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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人从未涉猎的领域，一个人该怎样思想和言说：这就是马丁·海德格尔穷其一生模范地展示给我们的事业。为此我们要感激他。我们所有人，我们这些始终踩着他的肩膀成长的人都是他的学生……他是什么人，他是希望在墓志铭上刻上如下文字的人：他被生了下来，劳作了，又死了。还应加上一句：但是因为他的劳作，他死后的世界与他生前的世界已大不相同（参见文末附书中《柏林艺术界所致的悼辞》，瓦尔特·延斯）。
       被生下来，劳作了，又死了。这是海德格尔为亚里士多德所写的传记。亚里士多德配得这样的传记，也只有海德格尔能为亚里士多德写出这样的传记。实际上，这就是哲学的传记。哲学被密托思生了出来，哲学的劳作构造了西方的历史，又在海德格尔思的耕作中“终结了”。谁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海德格尔的学生不会妄言哲学，不会在“世界观”中安排哲学，不会用“智慧”打发哲学，而是在深究哲学的横空出世中懂得思的肃穆与虔诚，懂得在种种Seiende的规定与超越规定中，离开Sein（是，或译存在）我们就无法完成这些规定以及对规定的超越。海德格尔穷其一生追问Sein，追问Sein的被生状态，追问Sein的劳作，追问Sein的死（终结），追问Sein被生下前的言说，也追问Sein终结后的言说。海德格尔认为自己的一生就干了一件事：重新解释西方哲学。虽区区几字，且质朴无华，却使海德格尔出生前的哲学世界与海德格尔死后的思的世界迥然不同。只要你在思想上有能力属于海德格尔的学生，你就不知不觉中分享并参与了此一不同。也只有思想上有能力分享并参与海德格尔在全新领域言说的人，才会理解在思的领域成为他的学生独享的那份幸福，并深怀感激。
       很显然，这本书是一些懂得感激的人针对那些不懂得感激的人写的；是一些懂得思的虔诚的人针对那些不懂得思的虔诚的人而写的；尤其是为那些踩着海德格尔肩膀长高长大却欲置海德格尔于死地而后快的人而写的。自然会有些怨愤，掺杂着一些不符合思的尊严的言论。思者唯一的运思尺度是呵护思的事情，思者聚集在思的事情中，抵制一切对思的事情的损害，也应该抵制损害的种种方式。结集出版此书的直接原因是法里亚斯一九八七年在巴黎出版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一书，该书在法、德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在法国。该文集是回应法里亚斯的。所幸的是，虽然法里亚斯极力将海德格尔界定为纳粹，但海德格尔的辩护者并没有被法里亚斯的视野所牵制，没有绕到思的事情之外展开辩论，而是直扑思的事情，绝大多数作者的文字都是中立的，分析的，有尊严的。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这样的写作立场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延斯所说：一个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自己有话要说的人，一旦他在阿勒曼人的苏格拉底这里学习过，他的生活就不可能不更认真，他的思想不可能不更加有活力，他的追问能力不可能不更加具有持续性……一旦你在马丁·海德格尔那里学习过，那就意味着：你将被事物所吁请，自然而然就上了路，你就要肩负起风险，在事物的魔力中，思就总是在路途上转易。没有亲身在海德格尔那里学习过的人，恐怕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听过海德格尔的课并不意味着就听懂了他的思，虽然不见得懂，但却可能领略了他追问的虔诚和魅力，魏茨泽克就说，他听海德格尔的课，一句也没听懂，但他认定，这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的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智力游戏，不是概念谜题。思是迎向事物的风，它要卷入到思的事物中去，经受住卷入的考验，上了思的路就要经受住思的种种险象，就要在思的林中路中转易，就不能回到世俗的安逸，就不能躲避思的冲突，而是要勇敢并感激地领受冲突的惠顾与馈赠，把它们转为思的路标和基本语汇，借以向更幽暗的思想边际突围……这是伟大思想家独有的一种伟大的孤独，伟大的凛冽，伟大的险象环生。思想家们宁肯相信自己有一个更为朴素的名字：思者。思想家与思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思者对这份特有的孤独、凛冽和险象环生心怀感激，并且懂得对神的期待，懂得神并不在人的思想的延长线上，相反，神让予了人的可思性，给予人在思想上划界的能力，思者悉心呵护着神的让予，并感激不尽地、小心翼翼地倾听着从各个边际处发出的回响，默默地记录着它们，使之成为思者运思的路标。
