，时代要晚了一些，而眼界则开阔了许多，因而冲突和震撼也更加剧烈。这些数量很大的边缘知识人，包括乡村文化人、往来城乡的商人和城市市民，在那个超速行驶的时代里面，一方面跌跌撞撞地追赶新潮流，恨不得扒下了马蹄衣袖，马上换上西装革履，一方面却身体沉重步履蹒跚，坠在传统风俗和知识窠臼中，习惯地沿用着旧时的十八般武器。因此，在那个追随时代疾走的队伍里，极少数人渐渐上升成为主流，取代了传统精英而成为社会上层，也被写入历史，而大多数人则被半途甩在车外，仍然处在边缘。詹鸣铎似乎是后者，在全书最后我们看到，已经进入民国时代的他，仍然热衷于设诚感坛扶乩，在祖母过世的时候仍然请礼生，讨钦命一品封典二品顶戴之类才“大有面子”，而且要搞斋忏，申文、开启、破血湖、过仙桥，而他自己呢？对于革命党还是抱着鄙夷，仍然在“南边竞羡花牌楼，北阜咸推福海里”中寻花问柳、流连歌舞。这样继续处于边缘的知识人，数量要比成为主流精英和政治领袖的知识人多得多。
那么，思想史如何使他们不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让他们浮现在历史中，构成精英思想世界那“嗡嗡作响的伴唱”甚至是“巨大的和声”呢？
在过去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过去”被叫做“历史”压扁在书册中，生动的现场却往往被删除，丰富的生活也常常被遗忘。人们都会说到，晚清民初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在这个大变局中，人们对此究竟如何反应？詹鸣铎叙述的晚清民初生活世界，也许只是一个往来于安徽、浙江、上海的商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情景，王振忠教授在《代前言》中曾经指出他的记载中，对于拈阄分家、乡里械斗、佃仆制度、科举制度、妇女地位、城镇生活、乡绅角色等等方面的叙述有着社会史的意义，我这里还想说的是，晚清民初的那些社会变动中，究竟什么对于这些普遍的边缘知识人最有震撼力？我想挑出三件大事来分析，一是科举制度的终结，二是清帝国的覆亡，三是西方文化和现代城市的影响。
也许是边缘知识人的身份角色和经验阅历的缘故，这三者对他们个人的震撼可能不同。由于使他们的前途直接受阻，科举制度的废除，影响到一大批人的命运选择，因而在书中看到的是他们的痛心疾首，詹鸣铎对科举考试记载甚多且详，说明经历和记忆在他心中的深刻，书中对“到郡七次，皖试四科”有那么详细的描述，从手提考篮随灯牌进入，在天地玄黄千字文的号房坐定，到持下封贴内外加锁，到初试后的“遍体寒栗，两手如冰”，一直到最后那次放榜时，“大雨纷纷，观者如堵，立后面的人，说前面的雨伞遮目，竟把撕破。看榜的人，竟无一不心慌，无一不着急”，证明他们对这一考试的期待是何其殷切。但是，考中的“如醉如痴”，居然不过是一枕黄粱，志得意满也只是转瞬之间，这对他们的打击实在太大，王振忠从《振先杂稿》中引用了废除科举后他所作的《恨赋》，说明他们心理的沮丧实在是很厉害，他们因为“万里云程付渺然”而长叹“他生未卜此生休”，于是，只好改进上海的法政讲习所，这一事件从此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取向和知识方向。
清帝国的覆亡在历史著作尤其是断代历史书中，也许是一个休止符式的重要标志，但是对于这批读书人来说，它似乎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中说的那样重要，也未必是一个震撼性的事件。自从甲午之战、庚子赔款、科举废除以来，一般知识人已经预感到国家不得不变，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诏停科举，办新式学堂，宣统元年（一九○九）设宪政编查馆，自上而下已经是“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当时的时变之风，已早就不止是“起于青萍之末”那么微弱了。詹鸣铎在接受调查户口的时候就说，“朝廷变法之后，预备立宪，查立宪政体，立法、司法、行政，有三大机关，立法、司法权归社会，而行政权则属官府”，对这一变化，他们早有心理准备，因此辛亥革命一起，对于大清朝廷的颠覆，他们倒也不紧张。说起来，詹氏紧张的只是“以致银根紧急，钱庄倒闭，杭州豫和，亦被挤倒”，可是很快，没想到警察居然也会来预告，“今夜城内八十一标营、八十二标营要兵变”，儿戏般地便“忽闻杭州也光复了”，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着实很有趣，“所谓光复，所谓欢迎，曾几何时，而满清政府顿付诸无何有之乡”。我想，他们之所以不紧张，不仅因为早有预感，还因为他们作为汉族人能坦然地接受变化，对于他们来说，把马蹄袖服换了革履洋装，把“蛮夷”的辫子剪掉，便成了“文明”的大汉子孙。
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城市生活的刺激，从长时段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看，其实对中国来说是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可是，对于具体生活在那个世界的詹鸣铎来说，却似乎只是见识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在他的心目中，“上海为中外通商的地方，穷奢极侈，凡出门的回家都道上海非凡之好，我平日久欲一为游玩，今日来到，如愿以偿”。本来，比起一个制度的兴废和一个王朝的更替来，城市化和西方化的刻痕可能会更深更痛，但这只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在当时的詹鸣铎那里，却只是看到高大的洋房“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看到城里的夜空“高点自来火，齐上电气灯，看到马路上往来的女子“人影衣香，玩之不尽”。尽管看到的种种风景中，有西洋舰船，他只当做“楼阁玲珑美轮奂，居然广厦千万间”，有出品大会，他只当做“大都兴会皆淋漓，一般竟把奢华斗”，有新式体操，他只当做《易筋经》和五禽戏。在这个徽商眼中，似乎更多兴趣在“野花一路妖娆甚，人影衣香看不尽”，本来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西洋文明和城市生活，却在他这里，轻轻地被看成是耳目声色之场，“无非世界空花花”。
那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就像上海滩上李文忠祠和巴士礼像并立，洋装和马褂同列，青莲阁底下裸体美人西洋镜和群仙茶园的古装戏曲争奇斗艳，既有“革命党到处密布”，也有老学究“身穿老古套的熟罗折衫”，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史风貌。在那个时代中生活的一般知识人，经历了种种世变。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制度史的变迁，清王朝的覆灭，是政治史的更替，上海城市生活的渗透，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他们究竟如何反应？尽管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中，对制度、政权和文化的变迁自有其轻重的判断，不过，在当时的个人生活经验里，它们的轻重却并不像后来历史书写那样排序。而社会变迁中的当事人感受，没有理由被排除在历史体验之外，恰恰它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一般状况，也构成了我们重新书写社会史和观念史的基础。
二○○八年一月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