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气十足的现代诗人卞之琳教授，写过一首向来被人称道的中文诗歌《断章》：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人人都道这首诗做得好，简直就是白话诗的骄傲。可它在艺术上到底怎么个好法？较起真来的话，却发现不是人云亦云，就是不知所云。似乎并没人想要追问过，这是怎样的艺术手法，就连卞之琳本人，也未曾打算说破它。
当然也在报章上读到，以前在外文所的同事童道明教授，曾试图接近此间的奥秘。他把这首诗的起因与特点，归结到诗人的独特禀性：
“绕弯子”是卞先生的一个独特的思维方式。他的文章，如上边提到的《布莱希特印象记》、《漏室铭》，都被他“绕弯子”绕出了深刻的精彩。我现在想，就是他的那首名篇《断章》，好像也是有卞之琳式的“绕弯子”痕迹。……有了“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一“绕”，就默契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在桥上看风景的人，也就进入了风景之中，卞之琳于是给我们拓开了一个新的审美空间。从此我们再读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就有了“人在风景中”的联想，因为“相看两不厌”的诗人与敬亭山，都成了我们的审美对象。（《卞之琳：人在风景中》，童道明著，《北京青年报》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只是，问题并没有就此澄清，相反倒是刚刚被提出：这首诗到底绕的什么“弯子”呢？绕个“弯子”又能好在什么地方呢？——由此就要引入这里的话题了。具体而言，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挑明，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明确了卞之琳跟法国作家纪德的深刻渊源，才有可能醒过味儿来：原来构成这首《断章》之主要构思的，很可能正是源自纪德小说的纹心结构！万德化（Artur.Wandcga）先生在其新书《安德列·纪德〈伪币制造者〉一书中的纹心结构》具体展示了这种纪德式的构思技巧：
纪德创造了一个人物间相互映照的关系，依据他们之间的相同与相异，将各人相互联系起来，又或者将他们区分开来。人物之间的双重关系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但也使得用单一方式对它进行解读变得非常困难。这个技巧创造了一本“小说中的小说”，因为纪德的小说，也就是另外一个人物（即爱德华）准备创作的小说。……纪德的“纹心结构”的构思带来的其中一个效果是，小说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对位作品。为了取得这个效果，他多次使用从音乐中借鉴来的比喻手法。因而居伊·米萧对此评价说，纪德的作品构成一系列的“赋格曲式”，也就是说，主题和对位部分对抗追逐又消弭互生的音乐作品。（96页）
接着作者还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迷宫式的互见技巧，起初来自纪德对于纹章图案的玩赏：
……在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信件中，纪德写道：“我看到了一块这种风格的小牌子，就对上面的纹章研究开了！太吸引人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纹章——盾牌正面的图案中央再镌刻一个较小的同样图案，纹心——就是盾牌的中心；两者利用镜子的某种自然特性，尤其是它特别的显示能力。一个安放合适的镜子可以让我们看到背后发生的事情，即是“镜子的游戏”。（100页）
于是，从纹章艺术到纪德小说到卞之琳的诗，就勾勒出了非常明显的“影响—接受”关系。而我们借着对这种鲜为人知之关系的揭示，也就进入了比较文学最为擅长的领地，可以管窥纪德进入中国以后的种种文化效应。
无论如何，卞之琳本人曾经明确地讲过：“三十年代中期起，我已经开始更欣赏安德列·纪德后期明朗、陡峭的小说文体。”（《山山水水·卷首絮语》，卞之琳著，香港山边社一九八三年版，8页）而他的专门研究者江弱水也曾写道：“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卞之琳对纪德保持恒久的兴趣，并孜孜不倦地移译，而且每当结集印行时又总是用心写作序文……纪德对卞之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卞之琳诗艺研究》，江弱水著，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207页）
