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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以后，迅速在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趣的是，这本从科学角度分析生物进化原理的著作，不仅被生物研究者持续地加以关注，而且也被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加诠释，由此而形成社会进化论，通过这一途径进而深刻地影响到现实的政治实践。社会进化论所掀起的热况，也许可以用“地下茎”来比喻。植物学中所说的地下茎，在泥土下以极强的生命力不断滋伸，《物种起源》中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等观点便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不仅吸引大量研究者做出多种诠释，更被奉为国家强盛的金科玉律。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进化论的热潮在东亚也并未缺席，相关西方著作被大量地翻译为日文与中文，政治实践者们不仅阅读这些作品，更根据己身的政治现实选择性地撷取社会进化论思想光谱当中的不同思想资源，作为建构国族历史的理论根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选择性地撷取与实践，恰好折射出一段既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东亚思想史。
       就西方的思潮脉络而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当中提出：“所有生物物种包括人类都是自然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产物，而支配这一进化过程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一观点出现之后，迅速引起不同学科的讨论与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一向以博物学家自居，并自费赴各国从事科学考察，他的进化论观点是基于他的科学观察与演绎而出，达尔文本人并未尝试将这一由科学观察所得出的结果应用到人类社会的领域。将进化论应用到政治社会哲学的首推斯宾塞（Ｈerbert Spencer）。在斯宾塞眼中，社会如同一个有机体，而达尔文在生物界当中所观察到的“适者生存”规律可应用于解释与分析社会发展。如同麦克·霍金（Mike Hawkin）所提醒的，斯宾塞这一将进化论纳入政治社会哲学的做法，有其特定的时空脉络——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正是讲求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义高涨的年代。事实上，侧重发展与进步的史宾塞，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便已是自由放任政策的旗手，将进化论应用到政治社会哲学，也可谓通过“科学”而将自由放任的思维正当化。
       同样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学说也迅速地在各国引起强烈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斯宾塞的观点并非全然不变地为人引用诠释，相反的，他的核心观点经受了从不同面向加以诠释，这也就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面貌颇为多样复杂。就日后著作为东亚所翻译的社会进化论论者来看，其中，赫胥黎与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是两种不同的代表类型。赫胥黎并不认为生物界的原理可以完全用于社会分析，另外，他也不认为社会进化论宣扬自由放任。在赫胥黎眼中，人将由生物意义下的人演化为具有伦理观念的人，为了己身的和平，也会与邻人维持和平关系，这也就限制了完全的自由放任与适者生存逻辑。不同于斯宾塞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着眼于工业化社会的开展，他认为，政府应在教育等公共资源上做更多的投入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不过，赫胥黎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进化论者，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坚信，适者生存的逻辑将发生在国家竞争的层面上。如果说，赫胥黎恰恰是提出了一个伦理观点，用以说明适者生存逻辑的具有限制性，那么本雅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观点也有着同样的意思。对于人类社会的竞争逻辑，颉德认为，在原初时代，人类采用的是以暴制暴的丛林法则，然而，步入工业社会之后，国家之间的竞争法则与天生的血统、种族等自然因素无关，而与国民的素质、政治的自由等有直接的关联。赫胥黎与颉德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思考，在一个工业社会背景之下，一个良善的社会该如何构成其关系？颉德以利他主义作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在这样的思考下，极力反对进化论的宗教（进化论的出现摧毁了世界由上帝所创造的基本信念）也被颉德认为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因此，从斯宾塞、赫胥黎到颉德，虽然同为社会进化论者，一个提倡自由放任，一个提倡政府、提倡政府应对公共资源做投入，一个思索工业社会背景下国家竞争力与社会团结的问题，他们主张的不同可说正好展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多样且时而互相矛盾的面貌。