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像个小姑娘，看你怎么打扮。有人说：“史无真言”，史官形格势禁，要为“贤者隐”，要编造一时被污为“坏人”者的“劣迹”。同一题材历史剧中的历史人物，说的并不是他们自己当初说过的真话，而是编剧、导演甚至演员为他们杜撰的话语，体现编者为自己设计的符合某种需要的主题，塑造导演和演员心目中想要塑造的形象。过了一两代人的时间，旧剧重拍，一些过去的幽魂，重现舞台，依然说着需要的话语。
一九八七年，我参加了《民治政府》（中译本为《美国式民主》，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的翻译。次年一月，到了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读书，买研究生课本时，在学校书店里，发现书架上大量陈列这本书。“政府论”，是美国大学政治学系一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其他系各年级学生的选修课。在众多供学生选择的“政府论”课本中，这本书排名第一。我参与翻译的是一九八四年的第八版，一九八八年，书架上陈列的已经是第十版。后来，又在书店里见到第十二版。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美国宪法的基本内容，演绎美国政府的结构，两百年来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是一本极好的美国宪法入门书。
一九九七年，我在美国居住的第十年，已经在一家报纸担任编译数年了，我发现了马克斯·法兰德。这是一个对美国宪法制作过程寻根的人。他发现：一、制宪会议秘书的记录残缺不全；二、制宪会议的多数真相，藏在麦迪逊的记录里；三、麦迪逊晚年对这些笔记做了部分修改，由于时间已经过了几十年，麦迪逊有时把正确的记录反而改成错误的；四、美国政府编辑出版麦迪逊会议记录时，“也没少独出心裁”。法兰德坚持认为：只有原始手稿可信，最可信的是会议期间写于当时当地的手稿。事后的发言，由于形势已对宪法做出肯定，发言者的说法可能改口。事后的回忆录，由于时隔有年，记忆模糊，常常不再客观。时间隔得越久，记忆模糊对真实性的损害越大。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法兰德走遍美国各地，找到各种出版物的手稿，终于按原始手稿编出《一七八七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
我在报社上班的常规工作，是编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稿，时常需要翻译美国宪法的片段。几年下来，觉得有必要把宪法全文译出来，作为自用的工作手册，免得每次翻译时拦腰来一段。美国宪法正文和修正案，加起来不过两万汉字，可是全篇结构九曲连环，内容前后呼应。要想不削弱关键词前置的着重语气和分量，尽量顺置，既忠实原文，又符合汉语阅读习惯，只好反复斟酌，费尽周折。译完后，在纽约书店买到李昌道先生的《美国宪法纵横谈》，才知道：复旦大学法律系已经搜集了国内先后出现的十二种美国宪法译文，据此译出了他们的第十三种译文。可见，国人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和介绍，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我的译文，已经是第十四种。
我曾是《读书》杂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七年八年一贯制的学生，受益难忘。一九九七年，在纽约见到了沈昌文先生。我们见面的结果，是出版了麦迪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他关于出版这本书的回信，真是要言不烦：“一俟译稿杀青，立即付排。”
法兰德的《一七八七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包括十位制宪代表的记录。限于篇幅，我只能取麦迪逊一人的笔记。因此，我以亨特编九卷本《麦迪逊文集》中的第三卷、第四卷为蓝本，用法兰德和哈特森的研究成果，逐句核实补充。《麦迪逊文集》没有“题材索引”，法兰德的《汇编》里有。有了这份索引，研究美国宪法的人，方便多了。例如，研究参议院的来历，一查索引中的项目和对应页码，便可知道：参议院这个概念，哪一天由谁最先提出，后来在哪些日子进行辩论，最后在哪一天，以怎样的措辞表述。《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再版时，应该加上这个“题材索引”。
“宪法之父”麦迪逊，三十六岁参加制宪时，身高不过一米六三，体重一百磅；站在五十五岁、身高一米八八、体重近二百磅的华盛顿旁边，显然是又瘦又小。一百多天的制宪会议，麦迪逊白天发言累计一百五十次，会上会下还要记录和追记其他代表发言，据说又掉了十磅。
