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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学者胜过一个以色列国王，因为一个学者死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他；而如果一个国王死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合格的人选。”这是林东海先生在其新著《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中引录的《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的一段话。正是怀着对此说法的认同感，作者记述了他与文坛二十八位耆宿的学术交往和深厚情谊，其中有学者大家独特的人格魅力，如朱东润之刚、俞平伯之诚、谢冰心之慈、聂绀弩之怪、林庚之真；亦有鲜为人知的独家史料，如吴恩裕之于“曹雪芹故居”、周汝昌之于“曹雪芹佚诗”；更有对一个世纪以来学者命运、学术走向的探究与思考。
       书名“师友风谊”，取自李商隐《哭刘》诗之“平生风义兼师友”句，所记述者皆是作者亲历，即自序所谓“叙其事、记其言、述其学、存其情”。叙事方面如记杨荫浏、刘大杰、吴恩裕、林庚、周汝昌等篇，均有世间不传的独家史料，这与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写成的面面俱到的列传式人物传记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而最可贵的还在于“述其学”的独到见解。作者在谈到复旦大学的师资队伍时说：“老一代古典文学工作者，主要出身于清华国学院和无锡国专，还有一部分是留洋归来的，今天称‘海归派’。国专长于考据，学院长于论证，海归长于思辨，各有所长，各有专擅。经过院校调整后，复旦的老教师中，各色人等都有，这倒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近亲繁殖，因而学术思想相对地说，比较活跃。”作者受惠于复旦大学的优良传统，得到多位名师的指点，除留日之业师刘大杰，尚有留英之朱东润、“国专”出身之蒋天枢、复旦出身之鲍正鹄、王运熙等，因此作者在“述其学”时一方面概括出前辈的治学路数及特点，另一方面也联系时代学术之走向，道出其学术风格之成因。如总结刘大杰的研究方法是用中外结合的“纯文学”观念研究“杂文学”，用西方进化论的观念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指出姜亮夫一生突出的学术成就在语言学、敦煌学、楚辞学，“而这三门学问的功底全在于文字学”；指出王运熙在学术道路上曾两次实现“转轨”；再如，作为刘大杰先生的关门弟子，作者似乎更多得到了老师的厚爱与真传。他在记先师的文章中说：“先生能考据，但不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论证而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纷繁的文学历史现象中理出文学发展规律的轨迹。”这些都堪称独具只眼的见解。
       作者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后来为了避免文字狱，日记已是越写越短，但流水簿子还是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可以看出，书中许多材料都是以日记为根据的，所以相当真实，记刘大杰、蒋天枢、闻捷等人的言行举止，非常具有现场感，是有血有肉的亲历历史；特别是刘大杰先生论学的谈话，刘先生并未形成文字，非作者之记录则无以传，所以弥足珍贵，从中也看出作者侍坐之勤谨；有些则可能是干瘪的记事材料与头脑中挥之不去的记忆相互叠印，如写蒋天枢来京时自己前去探望一节：“一九七三年十月蒋先生到北京看望他女儿，住在女儿家。十七日，我到万寿路他的住处去拜访。在那年代，做学问是谈不上了，只能聊些家常。他身体衰弱，也不能久谈。告别时，他坚持要送我，一直送到大街。大街边，堆土如山，正开膛修地铁。我们师生俩又在松树下，土堆边，站立许久。一阵寒风吹来，飘起他稀疏的头发，显得苍老多了。”
       显然时间来自日记，细节来自头脑。看过书中这类细节，尤其感到作者用情之深挚。当然，也体会到记录与记忆相叠印的历史还原，这很奇妙。
       在记林庚先生的文章里，作者记录了林庚先生当时算过的一笔账：“解放前，大学教授每个月工资三百大洋，那时是银元。肉那时是两毛一斤，工资高于现在四十倍；现在肉涨到八元一斤，涨了四十倍，工资才八百元，整整下降了四十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的待遇这么低。”虽然时势变迁，今非昔比，但“死者长已矣”，老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享受到今天的工资待遇。
       如今，作者拿着比二三十岁小编辑还低的退休编审工资，住在狭窄老旧的两居室里，用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陈旧家具，并谢绝各种为他装修房屋的好意，依旧每日读书、临池、著述，常挂在嘴边的古人之诗是“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锄”，这些都显示出了一位真能安贫乐道的学者。
       （《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林东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七年版，35.00元）