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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当我住在南太平洋岛国塔希提首都帕佩特时，手头非常拮据，我以每月3美元的租金租了一所离城约35英里的房子，虽只有一间屋子，四周却有两英亩肥沃的土地。我决定搞个菜园。
       然而种菜的经历令人失望。无数只小红蚂蚁搬走了大部分种子，剩下的好不容易冒出点儿绿芽，又被地蟹吃光了。但我决心再试一次，于是又向美国邮购了1美元新种子。不过当我清除杂草时，发现蚂蚁和地蟹早已在等候了——看来我只能靠写作维持生计了，走投无路的人都这么想。
       那天下午，我正在处理生锈的打字机上的污垢时，住在附近的一位名叫霍浦生的中国人驱车经过。我知道他有个园子，便叫住他，把种子给了他，并告诉他每个小包里包的是什么种子：莴苣、扁豆、南瓜、西红柿、玉米。他咕哝地问道：“要多少钱?”
       “不要钱。”我回答说，“就算我送给你的礼物。”他的一双黑眼睛闪着光，但没有其他方式流露出感情——中国人总不习惯拥抱之类的礼节。
       我立即忘掉了霍浦生，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个问题：在我能写出一篇文章或小说并把它卖出去之前，如何用128法郎——约合5美元——生存下去。即使文稿寄到美国后立即发表，在至少3个月内我也没法指望收到支票。
       3天后，我正在搜肠刮肚地写一篇文章，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来人是霍浦生，他带来了三个西瓜，一瓶酒，一篮子鸡蛋和一只母鸡。“一点儿小意思。”他说，说罢便匆匆走了。
       他慷慨的礼物无异于救命之物。我立即计划美美地吃一顿鸡肉，可转念一想，又把鸡拴到院子里的一个木桩上，用食物喂它。
       从新西兰去美国每月一次的轮船应于次日清晨抵达帕佩特。为了省钱，我决心亲自步行把文稿送到船上去。天快亮时，我到了帕佩特，这时轮船正进港。我默默地祈祷了一番，把那宝贵的包裹寄了出去。这时一位秃顶、矮胖的中国人过来问我：“你认识霍浦生吗?”
       这个人说他叫李胖子，是霍浦生的朋友，在帕佩特开了家商店。霍浦生曾写信告诉了他种子的事。我早晨坐公共汽车走后，李胖子便走了。然而我到家下车时，司机交给我一只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巧克力、坚果、一瓶酒和两件丝绸睡衣。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霍尔先生，这是给你的。李胖子。”
       这段时间里，我专心致志地养鸡，写作，差点把李胖子的酒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房东和他的孩子们来串门，我便和他们分享了那瓶酒，把李胖子送的巧克力拿给孩子们吃。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门廊上发现了一些香蕉和橘子等。从那以后，我再没缺过水果和鱼，全是房东送来的。这得归功于那瓶酒和巧克力，不过最终得归功于霍浦生。
       如今霍浦生的园子丰收在望。他既是一位园丁也是一位面包师，因此每周4次他总在我的门前留下一个松脆的面包或馅饼——无论我说什么都不能减少他对那份种子礼物的感激。
       在我第三次去城里取邮件时，那位女职员说没有我的邮件。我刚要走，她却又问了一次我的名字，并说：“有你的信，欠邮资50生丁。”
       付了这笔邮资后，我只剩下一枚25生丁的硬币了。幸运的是信封里有一张500美元的支票——我的稿子被采用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我可以回美国去了。临走那天，霍浦生和李胖子为我送行，送别礼物是一篮子西红柿和10个玉米——用我送他的种子种出来的第一批果实。
       在船上，我请服务员把玉米煮了作为我的午餐。饭桌上唯一一位同伴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他连头也没点一下就坐下了。从他看菜单时的表情，我判断他对食物方面特别挑剔。这时，冒着热气的玉米端了上来，他惊讶地瞧着，然后便毫不客气地吃起玉米来。吃完第三个，他又伸手去拿另一个，说道：“服务员，这些玉米是从哪儿来的?菜单上没有啊。”
       “它是你对面的那位先生的一份礼物。”
       他很快扫了我一眼，“那就请接受我的谢意，先生。”他说。我离开时他还在吃玉米。
       半小时后在甲板上，他朝我走了过来。“年轻人，那玉米真好吃。”他说，“我吃了6个!要知道，我的胃不好，玉米是吃了不至于胃痛的少数几样食品之一。你是怎么得到的?”
       我向他谈了美丽的塔希提岛和岛上的居民，他非常感兴趣，问我想没想到把这些写下来。我解释说写作是我的职业，于是他看了我6篇短文，然后说：“4篇不错，你要多少钱?我忘了告诉你我是美国一家报社的经理。”
       我想问这4篇短文一共要100美元是否太多，他却没等我开口又说：“每篇给你150美元，而且我想请你去报社工作，满意吗?”我承认，这太令人满意了——的确如此。送一包种子作礼物所带来的一连串好运气恐怕是难以估价的，而这一切都来自一包价值仅1美元的种子!
       （傅振宏摘自《文学天地》2006年9月上半月刊，安玉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