       海德格尔是思者。思者沉思。一切思的事情以外的东西，包括对海德格尔运思的评价，都是可以忽略的。海德格尔就是一头耕耘思地的耕牛，埋头耕作，无暇反顾。他的思地就是西方哲学，在这片地上，无数的哲学家留下自己的脚印，思地已经不处在让思状态。海德格尔的耕作便是耕掉板结的土地，恢复思地的生息，使思想的话语获得生命气息，使思地不仅是可筑的，而且是可居的，可思的。至于跟在海德格尔犁铧后面的学生是不是学会了耕作就另当别论了，恐怕更多的所谓学生只会从他的犁铧后面捡拾“成果”，泥瓦匠的眼光捡到了瓦片，命名了瓦片主义，也把海德格尔扭曲成瓦片主义；古董商的材料发现了海德格尔耕作中的古董价值，不管命名为铜币主义还是银币主义，都是绩效经营的行为，甚至还找来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作为作料。但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言，这些善于搞哄人把戏的作料师们终有一天会明白，哲学，只要是严格的哲学运思，终归会回到它的希腊性上来。
       回到严格的哲学运思上来，这对绝大多数以哲学为业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严格的哲学运思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能不能，这需要诸种能力的交集，造化，虔诚，悬置自我，潜心于自由，汇通哲学前、哲学中与哲学后的事情，听任思的事情的吁请。严格的哲学之思，其严格之处在于，在经受住了哲学的种种严格之后，跳出哲学，回到思的事情上来。海德格尔运思的严格并不限于哲学，他的影响自然也不限于哲学，在哲学之前之中之后都闪烁着罕见的迷人之处。但是，即便退一步讲，退进哲学来讲，海德格尔也是一个巨大的哲学事件，哲学史上有几人能与之并列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不妨在这里引一段列维纳斯的话：“我想，在整个二十世纪，如果谁想从事哲学的话，不到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走一趟，那将一事无成，况且，要躲避开海德格尔的哲学也是不可能的事。他的思想是我们世纪的一个伟大事件。不深识海德格尔就去搞什么哲学，那就会弄一些胡塞尔意义上的‘天真’的东西：在胡塞尔那里，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确凿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但这些知识需要深谙客体的客体性，如果这些知识忽视了客体之客体性的状况问题，这种知识从严格的尺度来说就是‘天真的’。”（参见本书《吃惊与失望》，列维纳斯）列维纳斯这里讲的“严格的尺度”我猜测应该是思的尺度。如果从严格的思的尺度来评价胡塞尔的工作，得出“天真的”结论，我倒也不觉得过分。思的事情，在胡塞尔那里是知与识的问题，口号是革命性的，但内容是传统的理念哲学，加上了一个描述的手段，但描述的是现象，现象是意识的现象，意识现象是近代问题，近代哲学的套路，是知与识的问题。近代哲学不可能到达思物领域，甚至不是哲学的渊源处。用思的尺度来衡量，说其“天真”也未尝不可。但列维纳斯在这里是以哲学的眼光把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放在一起比较。我以为，用哲学来比较本身就是值得存疑的问题。海德格尔是不是传统的后物理意义上的哲学家？把海德格尔放在哲学家的位置上能否进入海德格尔思的领域？用思的标准要求哲学，用海德格尔的标准衡量胡塞尔是不是大有问题？用哲学的标准看，胡塞尔的工作意味着哲学史上增加了一位哲学家的名字，而且把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加进哲学史里也是体面的，有尊严的，他的工作也不是“天真的”。可是，如果只把海德格尔视为哲学家，不仅哲学没有增加任何荣誉和尊严，反倒使海德格尔处于尴尬境地，海德格尔孜孜以求的让思物入思（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是损害思物的三种方式之一，而且是最糟糕的损害方式）的思想使命也被一笔勾销了。如果能澄清思物与哲学的不同，能区分开做学问的对象与让思物入思的不同，让胡塞尔归位哲学家，让海德格尔归位思者，我就完全理解并同意列维纳斯的评价立场。从思物的尺度看，不仅胡塞尔是“天真的”，又有几个哲学家不是“天真的”？