我想在作为麦迪逊传略的《麦迪逊在哪些方面是美国宪法之父》一文中，称他为“奇才”。他写会议记录，像写连续剧，每天记下每个重要代表的发言摘要，自始至终，一天不缺。把会场写得像舞台，把制宪代表写得像剧中人物，身穿燕尾服，发言都是演讲式，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剧情（不断深化和增加的议题）逐渐展开，而且可以看出制宪代表（历史人物）思想的逐渐变化和性格的展现。全剧（记录全文）收尾时，留下一种悲剧气氛，掩卷后，令人陷入长久的沉思。
给中国听众讲《
史记》、《三国》时，享受一种便利：书中背景、人物、事件、地点，不要或只要简单介绍即可唤起听众的回忆甚至共鸣。讲一个遥远的美国故事，情况就不同。为此，我做了十个附录。包括重译《独立宣言》、《联盟条款》，译出《对制宪代表的性格描述》。编写了六百多条背景注释，还编了一个简单的“注释索引”。
一九八七年，我参与《民治政府》译事时，没意识到：这一年正是美国宪法制定两百周年。美国人早就开始他们的纪念活动和进一步的寻根。一九八○年，霍尔姆斯遗产管理委员会决定担任赞助者，对法兰德《一七八七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的增订第四卷，再加修补，吸收一九三七年后在全美各地已经发现的制宪会议代表手稿，并继续搜寻查找，整合为一卷。美国历史学会和“八七工程”主动募集了必要的经费。全国人文捐赠基金会，慷慨捐赠了需要的钱数。国会图书馆长、霍尔姆斯遗产管理委员会执行主席，热情倡导并鼓励该馆手稿部主任哈特森，出任补充卷主编。
一九八七年，哈特森主编的《对马克斯·法兰德一七八七年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的补编》出版，含制宪会议期间的手稿三百七十六件，其中三百五十件是一七八七年手写的笔记、日记、书信。华盛顿一七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到九月十七日每天的日记，录于其中。华盛顿谨慎异常，日记里除“继续参加会议”之类的句子，丝毫不提会议内容。但是，他记下了每天在谁家吃晚饭，在谁家喝晚茶，参加了哪家的朗诵会，在谁家听钢琴演奏，还有看戏等费城各种社交圈子的娱乐活动，使后人知道：在一个没有电灯、电话、电视、汽车的世界里，十八世纪后期的美国思想家们，过着怎样的精神生活。
宪法制成后，美国学者对它的赞扬，总体来说，与年俱增。他们庆幸：建国之父们，为人民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政府结构，近两百年来，弯路走得不多、不大。罗斯福时代以后，这种赞扬更加坚定。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构成一个契机。美国宪法学者开始严肃反思，其中，加入了怀疑的因素。如果对照一下凯里和哈比森写的美国宪法史《宪法：它的起源和发展》（一九七○，英文第四版），和别尔兹对同一本书做的改写（一九九一，英文第七版），就会发现这种变化。别尔兹称凯里和哈比森的著作为“罗斯福时代的余音”。
对美国宪法的寻根，更多注重宪法批准过程的辩论，注意当年反对派的观点。长期以来，宪法被视为美国的第二部“圣经”，没有终极追求的世俗“圣经”。可是，宪法刚刚制成的时候，批评它的人，非常之多，十分猛烈。现在，这些人，许多已被一般公众遗忘。在对宪法批准过程的寻根中，最为雄心勃勃、工程巨大的努力，是《批准宪法文献史》。
威斯康星历史学会的卡明斯基（John Kaminski）和他的同人，正在编辑一套《批准宪法文献史》（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到二○○七年底，已经出版十九卷，还有十卷的目录，已经公布于世。编者表示：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但是他们保证，一定要编完出齐。
卡明斯基的努力尚未完成，坚森（Merrill Jensen）又迎头追赶，编辑《批准宪法文献史补编》。《补编》主要为：一、笔记和辩论的照相微缩版；二、反映周边信息的书信原件；三、重复辩论过程中各派观点的报刊文字摘编；四、各种请愿书；五、当时主要在各邦流传但尚未付印的小册子；六、其他各类文件，如各镇辩论宪法时的记录。
一七八七年秋到一七八八年秋，甚至更晚的那场全美大辩论，产生了上述成千上万的演讲、文章、书信、日记。美国一七九○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美只有三百九十一万登记人口。七十九万黑人没有选举权，一百五十一万白人妇女没有选举权，一百六十一万白人男子中，未满二十一岁的没有选举权，满二十一岁没有能力交税的，也没有选举权。那时，美国人口很年轻，平均年龄不过十五岁。制宪代表谢尔曼生了十五个子女，汉密尔顿生了十个子女，在婴儿死亡率和夭折系数极高的年代里，高生育率可以理解。拥有选举权，拥有政治俱乐部门票的美国成年人，加起来，很难超过一百万。他们的政治热情，他们演讲和写文章的能量，的确惊人。但反过来，如果这样的人超过一亿，美国宪法或许会淹没在辩论中。
