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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约880万，而全国高校计划招生530万，录取率大约为60％。这就是说，落榜生大约有350万左右!
       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国家包干的国度里，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爬过这座山，是一番人生，爬不过，又是一番人生。恢复高考29年来，中国的主流社会一直关注着大学生，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但是很少有机构和组织，把目光真正转向高考录取线之下的年轻人。就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落榜生。
       一考定终身
       2006年6月，李仪所在的北京市高考录取线公布，李仪知道自己落榜了。“没有亲身经历，就永远无法体会到落榜生的艰辛。”李仪的父亲李天宝无奈地告诉记者，自己就是80年代初的落榜生，之后，被社会招工，上过夜校，因学历不够，提干屡屡泡汤，甚至搞对象也被未来岳母瞧不上眼。现在还不到50岁，却被单位要求提前退岗。
       “看看我的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活得排场。”李天宝说，儿子不懂事，经常说什么“高考不是唯一出路”，“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他不知道，这些话都是安慰那些落榜生的，“脚下有路?有什么路呢?”李天宝说。
       李天宝的心情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家长的心态。孩子们平时朝夕相处，平等和谐，但经过一场高考后，分数线以上的人成为“天之骄子”，分数线以下的人只好自谋出路。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就是考功名，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的高考制度对于农村来说，更是这样。
       山西省临县一中的副校长李小平告诉记者，他们这个穷困县里的高考落榜生的命运，在近30年来并没有多大的改观。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可选择机遇非常稀小，不上大学，就只能务农或打工，当然脑子活泛一点儿的也可以经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落榜生混迹在打工者的队伍中。
       李小平从事高中教育近20年，他说，高考落榜生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他们不能自然地融入到乡村没有知识的人里面，村里的人还经常嘲笑他们“五谷不分”。所以，这些人往往显得清高，孤独，一些人主动迁徙到城市去打工，成为介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出路在何方？
       随着国家政策的阶段性变化，高考落榜生在过去29年里呈现出了不同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初，一部分落榜生参军复员后就可以被安排工作，一部分落榜生可以接替父母的工作，叫做“接班”，还有的落榜生通过社区组织的招工信息找到工作。当然，也有一部分落榜生会学习各种技能，自己创业。
       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年轻无业者过多，城市的犯罪率就会升高。以北京为典型的中国大城市里，除了用降低录取线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外(很多年来，北京市的高考录取率都保持在70％上下)，政府通常会把安排落榜生就业当做重要的社会稳定任务来抓。
       80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岗位缺人现象严重，高考录取线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分层，但大体上，大学生和大城市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各谋其事。
       到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一部分落榜生没有大学生失去“铁饭碗”的顾忌，开始从事粗放工业或第三产业，他们中有的人一夜暴富，成了时代的弄潮儿。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考上大学的同学提起他们时大都心态微妙。但毕竟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落榜生普遍比不上大学生，待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大学生的优势又逐渐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职业教育逐渐兴起，一部分怀着大学情结的落榜生上了职业大学或民办大学。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基本沿袭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思路，许多学校以升学为目标，教学以考试为指挥棒，职业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离，培养的毕业生不被市场所接受，就业率极低。大学体系辅助的职业教育的落后，使得落榜生的现实命运，更具悲剧意味。
       90年代中后期以后，大多数落榜生会选择继续上学或者复读，复读考不上就再想别的办法，比如专升本——而很多职业资格考试(如司法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试)还都有本科文凭的要求。
       但此时，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却一年比一年严峻，出现了大学生相对过剩的局面，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甚至比非大学生都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高考并不能像上世纪的后20多年里一样，能直接改变人的命运了。尽管如此，从长远来说，落榜生比大学生的起点仍旧要落后。不能否认，在中国的大学，即使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仍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占有一个相对优质的社会资源。
       一面是高考的独木桥，一面是高等教育的体制性缺陷。那么，我们的年轻落榜考生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未来呢?
       走进多元人生
       1991年张占伟考上了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本来学习成绩优异的他，因为要照料瘫痪的母亲，最终在高考中落榜了。在张占伟上学的那个时代，除了这种重点高中的特别班级，落榜更像是一种集体的宿命。在升学率只有40％甚至更低的时候，能够进入大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只是少数人的幸运而已。多数人还是要带着种种不情愿，从此告别自己的校园生活。
       对于类似张占伟这样出身普通农家的学生来说，摆在他们面前更加现实的景况是，在接受了十多年学校教育之后，如何再次适应祖祖辈辈习惯的乡村生活。而对于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农村落榜生来说，除了复读之外，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务农，要么打工。
       在落榜后的出路上，城市孩子比农村孩子相比有着更多的选择。
       1999年，大学第一年扩招，于晓明班上的同学，高考的情况要比往年好很多。班里有70人，考上专科以上的占一多半，而且不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落榜生占另一半，十几人自费去加拿大留学，这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也有一些人因为家里有关系，虽然落榜但上了大学，如去读军校的，剩下有的同学复读，有的去上民办大学。他落榜后上了民办大学，一年后退学开始了自主创业，现在拥有一家二十几个员工的电脑公司。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孩子如果在高考中落榜了，选择未来的余地还是广泛得多了。随着高考政策对于复读生的放宽，更多的孩子可以选择再考一次。此外，成人高考、自学考试、民办高校乃至出国留学都是可以继续学业的方式，只要你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高等教育的大门还是迟早会向你敞开的。但是接着出现的困惑就是：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读了大学，我们读大学的目的又是什么?面对大学生就业一年难过一年的现实，“落榜”是否还反映着某种更深刻的社会困境?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落榜生现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学历与就业、落榜与发展都归结在对社会的适应性这个问题上。如何加大力度调整教育产业的结构，使人才培养不再只是局限于刻板的学科设置，不再盲目地追求“高”、“大”、“全”，我们的落榜生就有了真正的自尊和出路。
       (舒展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