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二○○一年六月初，停工一年多的国家大剧院工程复工了。
       此前，国家大剧院曾经过三轮方案、三轮评选以及建筑界人士表示不同意见的三次上书，这其中都频繁闪烁着清华建筑学人的身影。在两院院士中，有建筑学专业的院士十二名，其中有六位在“上书”上签了名，他们全都是清华建筑学人。在签名上书的全国一百余名建筑师中，清华建筑学人占了四分之一以上，也显得十分突出。难怪朱基总理有一次这样问起：“听说反对的都是清华的人？”虽然这些带着理想和信念的上书，没有得到回复。但上书者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清华建筑系一九六一年毕业生萧默博士仍然感到宽慰。他说，对所有的上书和上书者，“领导人表现出了一种雅量，并没有将之当做一件抗命的‘事件’。这比起建国以来多半会给上书人带来厄运的历次知识分子上书是大大不同了，表明中国政治确实已经走向成熟。时代毕竟不同了”。
       如果回头再审视入选的法国建筑师安德鲁的方案。也许可以说，它之引起争议，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圆形外壳，因为那个壳体中所装的不是一个大厅，而是几间大屋。从艺术形式到未来运作管理的经济问题，人们都可以表示疑惑，或发出诘问。
       安德鲁方案的设计者在所提交的正式文书中一开头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座全新的建筑。它完全由曲线组成，宛如水上仙阁。”
       十年前，国际设计竞赛开始时，业主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中，对国家大剧院的建筑风格（体量、形式、色彩、文化氛围以至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被通俗地转述为“三看”：一看是一座大剧院；一看是一座中国剧院；一看是一座天安门地区的剧院。
       用“三看”来看一九五八年清华建筑系曾为国家大剧院所做的方案或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这一回提出的方案，庶几近之。也许，正是上述方案及它们的创作理念，启示和促进了“三看”的形成。然而，后来事实证明，“三看”的提出，首先束缚了我们自己，束缚了中国建筑师的手脚。
       按照“三看”的思路，对见过故宫、颐和园的大戏台、见过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中国人来说，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就什么都“不是”了。安德鲁自己就说过：“我也曾按业主委员会的要求来做我的设计，但设计出来的东西很不满意。后来我们明白了，思路要打开，不能受字面的限制。”
       一九八五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的费菁和傅刚，从美国送来了参赛方案。在一次相关的国家大剧院讨论会上，费菁谈到自己设计国家大剧院的体会，说：“只有把‘三看’的要求抛在一边，才能开始设计。”她认为，“国家大剧院应该是具有强烈时代感的艺术精品……如果观点不变，不从艺术创作角度去审视我们不熟悉的设计形式，又不认为建筑师应该以大胆的构思去挑战工程师的能力，那就等于放弃建筑师的天职，放弃了成为伟大艺术家、建筑师的机会。”当时，我就这样说：“这是费菁、傅刚到美国之后最可宝贵的觉悟和收获。”费菁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建筑师，奶奶张玉泉是我国第一批、极少数的女建筑师之一，二○○二年以九十二岁高龄谢世。费菁的父亲费麟一九五九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没有毕业就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现为清华建筑系兼职教授。在这个家庭中，三代人出了六位建筑师，其中有三位建筑师是国家大剧院设计的积极参加者。全国可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建筑师家庭了。费菁、傅刚夫妇目前是美国注册建筑师，中央美术学院建筑系教授。
       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评委之一、西班牙建筑师包费尔说：“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肯要一个前卫的。”竞赛后期的安德鲁方案，他并未参加投票，但这个方案恰恰是一个“现代的”“前卫的”方案。包费尔这位曾为巴黎设计了大量古典式新城市住宅，又为自己祖国主办的一九九二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设计了现代建筑的建筑师，对“传统”与“现代”并无偏见，但是，他一开始就对“三看”不抱任何幻想。
       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评委之一、天津大学建筑系彭一刚教授认为：“多数中国建筑师，包括香港建筑师提出的方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文化传统的承传，而外国建筑师对此似无反应。”“传统不要成为包袱……在时代性和民族性不能兼得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取舍、抉择？我认为，还是要选择前者。”他同样给“三看”泼了冷水。
       许多人都批评说，国家大剧院像一个“坟包”。我是这么看的，“坟包”并不一定令人讨厌，也不一定是不吉利的东西。莫斯科的红场上，就安排了列宁的陵墓；巴黎卢浮宫前贝铭的金字塔，是古埃及帝王陵墓的原型；天安门前的毛主席纪念堂，安放着毛主席的遗体，实际上也是一座陵墓。我宁可把它看做地球的一部分，正浮现在北京的地平线上。夜间，球面上还有群星闪烁。还可把它跟天安门城楼上的蛋形宫灯相比照。中国传统宫灯为柱形而非蛋形。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是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时，由一位日本美术家设计的：在由柱子、额枋和栏杆构成的方形空间里，悬挂着一个巨大的蛋形宫灯。安德鲁在方形的水池上，安放了一个蛋形建筑，在图像上正好与此相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庄惟敏教授在电话里跟我谈到国家大剧院的造型时说：“现在看着不习惯，慢慢地就会习惯了。”