纪德的影响当然远不止此。研究者不难在他与另一位当代中国作家之间，找到更为确凿的渊源关系，这就是旅居巴黎的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
程抱一先生坦言，自己十分喜爱纪德，纪德的作品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将这种感受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天一言》中。他详尽地描绘道：“我们把所有出版的翻译书都找来读，诗歌、小说、剧本和论述，不遗漏任何作家，……但是，两位本世纪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纪德，对我和浩郎，以及许多这一代的青年，确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纪德研究》，朱静、景春雨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二○○五年版，383页）
遗憾的是，通常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旦找到诸如此类的关系，往往就把线头撂在那里，似乎发掘工作已经完成了。然则，今番借着纪德的案例，可以说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实则要复杂和微妙得多，不能停留于一些表面的接触痕迹。
的确，单从表面的文字记载看，纪德在中国的影响可谓不小。只要稍微钻一钻图书馆，那么从其最早的介绍者赵景深，到其最早的译者穆木天，再到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要译者卞之琳和盛澄华，以及主要的研究者张若名和盛澄华，乃至于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兴起的翻译和印刷热潮，还有散见于各报刊上的研究论述，这一大堆白纸黑字的史料，太够写一篇洋洋洒洒的纪德接受史了！
然而，如果不把追问留驻于此，其实也不难发现，前边程抱一基于其独特经历而给出的关系描述，恐怕还是太过简单了一点。事实上，现当代中国作家中，并非人人都有幸去过法国，更不要说拿它当第二故乡。由此，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远在巴黎文化圈中的种种事实，即使已被翻译成了中文，也仍然显得相当生分和隔膜，甚至坚硬得难以消化。
而纪德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意义和戏剧效果的，就要数当代小说家徐星的成名作《无主题变奏》了。曾有评论者在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中涉及到文化间的水土不服：
这位流星般划过中国文坛、本身谜一样的作家，让他如谜般的主人公数次企图完整地、用心地阅读一本谜一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而终归失败，这样，重重的谜团围绕着一个文本不断衍生增值，使之充满神秘的魅力。（《永无尽头的生活：重读〈伪币制造者〉》，毛峰著）
原来纪德写的竟是这样一部“天书”！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再来反思他与中国的文化关系，判断就会大为不同了。照我看来，恐怕真正构成了挑战的，并不在于怎么去罗列和夸大他的影响，而在于反思这种影响所受到的文化限制。
顺着这样的思绪，再来打量下面的统计数字，自然要生出相应的警觉。我曾间接读到，金丝燕教授在《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一书中列举过，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中国对纪德作品的翻译是相当可观的，达十二部，仅次于莫泊桑（三十九）、巴尔扎克（二十四）、左拉（二十）、莫里哀（十八）、罗曼·罗兰（十五）、雨果（十四）等如雷贯耳的名字，超过福楼拜（六）、都德（五）、司汤达（四）、卢梭（三）、伏尔泰（三）等同样耳熟能详的名字。”（《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金丝燕著，南京大学出版社版，316—320页；转引自北塔的《纪德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二○○四年第二期）
