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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2001年的那个夏天，刚刚回国放下行囊的我，要去看望病中的姥姥。
       汾河两岸的麦子熟了，吹进车窗弥漫我的是久违的麦穗的醇香，那是我从小便熟悉的田野的气息。刚刚牙牙学语，忙于创作的画家父母就将我寄养在汾河边的姥姥身旁，直到我上学才将我接回武汉。姥姥也随同来到了城市和我们共同生活，后来我结婚成家，她才回到她久别的家乡。
       正午时分，太阳渐渐当顶，姥姥的家也愈来愈近，旅途中本来就一直悬挂的心仿佛顶到了嗓子眼，随着路程的缩短让我喘不过气来。从夜里上火车到早晨到站，我几次用手机拨打姥姥家的电话，都没有人接，而家人是知道我今天要赶回的。于是，一个不祥的预感：手术后的姥姥是否病情发生变化被重新送到了县城医院?
       就在距村子不到30里的时候，我的手机骤然响起来，表妹带着哭腔劝我说：“姐，你不用心急火燎地赶路了……姥姥两天前已去世了，我们不敢告诉你……眼下也瞒不住了……”她接下来的话我已经听不见了，只觉得那一片片金黄的麦田仿佛大团的火烧云从天上罩下来!
       想必我突如其来的嚎哭，让司机猝不及防，他惶恐地将车停在了路旁，连连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撕心裂肺地向他喊道：“我的姥姥，我最亲爱的姥姥不在了!”司机伤感地摇了摇头，稍顷问我，“你姥姥多大年龄?”我哭着告诉他：“86岁。”他重新发动了车，安慰我：“人过百岁也难免一死，再说70不保月，80不保天，老人家86已是高寿，也算白喜事呢，千万别太伤心了。”
       司机这么一说，却勾起我更大的悲痛：“可我答应过姥姥，要给她老人家庆贺88岁大寿的，她说一定会等我回来的。”
       余下30里路，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只知道当出租车开到姥姥家的大院时，眼前白花花的一片，有人举来一块白布迅速裹住我的头顶，披麻戴孝的族人闪开了一条道，我跌跌撞撞地从这条白色的河流中穿过去，只看见一口棺材躺在大槐树的绿阴下——那是儿时姥姥搂着我讲童话的地方。
       我跪下了……
       得知姥姥病重消息时，我尚在伊朗的德黑兰。
       当时，我正在海外寻访郑和下西洋的历史遗踪，伊朗是我计划中要造访的18个国家中第11个国家。从2000年开始的“重走郑和路”计划，整个行程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无疑，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数次远行采访中时间和旅途最长的一次。
       出发的那年，从北京办完前期签证的我直接回到了山西老家。为了取得姥姥的理解，我给她讲起了大航海家郑和，讲叙600年前中国历史上那段被许多人遗忘和淡漠的往事。只上过几天私塾的姥姥安静地听我坐在炕头上絮絮叨叨，她为我轻摇着蒲扇。许久，姥姥停下了手中的扇子：“你说的那些我也弄不大清楚，要有大学问才听得懂。姥姥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干事，去吧。想姥姥的时候，就像上次在美国那样给我来个电话。但是别打多了，费钱。”
       出发之前，我再次去探望姥姥，同时向她辞行。已经85岁的姥姥，身体明显不如以往了，双腿连跨过门槛都很困难。在老家的这段日子里，我哪儿都不去，每天和姥姥坐在炕头儿，望着窗外那棵枝叶婆娑的老槐树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往事。姥姥说得最多的还是我童年的旧事。
       我打小是姥姥和姨们给背大的。那时，大米在连粗粮都吃不饱的北方乡村当属稀罕物了，为了不委屈我这个从南方城市来的娃娃，姥姥及姨们每天都要设法给我蒸上一小碗用粗粮换来的白米饭。即使吃红薯、山药蛋的时候，热气腾腾的笼罩一揭开，也要首先挑一块最甜的留给我。
       姥姥问我记不记得仅挨过的一次打，我笑起来，怎么不记得呢?年幼的我在村里看什么都新鲜：母鸡孵蛋，小狗打架，石榴开花……有一回，我看中了亲戚家毛茸茸的长毛兔，硬是缠着人家将一窝12只小白兔都抱回了家。姥姥一再给我解释，生活贫困的那家亲戚全靠这些长毛兔换油盐钱，应将它们还回去。可是，小小的我脑瓜里根本没有贫穷的概念，姥姥示意舅舅强行将这窝小兔拿走，我竟堵在院门口哭着死活不让走。于是，便有了后脑勺的一巴掌。
