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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5个女兵是1969年4月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的，当时我16岁半。
       过“五一”了，说有一辆大轿子车和一辆大解放车结伴上山，让我们5月2日9点到大门口集合。当我们按照预定时间准备上车的时候，才发现探家回来的干部战士早就上了车，黑压压地把轿车的位子都坐满了。那时候的军人没有照顾女士的概念，况且他们原也不知道会有女兵上山，就满车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们看。我是班长，看看车子最后一排还能挤进两个人，就叹了一口气说，3个人上解放车大厢板，两个人留在这辆车上。等明天咱们再内部调换一下，自己把苦乐匀匀吧。
       从喀什上到狮泉河，那时要走6天，道路极其颠簸，在一次最剧烈的晃动中，一个女兵的头把大轿子车的天花板顶碎了一个洞。那个女兵姓孙，疼得她抽噎起来，满车的男军人们却一阵哄笑，说，你是孙猴子啊，有一个铁打铜铸的脑壳，把车都毁了。
       6天的路程，山高水远。我坐在解放车的大厢板上，穿着大头鞋，裹着皮大衣，蜷缩成一团。从车篷布的缝隙中看着阿卡子大坂和界山大坂上纷飞着的鹅毛大雪，听着缠有防滑链的车轮在雪地和碎石上碾过的细碎声响，觉得我以前在北京温暖家中读书的日子，是一个梦。6天中，没有任何男性军人们给过我们以丝毫关照。当我们终于在第6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达狮泉河镇，迎接我们的阿里军分区卫生科的领导又表现得匪夷所思。他们围着我们5个人转了好几圈，然后面面相觑毫无表情地走了。
       5个女兵站在荒凉的戈壁上，完全不得要领。我至今仍要感谢大脑缺氧和严重的高山反应带来的木讷和迟钝，让我们在这段不知道有多久的时间内，没有哭，没有叹息，也没有思索，一言不发。在这段思维空白的时间里，我看着远处的夕阳像一张金红色的巨饼，无声无息地缓缓降入峰峦之口，大地变得一片苍茫。
       等卫生科的领导再次出现的时候，就变得很热情了，连连说着“欢迎你们”，接过了我们的背包和脸盆。
       科长后来解释他们的做法：曾经收到过南疆军区的电文，说是给卫生科派去了5名卫生员，但并没有说明是女子。在我们之前，阿里军分区从来没有女兵，所以他们头脑中也没这根弦。接站时，突然发现来者是女孩子，遂大吃一惊措手不及。他们原本是把我们分散安排在各个男兵宿舍，一见之下情知不妥，赶紧回去倒腾房子。
       我们5个都是1969年的兵，2月入伍，在新兵连集训了两个月，学的都是齐步走投弹射击什么的，其余的时间就是种菜送粪，并没有经过任何医学训练。到了卫生科，马上安排我们到病房工作，连最基本的肌肉神经在哪里都不知道，就让我们开始上班了。
       那时病房有12张病床，经常住得满满的，还要加床。记得第一天打针，老卫生员告诉我，你在病人的半边屁股上画一个“十”字，然后在“十”字外四分之一处把针戳进去就行了。千万不要打在靠内侧啊，那样伤了神经，会把人打瘫的。
       这番话他跟我说过好几遍了，可不管他怎么说，我还是没法上阵。老卫生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答应我先在棉被上练习一下。我表示可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自己身上练习，但肌肉注射这个事，只能在别人身上练习，自己就不太好操作了。过了好几天，当我在棉被上扎得基本熟练之后，才推着治疗车进入病房。我的第一针是给一个叫“黄金”的战士注射青霉素。扎完之后，黄金一个劲儿地感谢我，说一点都不疼。我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用的劲过大，针头全部飞快地刺进肌肉，所以几乎不疼。缺点是这样进针十分鲁莽，如果针断在皮肉中，取出来就很困难。算这位黄金战友命大，既不感觉到疼，也没有碰上断针这样的倒霉事，过了一关。
       1970年底，要开始野营拉练了。我们都纷纷写决心书，报名参加拉练，要求到火线上去锻炼。繁忙的准备工作开始了，主要是给自己做一口锅，以便独立野炊的时候能吃得上饭。具体方法是先用锉刀把罐头盒锉开，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罐头盒盖子的完整，在做饭的时候少跑一点气。然后在罐头盒盖子(现在已经变成锅盖子了)上凿个小洞，在罐头盒锅体上也穿个小洞，两洞合一，用铁丝拧紧，简易小锅大功告成。
       出发的前一天，我们把拉练需要携带的物品——比如枪支弹药、红十字包、干粮袋、帐篷雨衣、被褥行李等等，都背在身上，跳上磅秤一称，将近200斤。那时我们的基本体重(穿上棉袄棉裤绒衣绒裤大头鞋，戴上皮帽子)大约是120斤。也就是说，负重在70斤以上。
       出发了。
