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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入秋的时候妈妈都要收拾衣箱，小房间里满是干净暖和的旧衣服味道，纸窗外是水洗过一样的清清楚楚的北方的秋天，我穿深红的灯芯绒上衣，小小的荷叶边，妈把两条麻花辫子给我挽起来，用浅绿的绸布系紧，在宝蓝色的小镜子里美美地照了又照。这是小门小户的孩子才有的乐趣。
       那时我4岁。已开始上一年级。每日黄昏在小凳子上看《岳飞传》，一个字一个字按着结结巴巴地念。奶奶给一粒水果糖含在嘴里，到吃晚饭时按一按小腮帮子，硬邦邦的还在。12岁时我已升入中学，日日城北走至城南，成绩差强人意。
       我考上南方一所二流大学，在那里学会谈恋爱，跳摇摆舞，靠写文章出尽风头和赚到生活费。跟小男生在南方湿润的夜雾里牵着手走，他低低唱李国祥的“摘下星子千串，挂于你窗前”。墙侧有栀子花香暗暗传来，不是不快乐的。
       19岁的我刚刚大学毕业，拒绝做一名小会计，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在电台做一档节目叫《夜色温柔》。租来城市边缘的两室一厅，空落落的房子，我在地板上扔几只大垫子，随坐随卧。陶瓶里几枝野地里捡来的荆棘，苍黄老绿，靠积蓄买到一台CD机与可喝红茶的水晶杯，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开始的日子最难挨，在陌生之城，听不懂方言，没有钱，没有朋友，于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又是青春期最难看的时候。19岁生日那天身无分文在滂沱大雨中走到电台去，在节目中说“要做一只翩飞的白鹤，飞渡寒苦的人生”。
       一个电话，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常常是这样的。2000年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陈虻打来的。
       我一直做文娱类节目主持人，很遗憾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大名鼎鼎的陈虻，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当时陈虻正在为新改版的《东方时空》四处搜罗主持人。他说希望我能加盟，我说，我没有做过新闻节目，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他给我的理由是：“你的说话方式与众不同。”
       我的心在欲望的挣扎中蜕变，一股渐渐升腾的力量，让我躁动不安。这是命运交错的时候，生命在转身的一瞬，将如烟花一般绽放。我当时非常果断，接受这一挑战。那一年，我24岁。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这里是中国电视精英集结的地方。可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一份水深火热的工作，是领略风光之前必须接受的挑战。
       来到中央电视台，我赋予了自己人生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作为记者，我获得了职业的便利。我绝不把当记者仅仅作为谋生手段。于是，我不再是《夜色温柔》里那个温言软语的小女子，我把自己心的锚抛向最深处，让自己的视线穿过最错综复杂的世界。我知道我会不断接近自己的目标。
       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我的新闻表达方式虽然与众不同，但并没有遭遇封杀。有容乃大，在中央电视台，我的最初尝试得到了庇护和肯定。
       2003年2月24日上午，新疆巴楚、伽师地区发生6．8级地震。当时节目负责人白岩松对我说：“去伽师，给你半小时，去收拾一下东西。”半小时之后，我赶往机场。5个多小时的军用飞机，再转乘7个多小时的卡车，凌晨，我到达了伽师。落脚在一片瓦砾、断壁残垣之中，人们在举行葬礼。我立刻明白了，什么是新闻。新闻像一盆水，兜头浇下来。
       这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可以触摸的，让人置身其中的东西。
       早晨，两个小姑娘在倒塌的校舍边烤着火，她们是新闻，一位从废墟中走出来的老大爷，一只脚上是皮鞋，而另一只脚上是布鞋，他也是新闻，在倒塌的半截房子里，湿漉漉的被子，发霉的气味，让我对新闻的定义有一种顿悟。在那里，我突然找到了自己的欲望所在，我捕捉着新闻最鲜活的元素，采集着那从土壤里一片片长出来的，带着露水和生命气息的新闻。那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一个记者，他的使命不就是去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去找到真实的新闻吗?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我要找的新闻。
