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我以626分、辽宁省普兰店市38中理科状元的高考成绩，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当时，整个普兰店都轰动了!生我养我的邓屯沸腾了!村里为了祝贺我特意放了许多鞭炮，用乡亲们的话说，我是这个村里第一个去首都读大学的后生啊!而且读的是全国最好的大学!
在喜庆之后，父亲开始为我的学费发愁。家里就靠那几亩地维持生活，就是砸锅卖铁也筹集不到这笔学费啊!但经过媒体报道，大连市的一些企业承担了我在北大5年的全部费用。
踏入北大校门后，我的心情变得平静下来。学费有人赞助，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就一门心思钻研专业课，很少参加各种社团的活动。那时的我和许许多多的北大学子一样，都相信属于自己的是美好的光明坦途。
转眼到了毕业。2005年4月的一天，我拿着简历第一次去人才招聘会场。好不容易挤进人堆，我在一家招聘台前递上求职材料，主管看到写有“北京大学”的毕业证，注视我的眼神有了亮色，问我：“你的其他等级证书齐全吗?”我又把自己的外语、计算机等级证书交上去，一切都按照我的习惯，没有附带一句自我推销的旁白。
正在这时，旁边一位学生挤上来，招聘主管似乎一下子被那个学生大方的自我介绍吸引住了，说：“你这个小伙子很开朗，留下来吧，呆会儿我们再跟你详细谈谈。”
此时此刻，我从心里羡慕那个侃侃而谈的同学，几次也想上前重新介绍自己，但我鼓了几次勇气始终没好意思张口。最后，见没人再理会我，只好怯怯地抽回自己的材料，悻悻地走开了。第一次求职的失败让自尊心极强的我心灰意冷。后来的几次求职，我得到的待遇惊人地一致：客气地被拒绝。
2005年7月底，我被迫离开北京，把目标锁定在沈阳市一家疾病防控中心，可一打听，编制已满，不需进人。于是我只好回大连市找接收单位。
大连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到了12月初，我已经把求职要求降到了最低限度：工作只要和自己的专业沾边，月薪1000元以上就可以。可是，屡试屡败!我的心情变得极为郁闷，感到无限迷惘和彷徨。
我最后还是回到了唯一能让我沉静下来的故乡。在父母无言的关爱下，我开始反思：“北京大学”这张文凭到底是光环还是阴影?
2006年元旦前的一天，我平静地对父母说：“爸，妈，反正工作的事情也落实不了，从现在开始我和你们一起穿糖葫芦、卖糖葫芦，既能锻炼一下我的性格，也可以多赚些钱。”
父亲听了我的话叹了一口气，说：“你一个北大的毕业生，竟然去卖糖葫芦，不叫人笑话吗?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还是去找工作吧!”
我这一回说干就干。一大早，我穿好衣服，冒着凛冽的寒风，蹑手蹑脚地推着车去镇里卖糖葫芦了。我吃力地把自行车停在身旁，把插糖葫芦的秫秸架子立在眼前。尽管在此之前我下了狠心：不让“北大毕业生”这张招牌羁绊自己走入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我要向自己挑战!可是，当我听到有人议论道：“这不是邓屯的武小锋吗?那个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怎么卖糖葫芦来了?”“对!就是当年那个理科状元，他是没找到工作，不得不来卖糖葫芦!”当众人异样的目光扫过来时，我觉得好像有许多芒刺扎在身上，十分不自在，只好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不敢抬头看人。
此时，距离我100米左右，我中学的同学李军也在卖糖葫芦，他大声地叫卖着，声音很洪亮。我也想像李军那样大声地吆喝叫卖，可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张了几次嘴都没发出声。眼看着许多人都去李军那里买，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一支糖葫芦都没卖出去。
我心急如焚，逼着自己张开嘴吆喝：“卖糖葫芦了!”随着我叫卖声音的逐渐增大，顾客越聚越多，生意越来越好。可能许多人都想看看我这个北大学子是怎么卖糖葫芦的吧，或者大家出于同情，有的人一次就买了我几串糖葫芦。看着花花绿绿的钞票放满了铁皮盒，我感恩的同时胆量也越来越大，吆喝声情不自禁地越来越大，而且还能喊出花样：“买一串一元钱，两串一元五!”“过来尝尝香甜可口的糖葫芦，不尝不知道，尝了忘不掉，买一支尝尝!”结果，我的糖葫芦竟然比李军先卖完了。
初战告捷，半年来我头一次体会到心里喜滋滋的感觉。
说起来，我还是沾了北大的光。半个月后，我的事被无处不在的媒体报道后，先后接到了全国三十多家单位打来的招聘电话。
2006年1月14日，我参加了一个与4家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见面会。
有过这段卖糖葫芦的经历，我再也没有在北京人才招聘会上那种怯生生的感觉了。有位领导故意“难为”我：“假如在这次见面会以至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你仍然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你该怎么办?”我很自然地说出了心中的想法：“经过屡次求职挫败的考验，通过在家里卖糖葫芦的磨炼，我渐渐地懂得，一个人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尽早地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
当时，我听到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也似乎听到了自己的精神重振和重生的声音。我希望，从此，除了学业，“北大”二字在我的生活中渐行渐远。
（王兵摘自“中国青少年人才网”，宋德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