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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人有一种强迫症，住得久了，连我都有这种毛病。
       我手里若攥着垃圾，可以走上好几百米，直到眼前有垃圾筒为止；看见地上有纸屑，一定要捡起；口里有痰，就吐在随身带的纸巾里，哪怕身边就是沟渠。
       新加坡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城市，到处丛阴掩映，楼房外观崭新，马路上没有斑驳，城市里空气清新。初到新加坡，总疑惑于这里如何才能控制得如此洁净，后归咎于重罚之下必守规矩。此地罚款之狠、牢狱之凶近于苛刻。起初我也生活得战战兢兢，小心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千万不要触犯了繁杂的法律条令。
       这里的法律包括：禁止乱涂乱画，禁止高声喧哗，禁止浪费资源，禁止公共场所抽烟。用以警示外人的著名案例，就是有个美国男孩，把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套搬到新加坡来，对着马路上的汽车喷彩，后被捉，鞭刑数下，克林顿求饶都未能幸免。据说那年新加坡国际形象极差，总理访问美国，在白宫外等候接见都被拒绝。不过结果是这么多年以来，连素以放浪形骸著称的美国人，在这里都过得规规矩矩的，不敢越界。
       条例执行成了习惯，就感觉不出其间的严酷。我现在生活在新加坡，就觉得很逍遥自在：不必担心在小摊吃饭染病，这里有国家规定的消毒程序；不必害怕人多挤不上车，大家都自觉排队，老人孩子优先上车；不必担心收到假钞，造假那是死罪；在商店买东西不存在坑蒙拐骗，也极少有砍价的可能，明码实价，爱买不买。一切有法律罩着，一切有标准可循，看着似乎刻板，生活起来却很随意，省却许多麻烦。
       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顺带掀起了一股恋爱自由的热潮，许多文人雅士纷纷蹬掉家乡父母之命的原配，寻找自己的soul mate，一时间结了离，离了再结成为一种时尚。但有一个文坛大佬胡适，却厮守着小脚原配安然度过一生。当然，此迂腐之举遭众革命义士的嘲弄，称其为不懂得享受自由恋爱。
       胡适淡然一笑答曰：情愿不自由，就是自由了。
       这也是我对新加坡的理解。
       （陆远摘自《女友》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