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多样面貌并未就此止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达尔文的作品被翻译成德文之后，德国的知识分子们不仅视之为科学之作，更尝试将之带入政治社会领域。与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源起于自由放任与个人主义的脉络有所不同，德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更多地将之放置于威权政体与德国利益的思考当中，动物学家出身的恩斯特·海克尔就是一个著名的代表。一方面，对铁血宰相俾斯麦极为尊崇的海克尔，他所强调的是国家而非个人的适者生存，所谓的“好公民”应服膺整体。另一方面，他也提出相当极端的反平等主义（anti-egalitarian）。在他眼中，不同人种生来便不平等，这是由于面对竞争的适应能力有所不同。海克尔更依语言与头发类别而将人类区分为十二种类与三十六个人种。在这一分类当中，劣势人种并无逆转的余地，而德国人始终将保持一定的优势。正是此一观点日后逐渐成为纳粹的德意志优越理论的根源之一。
       进化论进入东亚，首先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这一理论在日本的首倡者为摩斯（E.S.Morse）。对进化论极为信仰的摩斯原本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因为日本有着丰富的腕足类研究资源，于一八七七年渡海抵日，授课于东京帝国大学。他在帝大的授课内容即包括每周讲授一次进化论，由此促成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日本的扩散；一八八三年，摩斯在东京帝大的授课内容还以《动物进化论》为名结集出版。
       至于社会进化论的译介，则与明治维新之后热络的西书翻译潮与在地的政治现实有直接的关系。明治政权建立之初，日本内部洋溢着争取自由民权之声，相关的西方书籍也接连被翻译，例如英国政治哲学家穆勒（John Mill）的《自由论》（日译为《自由之理》）于一八七一年被翻译出版、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日译为《美国的民主政治》）也于一八七三年翻译出版、法国哲学家卢梭的《民约论》（日译名相同）则在一八七七年出版。在政治实现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自由民权运动活跃的年代，自由民权运动者板垣退助等于一八七四年所提出的民选议会的提议便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尽管在全面西化的既定方针与思潮下，民选议会这一概念并未受到反对，不过，一旦涉及具体实践的时候则引发了不同意见，例如所谓民选议会是以全民为主体还是以士族为中心？不同见解的政治意见，并且各有支持的报纸大加宣传。有趣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关于日本的国际处境与现实的讨论，使得民权论与国权论在日本的独立与强大这一感召之下产生竞合关系，或者说，面对国家发展为主轴的议题，民权论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当时，侵朝问题再次被提上台面，思想界自身也出现了变化。依据丸山真男的考察，一八七七年福泽谕吉已阅读过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之后，他的观点逐渐从力倡平等移转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思考，例如一八七八年的《通俗国权论》当中，福泽谕吉就提出了军事力量是主张道理的器械的观点。
       不过，对当时日本的思想界来说，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加藤弘之的转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加藤弘之将物竞天择的逻辑带进他的《人权新说》与《强者的权利的竞争》当中，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做此转向之时，恰逢社会进化论在日本开始受到热烈的讨论，同时这个逻辑也被运用到关于日本如何面对西方的“日本人论”当中。在明治初期，加藤弘之秉持天赋人权的立场，不过，与受英法自由民主思潮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者们不同，加藤弘之在此时即着手翻译德国国家学者布隆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的《国法泛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德国极为流行的国家学，其背后正是启蒙专制主义的主张，而被日本称为德意志学之父的加藤弘之对该主张所倡导的政体形式颇有好感。到了一八八二年，代表加藤弘之转向的《人权新说》出版，根据田忍《加藤弘之》一书的看法，《人权新说》一方面凭借生存竞争与生存淘汰的法则指出，社会成员各有优劣，因此，主张人天生便有相同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天赋人权说仅是一种妄想；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国家握有大权之重要，其主要理由在于，国家唯有通过庞大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如同丸山真男所指出，加藤弘之的进化论是受到德国海克尔的影响，事实上，两者的进化论确实也同样地指向一个威权政体。