       风餐露宿，跋山涉水。1971年1月，数九寒天，阿里高原最寒冷的日子。日日急行军，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从葛尔昆沙到班卡的一段路。设定的行军路线图要翻越无人区，路上完全没有水，所以要每人背上一块冰。也没有柴草，要背上牛粪。当天赶不到班卡就没有地方宿营，必须要走120华里山路。大约是早上3点钟，队伍启程了。
       120里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之巅，就是巨大的挑战了。上午还好，虽然气喘吁吁，总算不掉队地走了下来。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要求各自起火。我们先是把背上的冰取下来，砸成小块，放到罐头盒的小锅里，然后再找到几块小石头，把罐头盒垫起来，算作灶台。再把牛粪干塞到石头的缝隙里，点火开始做饭。等到水开了，把干粮袋里的生米下锅，米熟了，就可以开饭了。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其实不易。单是在大风中划着火柴，就要费半天的功夫。火柴梗丢了一地，还是无法引燃，我向战友借打火机，连续打了50几下，才冒出火苗。我好不容易把牛粪火点燃，瞬即又被大风吹熄，只得重点。几番折腾之后，冰融化成了点点滴滴的水，发出咝咝啦啦的响动。我赶快抓起一把生米下锅，罐头盒内又无声无息了。千呼万唤好不容易才把米泡开，我尝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吃了，却不料一不小心，支撑罐头盒的石头晃了一下，整个盒子倒扣下来，湮灭了牛粪火，所有的米粒也都洒在外头，白花花一地，马上冻结在石头上，没法吃了。欲哭无泪。正在想着是不是重新煮米，出发的号声响了。
       一座险峻的高山横在路上。到了傍晚的时候，只爬到半山，饥寒交迫，我只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来了。心跳得好像要从嗓子里喷出来，喉头咸腥，一张嘴仿佛会血溅大地。背上交叉的皮带，一条属于手枪，一条属于红十字包，如同两条绞索，深深地刹进了肩骨。两腿沉重如铅，眼珠被耀眼的冰雪刺得发盲，不停地流泪……我问自己，人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身上的所有感官，感受到的都是痛苦与折磨，这样的生命，我再也不想拥有了。我要结束生命，从此长眠，埋骨雪山。
       我认真地开始寻找致死的机会。我想，第一要像失足落下悬崖，这样就算因公牺牲，我就会被追认为烈士，对家里人也就有个交代了。第二必须摔得粉身碎骨，让人从高处一看就知道根本找不到我的尸骨。否则断了胳膊折了腿，还得劳烦战友们下到谷底抬着走，那我就成了罪人。我两条想好之后，我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只剩下具体实施了。我原来以为死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其实真要寻死，也并不简单。第一次，我看好了一个地方，就要放开攀岩的手的时候，突然发现底下的石头不够尖锐，摔而不死就糟糕了。第二次选中的地方，又觉得那里的积雪太厚了，也难以一摔致命。第三次，怪石嶙峋积雪菲薄，摔下去必死无疑，但因为是在队列中行进，我后面的那个人亦步亦趋跟得太紧，如果我一失手坠落，背上凸起的背包在坠下的过程中撞上他，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可能被我牵连着一同摔下去……
       我不能伤了战友的生命。机会稍纵即逝，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块最佳的自杀之地离我远去。天不可阻挡地黑下去了，天黑之后，自杀就变得更为困难。主要是看不清地形，如果摔不死的话，就会被活活冻死，那太可怕了。我不怕死，可我害怕慢慢地煎熬。
       寻死不得，你就只有像架机器似的向前向前……队伍中是不能容忍停滞不前的。完全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方向，只有挺进。周围是一片黑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黏腻厚重的黑暗，头脑中也是一片黑暗，如同最深的海底，渺无希望。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了班卡哨所。我们不停顿地行走了24个小时，气温是零下38度。
       那天晚上(正确地讲应该说是黎明)，我以为自己会蒙头大睡，不想脑筋却冰雪一样清冷。我想，人在最艰苦的时候，常常会产生绝望，以为自己就此倒下，一了百了。但只要不懈地坚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曙光会重新出现。
       1980年我转业回北京。接收户口的民警登记时问我：你一入伍分到西藏阿里军分区，一直到转业，都是在这个单位工作吗?我说，是。我当兵11年，只在一个单位工作过，那就是西藏阿里军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