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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说我的胰腺炎是因为不节制的饮食习惯造成的。每次对我的医嘱中，都不忘加一句：切忌暴饮暴食!
       暴饮暴食生活习惯的养成，与我的身世有很大的关系。我生于1969年，虽然饿死许多人的大“灾荒年”已过去了9年，但供应依然很紧张，所有的消费品都必须凭票才能供应。票是按户口上的人口数发放，有了票只代表你具备了买某种商品的资格，而最终决定你是否能将货物买回家的，则是钱。
       我们一家4口，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过活。父亲的工资不高，只有四十几元钱，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只有10元左右。这10元包括油、盐、柴、米、书本、学杂、生病、吃药、婚丧、寿庆等。这些需求很像一只只庞大的巨蜥，而那可怜的10元钱，则很像一只瘦骨嶙峋的鸡，丢进巨蜥群中，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连毛也剩不下一根了。
       细心的您一定会发现，在以上诸项必需的开支中，我没有罗列衣服和肉这两项。这两项比起前面那些东西的迫切性显然要差些。衣服可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几尺布票，一来一往就能对付9年。因此，衣服不作为常规开支，是显而易见的。
       而肉，相比于油盐柴米来说，确实也算是可以削减的奢侈品了。在每月每人只供应半斤菜油的情况下，油也几乎快成了可以削减的生活品，很多人家，是将油用来炒盐，然后用来煮菜。还有人家，则是用一张草纸蘸点儿油擦擦锅就炒菜，无论炒什么菜，一律有一股原始铁板烧的焦煳味。
       从我记事开始，我家的下饭菜，基本就是土豆、莴笋、白菜之类可存放很久的蔬菜。因为它们经久不坏，所以价格便宜，而且可以在最低价的时候买来存起来。其烹饪方式，主要采用煮熟放盐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节约油。
       因为肚里油水少，我从小胃口奇好，饭量大得惊人。8岁时，我在乡下做客，曾眼睛不眨地吃完四大碗土豆煮面条，害得好客的男女主人饿了一顿。12岁那年大年初一，我气壮山河地吞下了65个汤圆，那可是我们全家当年供应的汤圆面和馅的三分之二。
       关于贪吃而忘乎所以的故事，在我身上发生得实在是太多了。从很小开始，我就有一副好胃口，很多人都说我像“七把叉”，我最初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连环画，知道他是一个胃口奇好但最终在一次饮食比赛中被胀死的可怜家伙，为此我很忧伤。我忧伤不是因为人们说我像那个长得奇丑的瘦子，而是锥心刺骨地感叹，为什么这么美好的比赛，在我身边就没人举办呢?
       父亲对我的大胃口颇有微词，认为我那样的瘦体格根本不可能消化那么多饭。因为按当时供应的粮食定额，我每月只有24斤，父亲说，这只够你吃半个月，如果你再敞开肚子吃，那么，别人就要挨饿了!
       为此，母亲和父亲吵过几次架。她说：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宁愿挨饿，也要给他吃。
       同意她想法的还有我的外婆。在我“长身体”的那几年时间里，老人家每晚临睡前都会走上数百米路从家里给我端来一碗饭，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她总说自己老了，胃口不好，吃不了那么多。事实上，直到30年后的今天，她老人家已83岁了，但依然能吃两碗白米干饭。遗憾的是，当年贪吃的我，却只在意饭菜的香味，而忘记体会饭菜背后隐藏的亲情。
       在童年到青年这一个时段，包括我朦胧的青春期在内，我心中想的事大多与吃有关。而在那个年代，我最美的梦，大多是睡在一张床那么大的油条上狂啃鸭屁股。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一切与人内心的愿望有联系。这一点我信，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理想就是：努力读书，找工作挣钱，挣了钱，吃够烧腊鸭!
       我从小就知道这个理想很丢人。因为它与我们从小所受的要为哪一项事业奋斗终生的宏伟理想相差得实在太远了。我也时常检讨自己的没出息，但不管怎样检讨，却总是难以扑灭这个理想。以至于吃够烧腊鸭，成为我顽固坚持的理想，一直保留到成年，并在机会成熟的时候，狂而猛烈地实现之。
       所谓烧腊鸭子，实际就是卤板鸭，烧腊户将鸭杀死去毛，渍盐后用竹棍撑开拉平烤干，然后送入卤锅煮熟即成。卤锅中的卤水，以炒冰糖起底，加入酱油、胡椒、八角、山奈、茴香等香料，佐以熬骨的老汤，其香味足以使任何食肉类动物失去理智。
       70年代中期，一只中型的肥硕油亮的烧腊鸭仅卖8角钱。但折合成米，也是六七斤，因此，大多数还没解决温饱的家庭，除非逢年过节，平时是决不敢轻易去消费的。
       我承认，在我几十年的人生中，烧腊鸭子决不算是最好吃的东西。但在人生初期，它绝对是我所见过的最好吃的食物。这有点儿像是爱情，初恋不一定最好，但一定最难忘。
       我永远怀念少年时代那不多但却刻骨铭心的吃烧腊鸭的记忆。每次爸爸发工资，就会买上一只或半只，用油纸包着拿回家来，大致平均地分成四份，全家每人一份。这是我们全家难得的一段幸福时光，父亲喝着酒，我和弟弟端着各自那份块数不等的鸭子，互相比较着谁的肉多，并互换对方碗中自己爱吃的那一部分。而母亲，则将自己碗中肉多那部分掐下来，放到我们两兄弟碗中，自己嘎嘣嘣地嚼骨头。
       十几年之后，我参加工作了。那时节，鸭子也不再论只卖，而是一两元钱一斤了。我的工资虽不高，但集中火力每月吃上十几顿鸭子也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于是，我就开始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吃够烧腊鸭。
       和很多不具实际操作性的空洞理想不同，我的这个理想极容易实现。其副作用便是从我17岁参加工作时体重仅有105斤，到工作后的5年，基本不再想狂吃烧腊鸭子为止，狂长了50斤。我当年单手拎一只鸭子边走边啃的豪迈吃相，至今仍是当年的老同事见面的谈资，如今回想起来，依然如鸭在口，满嘴生香。
       我一直为自己这个没有出息的理想耿耿于怀。但不久前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一个有千万身家的老总，闲聊时，他无意中说起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吃够猪下水!”
       那天，我差点儿扑上去与他拥抱。
       (苗先春摘自新浪BLOG“曾颖眼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