在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日本思想主流之际，优胜劣败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的操作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当程度上正是这样的一个产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福泽谕吉也经历了思想的变化。他提出，要抵挡西方文明国家的力量，日本应当结合邻国中国与朝鲜，虽然中国与朝鲜迟钝，无法抵挡西洋力量，不过，日本应当对这两个国家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虽然他本人支持朝鲜的改革派，不过，甲申事变之后，日本介入朝鲜的力量受挫，福泽谕吉因而认为“与其等待邻国开化共同兴亚，不如脱离他们的队伍”，“亲近恶友的，不免要与其共享恶名。我们要在心中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进化论进入中国，当然首推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严复出生于一八五三年，于一八七七年得有机会赴英国学习海军。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留学期间，与出访英国的郭嵩焘结为忘年之交，两人对于西洋富强之道的见解颇为一致，都认为西洋并非仅止于船坚炮利，更有值得专研的思想与政治社会制度。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挫败，促使原本就有革新思想的严复也投身改革运动，不过，他在西学译介上的成就要更为显著。自一八九六年开始，天津的《国闻报》开始刊载严复翻译自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一作品当中，严复一方面尝试透过中国哲学（例如老庄等）的概念诠释社会进化论；另一方面，他更创造了日后广为使用的“物竞”（生存竞争）与“天择”（自然淘汰）的观念。除了《天演论》之外，他之后还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以“群学”的概念诠释社会学，这也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创见。
       就政治实践与理念传播的角度来说，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开展，梁启超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戊戌政变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日本，而此时的日本不仅已处于接受社会进化影响的高峰期，同时也是“日本人论”——国民性讨论不断生产的年代。其实，在戊戌政变之前，梁启超便已通过严复的翻译接触到社会进化论，并深有感触。在日本流亡的日子里，一方面，梁启超通过日文阅读西洋译著与日本本地的书籍，一八九九年的《论学日文之益》一文当中就详述了这个求知过程。事实上，一九○二年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即是依日本译文为材料。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接受并传播社会进化论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日本极为活跃的政论家高山樨牛与浮田和民的影响。如果考究梁启超接受社会进化论之前与之后的观点，可以看出，其不变之处在于对世界人种的分类，而其变化则在于影响不同人种竞争的因素。就前者来说，戊戌政变期间的梁启超已将世界上的人分为黄种、白种、非洲黑奴、美洲红人与马来棕色人种五类。就后者来说，一八九七年，他在《论中国之将强》一文当中，以西方流行的头颅测量（如脑容量、角度等）的“科学”方法推论，在世界五种人种当中，仅有黄种人与主宰世界的白人较为相近。事实上，在社会进化论的传播过程当中，严复于其所译《天演论》的“最旨第十五”一节当中，亦特别自加附注说明“颅相学”的方法。在一八九九年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当中，于提到北美与大洋洲现今为白种人殖民统治的区域这一事实之后，梁启超接下来从人种习性的观点阐发，认为白种人傲慢、懒于承担苦役，棕色人种不仅懒惰且欠缺聪明才智，他因此推论南美与非洲未来必为黄种人所统治的区域。在此，梁启超所说的黄种人指的乃是中国人。
       一九○二年是梁启超阐述社会进化论最力的一年，这一年当中，他至少发表了三篇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关的文章，其中，对于不同人种优胜劣败的逻辑，他做出了不同于人种性格决定论的诠释。依日本学者的研究，其《新史学》当中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部分相当程度地受到高山樨牛与浮田和民的影响。这两位学者先后都曾担任《太阳》杂志主编，也都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的政论家，并且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吹者，不过，二人理论构造有所不同。高山樨牛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建构日本帝国，而浮田和民则延续福泽谕吉“一身独立而一国独立”的论点，将立宪主义与帝国主义加以结合。梁启超写作该篇文章之时，其所受到的影响来自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西洋上古史》以及高山樨牛的《世界文明史》。从浮田和民那里，梁启超借用了“历史的人种”此一概念的名称。事实上，浮田所谓的“历史的人种”是指因语言、文化等后天因素所形成的人种。