       兔子被送走了，姥姥特意带我到那户亲戚家吃了一次饭。掺野菜带苦涩味的玉米窝窝，让我平生第一回尝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味道。姥姥说，从那以后，我竟懂事多了。
       谈起我着魔般的几次“远行采访”，姥姥笑道：“3岁看老。”也是个夏天的晌午，家人从地里回来发现5岁的我失踪了，姥姥和舅舅们发动村里人发疯似地寻了一个下午，连门口那条小河都摸遍了。黄昏来临，正当一家人绝望时，我满脸煤灰出现在他们面前，兴高采烈地宣布：“我知道煤从哪儿挖出来的了!”因为我悄悄搭上了村里车把式二秃的胶皮轱辘大车出了村，到12里地外的煤窑探索能燃烧的黑石头的秘密。
       那次，我没有挨打。
       和姥姥坐着或躺着回忆往事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宁静、最温暖的时光。我甚至希望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永远。
       可是，我还是得出发。上路的那天，姥姥早早地起来了，给我煮好了鸡蛋，让带在路上吃。望着她踉踉跄跄的身影，我怎么也忍不住泪水，怕她见了难受，便躲在储藏粮食的库房里抽泣。两扇厚厚的木门，是我儿时“藏猫猫”的地方。
       “就这么点工夫，人跑哪儿去了?”我听见姥姥拄着拐杖在院里焦急地自言自语，接着又听见她苍老的呼唤声。我冲出去搂住她孱弱的肩，再也止不住地放声大哭……
       我的童年已经一去不复返。
       行囊背好了，村里送行的亲友站满了院子，姥姥神情平静地坐在一把老藤椅上。可是她拄着拐杖挣扎了几次没有站起来，姥姥松开了我的手：“我就坐在这儿，看着你出门。”
       快步走出院门的那一霎间，我回过头。坐在椅子上的姥姥向我微笑着轻轻扬了扬手，老人家的上方是那一树和她的发丝同样雪白的槐花……
       这幅场景让我铭心刻骨。
       在老槐树下姥姥的棺木前，母亲这才告诉我说，我在埃及往村里打电话的时候，实际上姥姥已进入昏迷状态了，但为了不影响我在海外的采访，他们没有透露实情。我不甘心地问，姥姥病重的时候很希望我能在她身边吧?母亲点点头，姥姥内心当然希望，但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让你回家，她说你是公家人，“在为国家忙”。
       为了能让你见到姥姥一面，姥姥的入土仪式特意延迟了一天。家人打开棺木，让我再看姥姥一眼。我伏在姥姥的脸颊上，轻声地呼唤她：“我回来了，你能看我一眼吗?姥姥，我最亲爱的姥姥!”
       一个月后，赴沙特阿拉伯的签证办妥了。当我重新踏上“重走郑和路”行程的时候，背囊里多了一样物品，那是我离开汾河老家的时候，从姥姥的坟头上带上的一把黄土。
       2002年的7月12日，从域外飞来的班机徐徐落在阳光滚烫的乌鲁木齐机场，我走下舷梯，深深呼吸着祖国的空气，将手指触地，然后紧紧地贴在唇边——我以这种方式纪念了一个结束：历经两年完成了对郑和航线上的18个国家的采访。
       2005年的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了我的《重走郑和航线摄影展》。在那天的影展开幕式上，我说，重走郑和路之后我得到的所有赞誉，都不能弥补我失去亲人的痛苦，生命的历程只有一次，那是无法重走的。由此，我也深深体会了郑和及当年跟随他远航的数万名航海者所付出的代价，乃至他们身后的亲人们。他们以对国家的忠诚、不凡的勇气乃至血肉之躯，铺就了一条海上通途，铺就了一条和平之路。这使得我以更深的敬意面对我探索的历史和历史人物。
       2005年7月11日，我和所有的中国人一起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典。
       这一天，我反复默念着一个中国普通妇女的名字，那就是我汾河边的姥姥——卫月香。
       （范健康摘自《爱情·婚姻·家庭》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