       安德鲁把几个剧场都塞在一个壳体之内，确是重复了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所犯的错误，而且在功能安排、交通组织方面还不如后者。然而在人类社会活动愈来愈频繁、建筑物越来越密集的今日，发生这种“拥挤”现象，原也不足为奇。我就见过另外两个类似的实例。一个是：一九八八年，阿根廷裔美国建筑师维诺尼（Rafael Vinoly）在日本举办的一次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中（有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的三百九十五个方案参赛）中标。按中标方案建设起来的东京国际广场，是一个建筑群：一边是一幢办公大楼，另一边是四个规模不一的礼堂。它们同处于一个平屋顶底下，形成一个有顶的大广场，只是广场两头没有用高墙封死，没有特殊的通风、采光和空调要求，管理起来也很便当。另一个例子是：广州，距珠江南岸不远处，一座二百年前落成的大屋，在它的大敞厅的一角，就在大屋顶庇护下，添建了一幢两层高的单元式住宅楼，完全不愁日晒雨淋。看样子在那大屋顶底下再建三四幢同样的住宅楼，也毫不费事。这大屋是当年富可敌国的广州十三行首领之一潘启所建。空荡荡的大敞厅被派了新用场。潘启的七世孙，就是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评委、香港地区著名建筑师、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潘祖尧先生。潘先生和他的祖辈，早已离开了自家的祖屋。碰巧可以听到潘先生对安德鲁方案的评价。他的看法是：“‘大笨蛋’对中国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大唱反调，对天安门地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安德鲁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人物。
       一九八○年，清华建筑系创办的《世界建筑》杂志，就在创刊号上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安德鲁主持设计的戴高乐国际机场一号候机楼，并给了积极的评价。二十年后，安德鲁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胜出，这个国家级学术期刊，以更大的篇幅，介绍了安德鲁的作品（其中包括二○○四年五月出事的戴高乐国际机场2E候机楼）和创作思想。
       保罗·安德鲁，法兰西建筑科学院院士，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工科学校，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获建筑师资格，并于这一年正式进入法国机场公司（ADP）。在此前一年，一九六七年，他已主持设计了戴高乐机场一号候机楼。一九七四年，一号候机楼启用，他被荐升为ADP首席建筑师。据说，他在拓展国际市场、获取国外建筑设计项目方面表现十分出色。至二○○二年十二月与ADP分手时，他已在全世界留下三十座候机楼、五个货运中转站、三个体育场馆和三个文化中心，并主持巴黎“新凯旋门”的后期设计与施工。在获得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任务前后，安德鲁通过设计竞赛，已先后在中国取得、完成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新体育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苏州科技文化中心的设计。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九九六年初开始设计，一九九九年一期工程竣工启用。它在总体规划中把使用功能与自然因素有机结合，大面积的水景和丰富的树木组成了优美的外围环境。内部空间通畅明朗而又丰富多姿，交通流线简单明了。在我国差不多同期建成的三个机场中，它比首都机场显得舒畅、大方，比广州新机场在内部空间方面则显得经济和紧凑。广州新机场可能考虑到南方气候特点，室内空间显得过分高敞和夸张。
       广州新体育馆，专为第九届全运会而设计兴建，一九九八年设计，二○○一年如期启用。新体育馆占地八公顷，位于白云山麓。建筑师在创作中故意采取“低姿态”，三个体量不同而造型相近的馆舍均尽可能压低高度，不与白云山争高下。平面舒展，色彩清新，表现了对环境的亲和与尊重。建筑大师、广州市设计院总建筑师郭明卓先生给予新体育馆很高的评价。他说，新体育馆“充满了诗意，安德鲁创作的灵感来自对建筑物所在环境的深切了解和感受……体育馆的外轮廓，完全与作为背景的白云山融为一体。整个体育馆从墙面到屋顶均为纯净的白色，在翠绿色的白云山背景衬托下，轮廓又非常鲜明，而绿色和白色又是一种悦目、和谐的色彩组合”。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位于上海世纪大道的尽端，与市政府相望，二○○○年设计，二○○三年完工，拥有一个一千九百七十九座的音乐厅，一个一千零五十四座的剧院和一个三百三十座的小音乐厅，还有展览、音像商店、图书馆、培训中心和餐饮部等辅助性公共空间。建筑面积四万平方米，投资十一亿元人民币。建筑造型别出心裁，无视传统，像一朵硕大而美丽的蝴蝶兰花。外墙上的丰富色彩，在夕阳之下，构成了绚丽的彩画。夜幕降临时，整个建筑犹如水晶一样清澈，人们从室外可以欣赏到建筑内部的活动和光影。在这里，音乐似乎变成彩云，色彩和乐音融于一体。
       苏州科技文化中心据说也已顺利建成。未曾亲历，也未听到师友们的评说。
       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作为一个外国建筑师，安德鲁在中国留下了十分显赫的业绩。但这并不能确保他会在国家大剧院设计中，拿出一个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作品来。了解一下安德鲁在国家大剧院设计中的心路历程、创作冲动和具体表演，对中国建筑师应该有所启发。