我当然相信，这些考证工作是扎实无误的。不过，要是轮到我进行此类考察，那么只要能做得到，我还想把活儿干得更细些，不光要统计相关译作的种类，还要至少看看它们各自的印数！在这方面，凭我的出版经验，只要后一种数字也能被统计出来，恐怕前边那种空洞的排名，就会被整个地颠覆掉。可以肯定地说，不要说妇孺皆知的卢梭了，几乎跟前边列举的所有其他作家相比，纪德在中国的影响都更小！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到了另一种判断：“在中国，纪德好像是人们熟悉的作家，但实在又并不熟悉，甚至可以说还很陌生。”（《纪德和他的〈刚果之行〉》，徐知免著，《读书》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
这种矛盾说明了什么？——不妨这么讲，至少在中文语境中，纪德属于那种更被研究者关注的作家，而不是被大众所阅读的作家，从而他的作品更像是学术议论的话题，而不是审美欣赏的对象。而且我要说，这种情况还不能只用蛮横的政治外力来解释。尽管由于纪德的那本《访苏归来》，确实曾在中国造成了对他阅读的中断，但是，即使到了这本书于苏联解体后在大陆重新畅销的时候，人们对于这位法国作家的赞赏，仍然主要局限于他在政治上的冒险，而不是他在艺术上的探险。
其实，如果仅仅从理性的层面，人们原本并不难理解，纪德在艺术上进行了何种探险。正如萨特所评论的那样，纪德借助于《伪币制造者》这本书，创作了一本反小说的小说，——也就是说，他以小说问题的形式来否认小说本身，创作了一部写不成、也无法写成的小说。
同样，如果顺着时间的序列，人们原本也不难想象，这种开了新小说先河的实验形式，既可以说是最无形式感的现代生活的贴切形式，也可以说是最无归宿感的现代生活的贴切形式。甚至进一步说，从一个作家的意识流而言，这也可以说是尝试去刻画某种更高的真实，比那些虚假的完整叙事更加真实。然而，理性把握并不必然带来感性的共鸣，从而并不必然带来图书的流行。纪德书中滔滔不绝的大段议论，毕竟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令人想起著名的塞纳河左岸热闹非凡的咖啡馆文化。这使我们在羡慕巴黎的文化氛围之余，又不禁怅然地想到，要是这本书不是翻译给二十世纪的北京，而是翻译给十世纪的开封，效果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那个时候，中国的京城也像法国的京城一样，经由开科取士，聚集了举世最多的可以共享同一知识结构的读书人！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宋人那么喜爱利用浓缩了文化信息的典故？为什么宋人那么热衷于辩论？为什么宋人居然议论未定，而强敌便兵马过河？……而且我想，宋诗之所以特重理趣，其终极的原因只怕也落在这里。也就是说，对于钱锺书在《
谈艺录》中提出的所谓“诗分唐宋”的艺术风格问题，我倾向于转而给出一个更具社会学意味的解释。——你当然可以雄辩道，想要把握这个复杂的世界，终究需要更多的智力参与，所以艺术上的“席勒化”倾向终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从特定的游戏规则来看，无论是宋代的诗歌还是纪德的小说，都毕竟先要有普遍发育的高级心智来垫底，才能激发出相应的智性快乐。
还有一点，尽管纪德的这种纹心结构，打破了传统小说中写与被写、看与被看的界限，然而此中的奥妙，对于普遍更具有文学野心的巴黎而言，也是肯定要比在专业作家与文学受众之间壁垒森严的北京，更能得到广泛的共鸣。说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一声——尽管纪德的作品肯定要属于小众，然而我们这座城市眼下所能拥有的小众，由于文化水准的普遍滑落，其规模也实在是太小了。
说到这里，又想来回顾对于方法论的检讨。在跨文化的研究中，“通”与“隔”构成了一组有意义的对立关系，意味着对于外部信息的接受或障碍。而通常情况下，比较文学的从业者们，大多着意于文化间的相通点，觉得只有找到了影响的实效，写起论文来才有话说。殊不知，其实文化之间的相互隔膜，同样可以构成跨文化的研究话题。要知道，文化观念并不是匀质的白水，可以随着势能向四处平缓地流动，而终于均摊成了一潭静静的死水。恰恰相反，这种文化观念本身，就足以在各个文明和语种之间，构成某种难以跨越的障碍。缘此，借助于对理解和欣赏障碍的分析，反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体察——各个文化的再生产机制是怎样的、从而各个文化的主导特点何在？
正因为这样，跟那些总是倾向于夸大这种关系的专门家不同，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害怕承认：当纪德这位法国大作家来到中国之后，其文学影响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不能发挥他的影响，但却注定只能影响那些影响人的人，那些懂得分析文学技法的人，那些足以对外来的美学风格进行深度借鉴的人。
