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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十三年(1924年)3月3日，我出生在日本大分县，故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渔村。高等小学毕业后便离开故乡，一个人来到东京，一边在街道印刷厂里打零工，一边读完了东京市立商业学校，最后毕业于明治大学。
       昭和十九年(1944年)9月，作为二等兵的我应征入了伍，进入步兵第23连，驻扎在宫崎县都城。入伍的时候，新兵送行会在大分火车站举行，我作为新兵代表发了言。同年12月升为甲种干部候补生，第二年被授予军曹军衔，进驻熊本县。也就是说，我是在熊本迎来了日本的战败的。
       当兵之前，因为接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着“怎样为国捐躯”这个问题，然而，一旦成为真正的军人，我才发现，军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世界，这里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现象，长官的指令即为天皇的命令，谁也不敢不服从。这种畸形的现实，使我不由从心里对战争产生了疑问。然而，即便如此，日本的战败仍使我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震惊之余，我陷入到一种虚脱的状态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什么都不想干。
       战败那年的夏天很热，原本颓唐的我们便越发地颓唐。过了一段没着没落的日子后，我终于回到了东京，去明治大学办理了复学手续。
       经过了数次的空袭，东京可以说给烧焦了，到处都是残垣，到处都是废墟。然而，御茶水(东京的地名，明治大学的所在地)一带却奇迹般地得以幸免，受害程度并不大，明治大学也只是校舍破碎了一些玻璃、桌椅板凳少了一些，校园虽因此显得有些荒凉，但可以说并没有少了从前的气势。
       回到学校后，我又见到了可敬的大岛老师和那些曾与我一起讨论过哲学问题的朋友们。分别的时间其实并不很长，然而，经过了鲜血与战火的洗礼，重逢便显得格外的珍贵，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喜悦。
       但是，欢喜的人群中还是少了许多同样熟悉、同样年轻的笑脸，想着他们永远都无法再返回校园了，我不禁满心酸楚，满眼是泪。
       战后的日本社会相当的混乱，物价暴涨，大批流离失所的失业者涌向街头，粮食供应更是极端匮乏。为了实现向民主主义国家的转化、废除建立在地方旧习俗以及封建制度基础上的军国主义体制，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投身到基层村镇的民主运动中去。我先是在东京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故乡大分县。随后我加入了社会党，开始了我的从政之路。
       平成六年(1994年)6月29日，随着土井多贺子众议院议长在众议院会议上的宣布，我当选为日本首相。会场立即变得吵吵嚷嚷，掌声和叫喊声交织成一片……沐浴着人们的掌声，我觉得恍如在梦中一般，眼前的景象似曾相识，让我想起了遥远的从前。入伍后的壮行会上，大分火车站前，也是在这样的掌声中我代表新兵发了言……几十年转眼即逝，当年的渔村青年竟然成了一国的首相。
       那之后的一年半首相生涯里，我走访了韩国、东南亚，美国、中国、加拿大、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每次都同各国的元首或首相进行非常自然和谐的会谈。访问新加坡之前，我决定去血债塔——新加坡的死难者纪念塔，祭奠供奉在那里被日本兵杀害的死难者。临行前，外务省的次官特意来官邸见我，希望我能取消这一行动，理由是，从来没有哪一任首相祭奠过，如果这次我去了，今后的首相就都得去。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怕我影响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我告诉他不必杞人忧天，我去是因为我想去，别人不愿意去那就别去。后来，我就去了，并且向战争中死于日本人刀下的死难者献了花。新加坡对此评价很高。那以后去中国的卢沟桥就没有什么人反对了。不管是去中国还是去亚洲其他国家，我都说：“过去，一些政治家的发言常常偏离常规，虽然不可否认有些人确实拥有着那样的历史观或战争观，但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国民却有着我讲话中提到的认识。”我请他们相信我的话。
       作为首相，我是这样做的第一人。当然，每一次我都受到外务省的反对：“您这样做，将使未来的首相为难。”但是我每次都以“这是首相的决断”为理由，不予理睬。所有这些访问，都赢得了当事国的好感。
       1995年，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为了明确日本的战争责任，反省战争，我发表了“8·15首相谈话”。我在“谈话”中说：“我国的侵略行为和殖民地统治，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了无法忍受的痛苦，在对过去的行为做深刻反省的同时，我们下定决心：绝不再战，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努力……”我认为那篇讲话的发表非常正确，虽然许多人反对并进行了抵抗，我却没有改变主张，因为，若是不能给这段历史正确定位的话，我做这个首相也就没有意义了。我对反对的人说：若是不发表这个讲话的话，我就辞职。于是大家便同意了那篇讲话的发表。
       其实，8月1 5日的首相讲话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为此，自民党总裁河野先生在自民党内做了不少工作。关于怎样措辞，是写“侵略行为”还是“侵略性行为”抑或是干脆写成“侵略战争”，大家进行了多次争论，因为“侵略战争”的抵触太大，为了折中，最后只好用了“侵略”两个字。关于侵略战争，有人做了不少“问题性发言”，其中还包括一些大臣。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发言否定侵略，我们便请他辞职。有了我的“50年讲话”，一切就有了定论，“是否是侵略”就不再是什么问题了。
       2005年8月11日，在日本政法大学召开了纪念终战60周年国际专题研讨会，我曾致信大会，在信中我引用了我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的“8·15”讲话：“在战争结束50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应该牢记历史教训，在开辟未来、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而努力的过程中，再也不能误入歧途。在并不太远的过去，我们曾经因为国家政策的错误发动了战争，不仅使日本国民陷入了危机存亡的境地，也由于我们的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灾难。为了将来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在此，我再一次对过去表示深刻反省，向受难者表明我由衷的歉意，并向国内外所有的牺牲者致以深切的哀悼。自战败之日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我们必须深刻反省过去，清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努力促进国际社会的协调，进而将和平的理念及民主主义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推广。”
       (清风摘自《我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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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山富市(1924年3月——)，出生于日本大分县大分市，政治家，是日本首位出任首相的社会党委员长。毕业于明治大学。于1994年6月30日－—1996年1月11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他是日本历史上首位克服巨大阻力，以首相身份向二战亚洲受害国口头道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