而从哲学的尺度看，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评价已非常之高，在哲学史上以哲学名义给海德格尔任何伟大的评价不仅不过分，而且都将不足，都是一种扭曲，即便是伟大的扭曲。因为你以哲学的名义给予海德格尔再高的评价，并不意味着你就进入了海德格尔的思物，相反，这恰恰阻碍了人们进入思物的道路，甚至为不进入思物物色到了神圣的理由。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海德格尔的思想就成为中国学界的显学，这固然是学界幸事。因为虽然姗姗来迟，迟到了大半个世纪，他的思想总算来到了汉语思想界，并成为汉语思想界的唤醒者。而在此之前，我们并未真正懂得西方哲学，并不懂得哲学的希腊性，不懂得哲学说希腊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我们，贫弱的汉语思想界都应该对他的思想心存感激之情。也许是我天性愚钝的缘故，我以为，在汉语思想界中，海德格尔的思想文本的阐释基础仍然一片晦暗，翻译中两种语言在话语背景上对峙的紧张感仍然吱嘎作响，我们还没有完成海德格尔思想的话语转换，沉思还没有成为汉语思想界思索哲学的路径，更何况思的事情了。海德格尔成为显学，这并非说思就必然地显示出来了。我们经历的都是相反的经验。思在存在主义思潮中不但不能显示，反倒被遮蔽了；思在现象学运动中使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思想上的分际变得更加模糊，实际上是模糊了哲学与思的界限，既不能归位哲学，又丧失了思物显示的机缘；现在复又出现了国别哲学的倾向，这明明是意识形态哲学（此外还有科学意义上的哲学，后物理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意义上的哲学）玩的又一个花样。我们总是不能纯粹地思，总是不能严格地运思，总是热衷于任意的联系，总是习惯于价值先行。我们学习海德格尔就是要弥补这些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迷失，眼下我们还没有行走在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上，语言言说的路途上，我们还是猜测者，而不是测度者。坚守住哲学的沉思品格，耐得住思想文本锤炼的落寞，甘为后人梯，任思者匍匐攀爬，以期思的事情得以显示和积淀，这应是追随海德格尔思想之人的起码要求。无论翻译海德格尔还是阐释海德格尔都不应偏离思的事情的吁请。
       《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是一本由学生们和朋友们的文章汇编而来的文集。与思物一样，学生和老师这两个词在这本书里有非同一般的分量。老师在这里的意思是：还真有这么一个人，我们从他那里可以学会思想。学生的意思是：他们居然从这位老师那里学会了思想。这些学生们，这些在决定学习哲学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挨饿准备的大学生，“学哲学的意义绝不是增加什么世界智慧或者生活智慧，谁要是热衷于揭这种谜的话，提供世界观和世界观流派的地方太多了，已经足以供他们选择；若是为了选取这些东西，那根本就用不着学哲学……大学提供给他们的东西通常要么是诸多学派——新康德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等等，要么就是哲学的古老的学术分科，它们被干净利索地分成若干专业，什么知识论，美学，伦理学，逻辑学，如此等等，只是打发无根基的无聊而已，别无其他。与这种舒适宜人的、以他们那种方式彼此默契地经营哲学不同，……人们在传说海德格尔时非常简单：思又复活了，过去时代的、相信早已死亡的思想财富又进入了言说，如此这般言说出来的东西与人们在怀疑中猜测的东西大不相同。还真有一位老师：也许可以在他那里学到思”（参见本书《马丁·海德格尔八十岁了》，阿伦特）。还有必要说更多的话吗？什么才是老师？什么才是学生？什么才是大学？什么才是哲学？阿伦特的这些话不就是绝妙的思物圆舞曲吗？在译阿伦特的这席话时，作为一名教授哲学多年的教师，心中百味杂陈，多少人，多少事，自己误入歧途，复又误人子弟。但愿我们的大学里少一些这样的人，多一些思物的明白人：一些真正的老师，一些真正的学生，为了纯粹的学术，早已做好挨饿准备的人，真正呵护着思物、丰富着哲学基本语汇的人，不仅明智，深谙教育，而且虔诚并心怀感激的人，有能力爱与被爱的人。
       （《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编著，陈春文译，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五年版，2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