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林兆华并不是第一次执导莎士比亚的剧目，但《大将军寇流兰》是最成功的一部。大将军寇流兰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却被民众放逐。这是一个与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由雅典公民民主投票被判处死刑相似的悲剧。在一个民众拥有一定话语权的环境里，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它直接面对一个普世性的话题，以一位骄傲的英雄为主角，这是一部英雄被庸众扼杀的悲剧。
       这样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以尊重民意为核心的民主制度内在蕴含着的缺陷。有一句话说得好：民主是所有制度里最不坏的制度。这意思是说，民主制度或许是最好的制度，却远非完美无缺的制度。如果不能深刻地、清晰地看到民主本身蕴含着的局限性，盲目地信奉被简单化了的民意，就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希特勒就是靠人民上台的，他在那个时代得到最多人民的拥戴，这里的“人民”，就是《大将军》里的那些因为被人蛊惑而盲目地驱逐一位不愿意去逢迎和讨好他们的英雄的“人民”。“人民”是伟大的，然而“民意”的内涵却要复杂得多，一旦社会整体上背离了理性，陷入激情与狂热，人民民主也很容易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
       我们太习惯于只认识民主这一追求的普世性，而忘记了它的另一面。我们这一代人对民主都有一种心结，然而，假如不能同时看到民主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对民主的追求就是盲目的，就无从建构一种真正健康与理性的社会秩序。我觉得《大将军》就是写出了这一真相的经典剧目。这部戏无疑是一部基于英雄立场的戏，它和前几年很有影响的话剧《切·格瓦拉》相比，从人民和英雄的关系看恰好处于两端。如果在三十年前、五十年前，这部戏会被看成“反动”的戏，反人民的戏。但是在今天看来它所揭示的主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深入思考。
       于是我们体会到莎士比亚几百年前写的这部戏的深刻内涵，而且，更深刻地体会到它的现实性，当这部戏用林兆华特殊的方式演绎，搬上舞台，让人感到它几乎就是特地为当代中国所写的。我和很多朋友一样，在上半场时情感上是抵触的，戏里标举的立场，几乎本能地引起我的抵触。但渐渐地随着剧情的深入，引起更多理性的思考，终于为之激动，刚开始时的不接受慢慢变成非常认可这部戏。应该感谢“人艺”优秀的艺术家们把莎士比亚这样一部一直不受重视的剧本搬上舞台，让我们在活生生的舞台上体会到这部经典在今天的中国那么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然，除了从“人艺”传统中继承的朴实的叙事手法，林兆华导演所运用的一些别致的手法，也有其独到之处，为这部戏营造出了特有的戏剧情境——两支摇滚乐队在舞台上显得非常嚣张，这种嚣张在渲染《大将军》所需要的特殊的舞台气氛，这种嚣张是有内涵的，有指向性的。除了用在战争场面外，它们主要被用于群众场面。二十世纪很多文艺理论家喜欢用“众声喧哗”这个词，觉得这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如果可以借用这个术语，那么，剧中的两支摇滚乐队就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种“众声喧哗”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英雄和贵族的声音全部被遮蔽。它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象征，当民众的声音显得如此情绪化地响亮时，智者的理性的声音就很容易被遮蔽。于是我们看见在摇滚乐队的音响中演员怎样去表现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有拿起话筒；我仿佛看到，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智者、知识分子必须借助于某种特定的技术手段传递自己的声音，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听见；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手段，那么他的声音就完全被淹没在民众的声音中。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演员，在他们拿出话筒的时候，他们在舞台上的姿态是不对的，他们的姿态特别像流行歌星，只要一拿出话筒，他的身体的叙述方式就自然而然地接近于流行歌星，接近于那个“媒体英雄”。确实，知识分子在借用媒体表达声音的时候，他们的姿态很容易变形，变成一个要极力去讨公众喜欢的角色。这时他的角色和老百姓没有区别。这就构成了一个寓言——在众声喧哗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这只是一个细节，但通过这个细节，有关英雄与民众的关系的寓言，进一步被深化和具体化。它本身就有足够的戏剧性。
       因此，这部戏从思想上看，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林兆华导演所执导的所有剧目中最深刻的一部。林兆华是位擅长思考、尤其是非常痴迷于社会学层面上的思考的导演，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一代先锋艺术家的共性。然而，坦率地说，由于这一代艺术家很少是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在知识资源储备方面的先天不足，使这些思考在多数场合不仅不能提升艺术作品的价值，反而成为障碍；林兆华导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此前排演的多部戏里，思考往往不是在彰显而是在遮蔽它们所可能拥有的更深层的意义。由于过多地过于急切地试图表现自己的思考，就很容易出现解构经典甚至有意地将自己的想法掺杂进经典之中的现象。在重新搬演经典作品时，当下很多导演会根据他们感受到的现实塞进自己的一些私货，但是我发现《大将军》里没有。看完戏之后，我专门找出莎士比亚的剧本，我想了解哪些是林兆华在排演中加进去的他的思考，我没有发现。导演做了减法，并没有做加法，我深信这才是一位优秀导演面对经典时最好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位导演走向伟大的标志。
       进入新世纪以来，林兆华数十年从艺经历中所积累的那些自然朴实的经验与感觉渐渐从他的剧目中凸现出来，他开始更多地尊重经典作品，开始有了更接近于“人艺”传统的平实的舞台叙述，恰恰是这种平实，反而让他的作品拥有了真正深刻的内涵，相反，当他刻意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
       《大将军寇流兰》是莎士比亚的杰作，然而它是一部冷戏。许多从事戏剧研究的同行此前不知道有这部戏，甚至莎学专家也很少去关注与阐释它；甚至在西方，在莎士比亚的故乡它也很少被搬演。布莱希特曾经试图将它搬上舞台以印证他的戏剧观念，但是并不成功。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第一家让莎士比亚这部经典闪耀出动人光芒的剧院。通过这样的演绎方式，林兆华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莎士比亚，了解莎士比亚还有一部如此精彩的作品，当作品立在舞台上时，我们才发现它有多么深刻和优秀。
       一个好的导演，一个好的剧院，它“好”的标志就是有能力激活被尘封了的经典。今天《大将军》被搬上舞台，很多观众和专家们都说它很深刻，但是它没排出来之前，大家谁也没有注意到它，这就是一种标志——从那些看似平常的东西里面淘出金子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剧院和伟大导演的标志。这荣耀属于莎士比亚，更属于北京“人艺”以及以林兆华为核心的创作群体。
       顺便提及，这部戏，以及在此之前北京“人艺”的一系列作品，也标志着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北京“人艺”始终有很好的口碑与很强的市场号召力，但今天很多观众是冲着林兆华和以他为核心的创作群体走进剧院的。这个群体包括他最喜欢合作的濮存昕这样的优秀演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濮存昕主演的林兆华剧目几乎成为“人艺”最重要的品牌。林兆华近几年创排的《赵氏孤儿》、《白鹿原》等优秀剧目，已经具备了成为北京“人艺”的新经典的可能。这些剧目本身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如果有机会经常演出，经常在舞台上打磨，这个创作群体真有可能让北京“人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创造历史上新的辉煌。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时代称为林兆华、濮存昕时代。如果我们的戏剧环境能给北京“人艺”机会，如果北京“人艺”能允许这种可能性存在，它就能成为我们国家话剧发展新的里程碑，也会迎来它新的辉煌。这个时代可能取得的艺术成就，绝不会亚于北京“人艺”历史上曾经拥有的那些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