但是，梁启超则依据是否具有自我团结与外扩能力而区分出“历史的人种”与“非历史的人种”。高山樨牛的影响则显示在其所著《世界文明史》一书，此书受到法国作者哥比诺（Joseph-Arthur de Gobineau）之作《人种不平等起源论》（一八五三）的影响，哥比诺以极端白人优越的观点论述人种起源，而高山的日本主义系谱则是建立在黄白人种竞争的对抗之上。高山的这一说法，与梁启超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所言历史无非就是人种的发达及其竞争的叙述的观点有相呼应之处。另外，在梁启超更具影响力的文章《新民说》当中，更以“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取法之道”为题，并通过详尽的各国人口统计等数字说明西方国家之间的竞逐情形，借以说明优胜劣败之理。之后，他则以中国人欠缺公德心等关于国民性的论述，指出中国在优胜劣败生存逻辑当中所欠缺的事项。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所透露的讯息，不再像他之前所主张单纯以“种族”性格论优劣，而是加入后天条件的累积以使竞争条件更具优势。
       除此之外，该年最有趣的文章可能是《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一方面，有趣之处在于翻译作品因不同社会脉络而形成不同的解读，另一方面，则是在该文当中，梁启超尝试透过颉德的社会进化论详述社会进化所需的正面的国民性格。就前者来说，如同詹姆斯·里夫斯·普西（James Reeve Pusey）的《中国与达尔文主义》（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一书所指出的，颉德确实主张利他主义，他的作品当中确实也有“利他以利民族发展”之类梁启超亟须的字眼。然而，颉德之所以主张利他主义，在于他认为如果极端地自由竞争，反而将导致在竞争上占据优势者将资源给予自家人的封建主义，这样反而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状况。也就是说，从时空脉络来看，他是在修正英国当时极端的个人主义，所以，他力倡利他主义以缓解不公平竞争的情形出现。不过，在梁启超那里，这个想法则被“翻译”为社会需要有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以利民族发展的集体主义。如同学界公论所指出，梁启超首先带进了民族主义与国民性等现代国家概念。然而，不可不去讨论的是梁启超对社会进化论的看法，因为社会进化论优胜劣败的竞争逻辑，让他得以在一种救亡图存的情境下力倡民族主义与国民性的改造等问题。
       至此，社会进化论的东亚之旅尚未结束。十九世纪末期的朝鲜，内部经受改革派／保守派在权力上的对抗，而外部更面临日本的虎视眈眈。朝鲜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俞吉浚悲剧的一生，足堪视为社会进化论东亚之旅的另一个写照。具有改革思想的俞吉浚于二十五岁之际，得有机会随视察团赴日，并于福泽谕吉所创办的庆应义塾入学，受福泽谕吉熏陶甚深。二十七岁的时候，随朝鲜最早的赴美使节团赴美，在美国期间，几乎日日参观博物馆认识美国历史。一八八五年游历欧洲返回朝鲜之后，旋即被保守派逮捕并度过五年软禁的生活。在监禁期间，他投入撰写《西游见闻》。事实上，这部作品当中同样包括对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的翻译。俞吉浚期望将西方先进国家的社会制度等介绍给朝鲜国民，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见闻》当中同样将人类历史分为未开化、半开化以及开化等三个等级，这显然是以社会进化论作为思考方式的产物。然而，历经二十世纪初期以来日本的侵略而且朝鲜最终沦为殖民地，原本希望通过学习日本文明改造祖国的俞吉浚反转他的社会进化论立场，并以沉痛的心情主张弱者的权利：他将福泽谕吉《劝学篇》一文的开头“天不生人上人，亦不生人下人”改写为“无国上之国，亦无国下之国”。这或许是失去国家的悲痛对社会进化论的深沉反省。
       如同地下茎一般的社会进化论的东亚之旅仍持续繁衍。就日本来说，在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之后，社会进化论内化为各式各样与西方对抗的人种竞争的重要思想根源。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仍在讨论“近代的超克”——这场战争如何建立西方之外的文明？对中国来说，梁启超凭借社会进化论所强调的民族主义与国民性改造等问题，也不断地被讨论，甚至还延伸到优生学等问题上。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社会进化论始终不断地依在地的脉络而繁衍为不同的议题。不过，在知识分子圈内充斥着随社会进化论而起的一片追求文明的喧声中，鲁迅是少数的例外。早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在他的日记当中也记载了对进化论的好感，然而，回到中国的现实环境之后，尽管周围一片对进化论的拥戴之声，但他却选择清醒的反省立场。
       社会进化论的东亚之旅，犹如一面历史之镜。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是东亚共同的热切追求，然而，极端化的情绪恐怕也是东亚知识分子的共同写照。在追求西方文明的同时进而与之对抗的日本，直到“二战”后才有“悔恨共同体”（不认同战争却也参军）例如丸山真男等对日本所追求的西方文明进行反省。而寂寥的鲁迅面对追求现代文明的反省，却又有多少人从东亚视角了解他的进步性？以古讽今其实是个不见得能成立的说法，因为历史脉络始终有所不同。不过，当全球化、国家竞争力之类的时髦名词再次于东亚各国响彻云霄之际，不管是早熟的先见之明——像是鲁迅，或是迟到的深沉反省——像是丸山真男，我们都总该从历史之镜当中找到清醒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