       我必须去行动，去改变
       《新闻调查》的许多揭露、批评性的节目，都意味着记者要经历一番曲折的采访，甚至要深入危境之中，在虎穴狼窝里与恶势力斗智斗勇。《深圳外贸骗局揭秘》是我跟踪拍摄深圳骗子公司的一期节目。那些设置骗局的外贸公司一切都是假的。他们与黑社会相勾结，雇佣打手，企图把他们的骗局进行到底。
       我在追踪采访中，便与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打手短兵相接。他们随时都有攻击的可能，危险步步逼近。他们大声地呵斥驱赶着我。我不动声色地向摄像师递了一个眼神，看到摄像师并没有惊慌，他腋下夹着包的姿势表明，他正在拍摄。我知道面对的是一群随时可能动用暴力和血腥手段的黑社会打手，但我必须与他们周旋，这也是采访的一部分，是节目中最有张力的元素，可以更清楚地让观众了解到骗局的真相。
       在那样的场合，我反而觉得兴奋、刺激。那些家伙把自己打扮成早期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模样，戴着很粗的项链，有几分粗鄙，张牙舞爪。我甚至想揶揄他们几句：“瞧您这副行头，太老土了。现在吃这碗饭的，人家早都扮绅士了。”
       当与这些具有危险性的人过招时，要了解他们的爆发点，接近他而不是触怒他，让他们充分表演，这是新闻最有震撼力的东西。
       我知道，自己必须是清醒的，而不是麻木的。要通过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去发现那些比戏剧更具戏剧性的真实生活。
       我必须去行动，去改变。
       我需要去批判，也需要去同情。我需要感受人们的痛苦，再通过我的采访表达出来。在道德的重建、社会公共体系的不断完善中，一个记者，到底能做什么?
       我看到了伤口。那是中国的伤口。记者的职责在于：把溃烂的伤口挑开，挤出脓疮，让鲜血流出来，给人们以治愈的希望。
       社会当中埋藏着无数故事，只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揭示。虽然不能寄望新闻报道会改变世界，但毕竟可以去渗透，去影响大众文化的土壤，努力营建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
       在精神病院采访，那些通过治疗得以控制病情的人们，围坐在我的身边，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没有人能相信，他们都曾在发病时杀过人。当他们不由自主地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从自身到他人的双重悲剧便上演了。
       所以，我们应该更关注人，人的命运，人的幸福。人们常常把同性恋者视为异数。但有谁能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有谁倾听他们的诉说?在采访艾滋病患者的那期节目中，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是那么渴望说出自己生活的真相。那个身为同性恋，也是艾滋病患者的小伙子，直面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把蒙在身上的羞耻的幕布扯了下来，他们期待着人们理解他们并非异端的生活。
       我策划的节目多是主题性的调查。我把它看作是记者的一项使命，常常是，我的调查得不到专家相关的研究数据，采访必须承担很多社会学调查的任务。甚至，我的调查成为相关事件处理的某种依据。
       实事是我的后盾
       对于女记者，首先必须非常具有职业水准，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不要让同情心成为绊脚石。我在采访中追求一种境界：不见刀光剑影，却见衣衫尽裂。
       在我完成的众多“基本是对抗性”的调查报道中，采访常常会充满质疑，咄咄逼人。当对方明白无误地开始“对抗”的时候，我便以自己特有的柔和的犀利步步相逼，问到死角，同时又要把握节奏。通过层层剖析，还原事实本身，穷究事实真相。
       我的“采访探索”曾引起很大争议。在《双城的创伤》里，我作为调查记者，该不该抹去被访孩子的眼泪?在《张润栓的年关》里，我该不该用手语?在《时空连线：飞越的极限》里，我该不该在演播室里对不幸身亡的教练和队友进行锋芒毕露的质疑、毫不留情的提问呢?作为一个女性记者，职业让我必须坚硬，思想让我清醒尖锐，我不能因为心存怜悯而失去批判的力量。
       我没有放弃对新闻采访新形式的探索。面对争议，我有自己坚持的理由：如果一个新闻记者不受争议、不受评论，那才是最失败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背叛，而是坚持。
       其实，我也曾经历迷失自己的时刻，去模仿别人说话的方式。当娴熟的职业化操作与杰出的个性相结合的时候，便达到了一种超然的境界。
       (王丹摘自《魅力制造》，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