《批准宪法文献史》和它的《补编》，公允地兼收并蓄了支持和反对宪法两派的观点。在支持宪法的大量文章中，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合写的《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脱颖而出，流传至今。有人把它评为古往今来政治学著作的第二位（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评为第一位）。不计其他各种语言译本，仅现代英语译本和汉语译本，至少就有四种：一、吉尔伯特－罗尔夫（Gilbert-Rolfe）的《联邦论现代译文》（The Federalist Papers，A Modern Translation）；二、玛丽·韦伯斯特（Mary Webster）的《现代语言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 in Modern Language）；三、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出版的程逢如、在汉、舒逊译本，书名译为《联邦党人文集》；四、台湾左岸文化二○○六年出版的谢淑斐译本《联邦论》。
没料到，有一家出版社邀我再译《联邦论》，做翻译这本书中文版的第三种尝试——一位老友，搞自然科学的，买了本《双城记》，又到图书馆借回另外两种译本，对照着读，觉得特有味，电话问我：世上有几个狄更斯？一个还是三个？
玛丽·韦伯斯特的家族，可以追溯到编《韦氏辞典》的诺亚·韦伯斯特。中年时，她已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自称对历史没有兴趣，也没研究过法律。读了《联邦论》，觉得这本书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为什么要纳税，享有怎样的出版权，如何向政府请愿？她是有正式执照的聋哑译员，自认特别擅长用简单的方式向失聪的人传情达意，适合做《联邦论》的现代英语译员。美国的法官、律师、学者，高度赞赏《联邦论》的文字风格；多数大学生却认为这本书艰涩，啃不下去。玛丽想把这本书弄得明白易懂。她发现，第一难题是句子结构是“盘龙似的、翻卷回旋式的句子”（convoluted sentences）；第二难题是词句为“启蒙时代的华丽辞藻”（elegant Enlightenment flourishes）。她用了两个办法：尽量用简单的顺句，取代复杂的倒句；尽量用现代常用词，替代原来的冷僻词。她列出每篇的“中心思想”，在每个自然段前加上“段落大意”。每篇之后，列出该篇讨论的宪法原文。她还制作了一份八十五篇论文与宪法条文的对应表。
汉密尔顿是《联邦论》的策划者和主要执笔人。八十五篇文章中，他一人写了五十二篇。汉密尔顿的许多文章和许多句子， 要把我折腾七八甚至上十遍。不到一两百字，他不打句号。不反复正读倒读，你难以明白他说什么。现代英语相比十八世纪的英语确实大有变化，不过其他十八世纪的作者，并不都像他那么难以捉摸。我给汉密尔顿写的传略题为《美国财政之父：怪才汉密尔顿》。他写《联邦论》时才三十二岁，已经很“怪”。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倒立的人。一般人走进房间，先看到墙壁、家具、地板，汉密尔顿先看到天花板和窗外的天空；一般人走到户外，看到的是林子、道路、地平线，他却始终观察太阳。所以，他说话，结论在前，论据在后。有些译者翻译时，费很大的劲，把他的话顺过来。经过长时间的适应，我就顺着他说的话译，多打逗号，发现这样反而能保持他的文风和语气。这才想起，“倒装”并非外国人的专利，汉语古已有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要是还原为“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就不再有原来的韵味了。
一七八七年，纽约市是美国的第二大城，人口三万多，有五份报纸（费城最大，人口四万多）。纽约邦（我觉得现存的“美国典章制度汉语译名体系”中有些概念，译得不准确，可能导致误读。因此把State拟译为“邦”，这样才能与“联邦”对应；若译为“州”，美国的名称就应改为“美利坚联州”；如果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译法，就应该把“加州”改为“加国”）是反对宪法的堡垒，邦长乔治·克林顿，几乎是全美反对宪法的头号人物，而且当选纽约邦讨论批准宪法民意大会主席。汉密尔顿决定对纽约人展开“大众劝说”，希望他们选举支持宪法的民意代表，一七八七年十月到一七八八年六月，八个月内，展开“地毯式轰炸”，在三份纽约报纸上轮番发表八十五篇文章。我为《联邦论》制定了一份《目录》，列出序号，列出发表的报纸名称，列出写作或刊载日期。这八十五篇论文，前三十六篇，着重批评联盟体制和它的游戏规则《联盟条款》；后四十九篇，详细述评新的游戏规则《联邦宪法》。《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记载了《联邦宪法》每条每款每项每句的来历和含义，可是，当时麦迪逊的记录是保密的。五十年后，麦迪逊临终前才交出来，死后才付印。同时代的美国人，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联邦宪法》只有七条，多数高度抽象，并不自我解释。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的《联邦论》，起了对同时代人解释宪法的作用。这八十五篇论文，只有序号，没有篇题。在玛丽·韦伯斯特启发下，我编了一份《内容提要》：一、八十五篇“篇题”，努力把捉每篇的“中心思想”；二、一千零五十九句话的“段落大意”。现在，自己再写文章，查找很方便。此外，编写了近三百条背景性注释。