恰是基于这样的承认，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才能被顺势揭示出来：尽管了解纪德的读者并不多，然而纪德以《伪币制造者》一书所倡导的风格，借助于那些足以影响人的人，却不觉在中国大行其道。在这个意义上，在中文的语境中，我们既可以说，纪德不大为人所知，也可以说，纪德竟是深入人心。若非如此，又怎么会导致开头所讲的卞之琳那首诗的例子？——事实上，人们早已见识过了化作现代文学文本的纹心结构，甚至也曾朦朦胧胧地迷恋过这种纹心结构，只是他们还不知道那东西被称作纹心结构，更不知道那是源自纪德的文学技法！
再举一个大体类似的例子。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纪德当年的创作纲领是：一个小说文本，应当尽可能多角度地看待一个过程，从而在一种对照的视野中，像历史学家费弗尔所说的那样，不错过那些特殊的、个别的、不规则的，同时也就是最有趣的东西。在这样的创作纲领之下，在纪德笔下，各种各样的文体，各种各样的视角，各种各样的语气，既构成了随心所欲的文本的狂欢，也构成了最无形式感的杂糅形式。在这方面，我们都知道，罗兰·巴特给出过精彩的分析。
若要寻找这方面的视觉对应物，那么，只要闭上眼回想一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再把这条线索一直拉到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外墙，就能明白无误地感受到，这样一种拼贴的风格，作为最含有现代气息的杂糅风格，当年乃至往后，都曾贯穿在纪德及其继承人的文化圈子之中。而我正巧刚刚应邀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二○○七年度“学院之光”的颁奖，在那里再次领略了中国年轻画家们躁动而刺眼的视觉创造。这些年轻人大概不怎么了解纪德，更不会晓得他原本是前萨特时代的法国文化盟主，但他们却本能地接受了艺术的杂糅形式，甚至已经把这种文本的狂欢弄得无处不在了！
最后，尽管也许有些班门弄斧，但我还想提出一点个人的想法，来向专门研究这种纹心结构的先生们讨教。我觉得，纪德文学作品的纹心结构，虽是来自古老视觉（纹章）和听觉（赋格）艺术的启发，然而它在实验小说中的效果，却更像一圈圈的涟漪，或一个个的连环套，它们在反复重弹着和再现着，以强调作者所看重的永恒主题，从而嘲讽地告诫着人类命运的前定与无奈。正因为这样，我以为，虽然对于此种文学技法的微观和结构分析，肯定是不无启发，而且非常重要，却仍然脱不开对于思想内容的宏观把握。在《伪币制造者》中，拉佩鲁兹和爱德华曾经有这样的对白：
“现代音乐的全部努力，是使我们最初认为不和谐的某些和弦变得可以接受，这点你是否发现？”
“正是。”我回答道，“最终一切都应变为和归结为和谐。”
但究竟和谐与否，却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由此可知，在这种纹心结构中间，还是潜藏着纪德对于人类命运的持久的关注与质疑。这位出名善变的作者，对此或许并没有既成的答案，因为据说上面的两位主人公，都表现了其个性的某一部分。然而也正因乎此，我们也才能把这位作家的心向，同此前此后的其他作家联络起来，看出纪德问题的广泛性，正如我在二十多年前所综述的：
垮掉了的理想使人发生了“垮掉的一代”的《嚎叫》（金斯伯格）；存在的荒诞不经逼出了表现主义的梦魇般的离奇古怪；历史的失去必然性决定了荒诞派戏剧的反戏剧性；人心的不安导致了意识流小说的个人焦躁的前后跳跃与颠三倒四；世界的非理性化导致了超现实主义的“破坏就是创造”（巴枯宁语）和创作自动主义；人性的“物化”派生了新小说派的失去人物和突出物体；人间世的漫画化引出了黑色幽默小说的漫画调子；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传染了现代丑音乐的不和谐、忽视乐思、否定调性、摈弃和声、抹杀旋律、追求强烈刺激效果；（据科学实验证明、连庄稼听这种音乐都不爱长！）世界的垃圾化产生了丑雕塑的垃圾化；生活的充满偶然触发了丑画布上的信笔涂鸦；生活的单调和机械要求了丑建筑的失去个性和故意突出机械化……（《西方的丑学》，刘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
虽然都是旧作中的说法，但我在这方面的基本判定却始终未变。
二○○七年八月七日改定于京北弘庐
（《安德列·纪德〈伪币制造者〉一书中的纹心结构》，万德化著，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七年三月版，2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