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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时候，男人租住了我的储藏室。储藏室狭窄阴暗，那本来就不是为了居住而设计的。男人来到这个城市，坐了两天一夜火车。老乡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很累，工资也很低，可是男人说，这比在老家强多了，无论是伙食、工作强度还是收入。他在老家是什么样的日子，可想而知了。
       问他工地上有没有工棚?他说有。租房子，是想把他的爱人接来。“刚给她找了份在饭店帮厨的活，管吃，一个月400块钱。在我们乡下，得近半年赚呢。”他红着脸说，“再说我也有点儿想她了。”男人的脸膛很黑，似乎总也洗不干净。我知道那是他的肤色——在遥远的大山里，泥土的颜色，深深沁人他的皮肤。
       女人在一个清晨走进他们临时的家。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很多，声音又粗又亮。男人给她介绍，说这位是房东，女人侧过脸，向我笑笑，当打了招呼。然后她把男人的脏衣服拾进一个洗脸盆，“哗哗”地搓洗起来。我提醒男人说，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应该让她休息一下。男人笑着说：“没事，乡下早习惯了。”我转身往楼上走，想起钳子还忘在他们屋里．回去取，却看见坐在洗脸盆旁边的，已经换成了男人。
       储藏室里没有水管，男人用水，需要来我家提。他总是站在门口，把水桶递给我，我打满水后，再递给他。让他进屋坐，他死活不肯。“我这一身脏，就不进去了。”他说。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那是一种卑微的微笑。可是那种卑微并不乞求你的怜悯，那是一种刻意与你拉开距离的表情。
       仅仅有一天晚上，他进了屋，爽快地换上拖鞋。他穿着雪白的袜子，那上面甚至还留着折痕。显然袜子是刚换上的，为进一次屋子，他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站在客厅里告诉我，广场上正在摸奖，头奖20万块呢。我问他：“你也想试试?”他点点头。我说那你就试试，不过千万别掉进去，这种事落到你头卜的概率很小，就像天上一个炸雷正好击中躺在床上睡觉的你。他笑笑，这时桶里的水满了，男人提了水下楼，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
       第二天我在楼下遇到了男人，他急匆匆往这边走，手里抱一盆花。花是草花，没有名字。也许有名字，只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花栽在黑色的薄塑料盆里，塑料盆又小又丑。我问他：“摸到20万了吗?”“20万没摸到，不过摸了一盆花!”男人兴奋得满脸通红，“摸奖现场的花，他们要扔掉，用卡车往市郊拉，我就要来了一盆。这要放在窗台上，多漂亮!”似乎，得到一盆花，远比摸到20万块钱让他高兴。进了屋子我才想起，储藏室的窗台上，根本没有阳光。我不知道那盆草花会在那里活多久。
       很快到了夏天，男人开始变得不开心。有时在楼下遇到，匆匆和我打一个招呼，却是眉头紧锁。记得一个雨天，男人没有出工，我提了酒和下酒的小菜找他喝酒。他说建筑队不能按月发工资，只等年底一次给清。听别人说现在这个老板很赖皮，他怕自己受骗，到年底一分钱也拿不到。他的话让我有些伤感。
       后来男人说，幸亏让他爱人来了。他爱人赚到的钱，减去两个人的花销，总会剩那么一点点。他们每个月都会去一趟邮局，把剩下那点儿钱寄回老家，让他们的父母买些农药化肥，让他们的儿子能够继续读书。“400块钱．减去两个人的花销，还能剩下?”我吃了一惊。
       临走前我瞅了一眼窗台上的那盆草花。花朵已经凋谢，叶子却长得茂盛。窗台上没有阳光，花的生命力让我惊叹不已。
       秋天时他们的日子更是难捱。市里连续发生几起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在那段时间，加强了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警察们常常在夜间突然袭击，检查他们的暂住证。我劝他不妨办一个暂住证，男人说：“办个证，得好几十块呢。我们一个月下来，也就省下这点儿钱。”以后碰上查暂住证，仍然躲出去。那时已是深秋，街上很冷。两个人走到街心花园，在冰冷的石椅上，在寒风里，一坐就是半宿。有一次下了雨，他们又没有带雨具，就在街心花园里淋着雨，天很晚了才回来，冻得就像两根红萝卜。其实不远处就是一家商场，商场外面的遮阳棚完全可以避雨。可是他们硬是不肯躲进去。男人对我说，淋点儿雨倒没什么，就怕有些人看他们时的那种目光。那目光里包含了太多的歧视，落在身上，远比淋雨让他难受。
       男人的工资，仍然没有发放。女人的工资，再一次被降低。现在他们减去花销，几乎不剩分文。晚上我去看他，他正在浇窗台上的草花。已经初冬了，那草花的叶子，依然是绿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建筑队已经停工。他又找了另一份工作，是在家具市场干装卸工。钱虽然不多，不过可以按月发。装卸工没有宿舍，这也是他继续住在储藏室里的理由。
       冬天里雪花纷飞，他开始计划着离开。他说装卸工的竞争也很厉害，他的身体，又比不得别人。他说了好几次，却一直咬牙坚持。他说要过年了，怎么也得攒点儿，回家过年用。他一次又一次去讨他的工钱，一次又一次空手而归。临过年的时候，市中心广场再一次举行福利彩票摸奖，男人再一次动心。这次他为自己准备了20块钱本钱。他对我说，如果能够摸到一等奖20万元，哪怕摸到二等奖5万元或者三等奖一万元，建筑队老板欠他的钱，他就不要了。“我当场把那张借条撕了!”他恶狠狠地说。“可是这跟你摸到奖有什么关系?”我说，“你的血汗钱你应该要啊!”“不要了！”他重复着自己的话，“真的不要了。”
       当天晚了，男人最后一次和我喝酒。他说连最小的奖也没有摸到，他注定要空着两手回家。
       酒喝到最后，男人流下了泪。他用一只手去擦，却总也擦不干净。男人有着粗糙的面孔，他的胡子几乎遮住他大半个脸。男人虽然卑微，可是他一直很坚强。但是现在这个坚强的男人正在流泪，泪水滴进他端起的酒碗，他闭着眼睛，一饮而尽。
       男人搬走后，我在储藏室的窗台上看到那盆草花。它已经枯萎，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过了年，男人真的没有回来。他像奔向大海的一滴水，无影无踪。春天的一个午后，我去储藏室找东西，突然发现那棵很久未曾浇水很久未曾见过阳光的草花，竟然奇迹般地长出两片淡绿色的嫩叶。那之前我一直以为，那种草花，只可以活一年。后来我想，也许它们本来都是可以过冬的，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强行剥夺了它们生存的权利。——第二年，它的叶子不好看了，长出了难看的高茎，开不出漂亮的花朵，对城市来说，就不再是点缀，而是丑化和负担。于是人们把它们丢弃，像丢弃千百个流浪汉，或者千百个流浪汉一样的农民工。
       我知道那男人不可能再回来。他给城市注入了生命，城市却没有善待他。他是千百棵被遗弃在郊外的草花中的一棵，属于城市的生命，在开花的那一刻，就已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