       在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中，安德鲁所在的巴黎机场公司并不是被邀请的单位，但他“毛遂自荐”，也以平等的资格参赛。在第一轮方案评选得票过半的五个方案中，他主持设计的方案排在第一位。评委会在叙说方案的优点之后，指出了它的欠缺：“造型过于严整，交通组织欠佳，空间单调无变化，深色石头过于沉闷抑郁，难于与周围环境协调。”在参与第二轮评选的方案和两次修改方案中，安德鲁并没有突出的表现，有的评委认为他的方案越修改越糟糕。形势对这位没有成功设计过剧院的建筑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许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安德鲁萌发了“绝处逢生”的诉求和冲动。他曾对一位中国记者说道：“我曾参加过一次（日本的）歌剧院设计投标，但没有成功。这次在北京，是我第一次设计剧院。”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创作和思路并没有因自己的经历而退缩。第二轮评选后，朱基总理提出国家大剧院的用地从长安街南退七十米的建议，为他打开了新的天地。他在寻求形式上的突破。当他回到法国构思新方案的时候，他决心“割断”中国的历史而另辟新境。在北京，在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一九九九）上，安德鲁在谈到他的创作理念时，表达了相似的思想：“要保护一个古老的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边缘。”
       安德鲁对待中国的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态度，激起了一部分中国建筑师的无比愤慨。人们怒斥安德鲁的狂妄、无礼。面对中国人的指责，安德鲁并没有做出解释或辩白，也正说明安德鲁对中国传统和历史的无知。如果他知道《孙子兵法》，读过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名言，他就不会为自己的“口出狂言”而“后悔”了。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钟训正先生就说过一句公道话，说安德鲁的话“最多也不过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意”。
       所谓“割断历史”，所谓“逼到危险的边缘”，也正是安德鲁作为一个建筑师、作为一次建筑艺术创作过程和专业思维中的一种“冲动”或“感悟”，其实谈不上对“历史”和对“古老文化”的蔑视和敌视。军事艺术家在战争中的出奇制胜，与建筑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别出心裁，原就是相通的。反观我们一部分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的表现，却多半是对“历史”、对“古老文化”的迷信和盲从，而缺少突破与创新。钟训正教授曾从国家大剧院说到人民大会堂，又从人民大会堂说到国家大剧院。他说，人民大会堂“作为一项不容非议的政治工程和客观存在，被人们默默地接受了，习惯了。但是，如果以它作为设计创作中与之协调的主要对象和样板，稍有个性的建筑师是不会甘心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安德鲁的‘割断历史’，恐怕是事出有因吧”。
       中国建筑师怒斥安德鲁无礼、张狂，而从安德鲁的祖国，也传来了对他不利的声音。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安德鲁设计的戴高乐机场2E候机楼突然倒塌，压死四人，其中两位是中国同胞。这又引起了人们对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的疑虑与关注。北京的一位建筑师、建筑诗人韩江陵先生，在《国家大剧院》一诗中，特别写下了“可怜安德鲁，夜夜起彷徨”的诗句，对安德鲁的处境表示同情。
       而安德鲁也真的逐渐学乖了。他早就不再说那些“割断”和“逼到危险的边缘”一类的话了，他学会专拣那些中国人爱听的说辞了。二○○○年初，他说：“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内部空间设计研究的深入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内部空间丰富变化的尺度处理、建筑材料的应用和作为方案精华之一的外壳设计……它是一个巨大且充满活力和感染力的内部空间的覆盖物，身处其中，随着视点不同，景致始终在不断变化。”至于那个覆盖物，“当人们沿着长安街前行时会发现，大剧院不会以自己的巨大体量对人民大会堂造成压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分别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一年八月，安德鲁说：“作为大剧院的一个创作者，我只能说，我相信它将达成它的目的，给中国建筑艺术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十月份，他在巴黎对中国记者说到，关于安全、防火、防震等技术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设计经过世界上普遍认可的安全标准的检验，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有安全隐患的建筑”。“我相信，当观众、参观者进入国家大剧院这个浑然一体的建筑时，他们会觉得这个最高处离地面四十五点九米、略低于人民大会堂的四十六点五米的大屋顶很有必要。透过这个穹顶，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新的观察北京的角度。”二○○一年底，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们的方案中非常重视与周围建筑相适应、相协调的问题，因为周围的这些建筑从不同角度、不同阶段表现的是中国的建筑历史，但同时中国国家大剧院则是大胆地表现了现代建筑的一种朝气蓬勃的活力。”在这里，“割断历史”已变成“相协调、相适应”了。二○○四年九月，他表示：“我会把这个剧院做得很好，我会考虑到街道、周围的建筑，会达到一种很好的融合。”“大剧院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是排第一位的。”去年十月初，在国家大剧院试演期间，他对来京采访的凤凰电视台的记者说：“北京就像我的家。十年来，我每个月来北京一次。”
       安德鲁说的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思考和努力，但也让我们看到他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锐气，似乎变成一个在鼓吹自己的产品的老工匠和推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