智力中常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无旁骛，削减娱乐爱好，只做一件事。这本新的《联邦论》，在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钟，我用电子邮件给出版社发去全书译稿和注释。二○○八年，《联邦论》的第三种尝试，将接受读者的鉴定。
今天的美国人，对当年宪法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采取持平态度。斯托林（Herbert Storing）和德莱（Murray Dry）编了一套《反联邦论全集》，共七卷，一九八一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评论说，这书其实还称不上“全集”，但已经相当广泛。博顿（Morton Borden）编了一本《反联邦论》（The Antifederalist Papers)，一九六五年，由密歇根邦立大学出版，附一篇《导论》。博顿的重大举措，是从批评宪法的文章里，精挑细选出八十五篇，序号与《联邦论》里的八十五篇一一对应，内容与《联邦论》里的八十五篇一一针锋相对，特别便于一一对照比较。
汉密尔顿在《联邦论》第一篇里说，反对宪法的主要阻力，来自各邦政府中的当权者，因为，批准宪法，他们将失去或缩小他们的权力。的确，《反联邦论》的作者，多是各邦政府的领导人。他们多是美国历史上的卓越人物：帕特里克·亨利，美国“一大”代表，弗吉尼亚第一任民选邦长，他的“不自由，毋宁死”，鼓励了千千万万独立战争中的战士。在弗吉尼亚讨论批准宪法的民意大会上，他发表二十四篇批评宪法的演说，与麦迪逊唇枪舌剑。理查德·亨利·李，美国“一大”代表，提出起草《独立宣言》、起草《联盟条款》、组织外交班子争取欧洲援助，成为美国走向独立战争胜利的三部曲。前文提到的乔治·克林顿，美国“一大”代表，纽约第一任民选邦长，连选连任十八年（一七七七—— 一七九五）。罗伯特·雅茨，纽约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宪代表，坚持在会上投反对票，一七八七年七月五日，指责制宪会议越权，退出会议以示抵制。他的制宪笔记，因为是反对派，史家认为重要性仅次于麦迪逊的《辩论》。《反联邦论》选取他的论文最多，达十七篇。
政治辩论中，常见的现象，是陷人以网：编造对方没有的观点，横加批判，或夸大对方的观点，横加指责。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在《联邦论》里的行文，每篇都是批评对方的观点。可是，他们只用自己的语言列举对立面的观点，从不点明具体对手，从不援引对方原话。这当然有出于形势考虑的一面、采取策略的一面。可是，对于读者来说，也有要求历史公允的权利：反对派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了公允，我正在译《反联邦论：与“联邦论”针锋相对的八十五篇论文》。
联邦宪法获得批准后，联邦派对反联邦派并没有采取人事打击和人身污辱。华盛顿当选总统后，先邀请帕特里克·亨利担任第一位国务部长，被拒，改邀杰斐逊；又邀亨利担任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又被拒，改邀约翰·杰伊。理查德·亨利·李，当选弗吉尼亚第一任联邦参议员，成为联邦政府内的反对派。他的后裔，罗伯特·李将军，成为南北战争中南部联盟的总司令。乔治·克林顿再次当选纽约邦长（一八○一—— 一八○四）。罗伯特·雅茨升任纽约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这些政府内的反对派，逐渐集结到杰斐逊周围，加上改变立场的麦迪逊，组建共和党。一八○○年，通过选举，用选票把联邦党人亚当斯赶下台。原来居于少数的反联邦派，变成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乔治·克林顿成为第三位总统杰斐逊第二任期内的副总统（一八○五—— 一八○九），接着担任第四位总统麦迪逊第一任期（一八○七—— 一八一三）内的副总统，一八一二年死于任上，葬于联邦议会公墓。
共和党人改变立场，支持宪法，采取原教旨主义态度，杰斐逊对宪法“严式解释”的“还政于邦”，取代了汉密尔顿对宪法“宽式解释”的“集权于联邦”。美国历史上这种“集权于联邦”和“还权于邦”之争，此长彼消，直到一九八○年里根竞选，还再次以“还权于邦”为口号。其中充满变数，趣味横生，容后有机会再述。
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汉密尔顿等著，尹宣译，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